海外譯文

　　佛教與認知治療

　　阿隆·貝克著 龐美雲譯

　　 阿隆·貝克首創了認知行爲療法(CBT)，有研究結果表明，在治療抑郁障礙方面，確有其先進之處。其治療步驟隔離、重構、拆卸，與佛教的破除我執，有著很大的交集部分，盡管略有不同。阿隆·貝克在瑞典與佛教徒開展的對話，您可窺見認知療法之一斑

　　 2005年6月，我計劃在瑞典與佛教僧侶進行一次公共對話，這機會使我得以向讀者們介紹當今的認知治療，這其中一部分是關于藏傳佛教中認知治療成分和一些新近的心理研究的關系，如注意訓練、認知治療中的意識化、行爲治療中的冥想等研究。

　　 如Matthieu Ricard，一個佛教僧侶所描述的，佛教至少有兩個方面與認知治療有關。首先，它們共同的目的是去除人類精神上的痛苦，諸如狂亂、憤怒、敵意、傲慢、無知、錯覺、痛苦的猜疑，而代之以平靜、同情和安甯。第二，冥想技術的應用旨在于減少精神上的痛苦，冥想中的暗示可減少頑固的對自我中心的執著。

　　 我們可以設想自我熱衷有叁個層面。

　　 第一，在外觀症狀上，無端的混亂、郁悶擔憂以及沈思，是對身體感覺和對自我價值及問題的無意識的自我關注。第二層面上來講，是關于某些事件的意義。最後一個層面，是對那些以自己的目標爲最高級，甚至損害到別人(別人仿佛是爲他們服務的)的人而言的。典型的例子，精神病患者爲這些被強化了自我關注的層面提供了證明：他們的注意力被固定于自己的內部經驗上，把不相幹的事情和自己聯系起來，只專注于自己的意願和需要方面。當然，正常的人也常常顯示類似的自我中心，佛教和認知療法或多或少地想要減少人們的這一特征。

　　 認知治療最初的概念來自于對精神病患者的觀察。早期的研究描繪了病人自我中心的思維方式。我們發現病人們對事件賦予了誇張的個人化意義，這些意義包括誇張的個人危險感、不充足和拒絕。他們的注意力高度選擇化，並排除那些與這些意義不一致的信息。焦慮的病人只看到危險，抑郁的病人只看到失落。由于對錯誤認知的過分關注和客觀性的缺乏，使得他們對于發生的事情認識常有偏離，因而傾向于焦慮、抑郁、社交恐怖，或其他的異常。稍後，我們發現，一些特別關注自己身體的人會導向心理恐慌或疑病。

　　 對于人們對內部、外部事件的過分反應，更精確的微分析應用于日常生活以及精神病理學，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個體在某內部、外部情境下會飛快地(毫秒)地評估：這對我是好的？壞的？這初始的評估是如此飛快，以致于個體根本意識不到。

　　 2．初始評估被飛快地重新評估，然後衰減。

　　 3．或者、是否，刺激撞擊了個體的自我信念集合，或者，個體的信息加工程序進入了自我中心的範式，然後，更精細的分析會出現。

　　 4．第二步，更精細評估被再評估(或重新構造)，如果確定是錯的或者不相幹的，那些信息就被放棄或壓抑了。

　　 5．如果進入更精細程序加工，可能導致有偏差的結論，如概括化。

　　 Matthieu Ricard也爲大部分痛苦描繪了其認知模型：

　　 憤怒和敵意：

　　 1．個體在瞬時覺察到被另一人侵犯、威脅、貶低。

　　 2．這初始的反應由對方引起，也由個體感到被不公正對待的歸因所引發。

　　 3．接下來就是憤怒和報複的沖動。

　　 4．當個體有了被別人或一個群體不公正對待的持續感覺時，敵人的意象形成了。

　　 傲慢：産生于個體自戀的態度，如認爲自己是一個特殊的人或有資格得到特權的人。

　　 錯覺：來自于個體的一些突出的信念集合，這些信念會使他們在某些情境中過度反應。當那些信念特別強烈時，他們會表現得象精神病患者般異常。這些舉止的出現是緣于信息加工過程中，那些價值微小、不相關的信息的價值被過多地考慮、誇大了。

　　 依賴或成瘾：從生理反應的刺激評估方面進行分析。序列如下：

　　 1．個體體驗到了特別的感覺(悲傷或得意)，或者處于某種特別的情境下(如有人在吸煙或得到一臺新彩電)。

　　 2．這刺激他去做一個事情平衡這些感覺，如狂食、購物等。

　　 3．在成瘾的情況下，即便個體知道那是不對的，他也會去做。

認知治療策略

　　 認知治療步驟包括叁個相關的過程：隔離，重構，拆卸。

　　 通過識別其有問題的、自動化的想法(第一，第二步評估)，可評估個體對所發生的事件是否有合理的解釋(通過檢查其證據，考慮多種解釋，檢查其下結論的邏輯關系)。我們通常把這一過程叫隔離。確定了個體有不合理解釋後，就可以把精力集中于最合理、邏輯的信念上(重構)。這一過程的終極目標是客觀解釋的能力，而非個人化(他不是不理睬我，只是想著妻子？生病了？)。個人化的含義的不再重要，即拆卸：思維方式的再定位。當誇大的自我關注的想法開始松動，病人就有能力體驗理解、共情、同情，而不再只是不合情理地憤怒、擔心和自我貶抑。換句話說，當他們的注意力從自我關注的捆綁中解脫，他們的資源會被利用于社會性活動和具體的任務中。

　　 近年來，更具創新性的技術加入到認知治療中，這是British的研究者，包括David M.Clark、Anke Ehlers以及Adrian。在Clark－Ehlers的工作中，使社交恐懼症患者更努力、更有意地關注別人或別的環境刺激，在Well的研究中，對恐懼和慢性的抑郁，通過聽覺集中來進行注意力訓練。

　　 這些新的方法當然可歸于認知方法的範疇，因爲這基礎于認知治療理論，削弱無用的紊亂的信念，加強執行的功能，這樣注意力就可被從自我關注中分散，並被重新分配——這便是拆卸。這一過程可與佛教冥想中的“專注觀照”相比較，不過，在超越性和意識化方面不同，這個更被動。在所有意識化的過程中，個體被指導只簡單地認可意識的流動，不要試圖評估其正確與否。這一過程，看起來與認知治療中的隔離技術相似，把思想看作精神的産物而不一定是事實的顯現。在注意力訓練中，更進一步，那些想法被看作噪聲而不被理睬。如Mindfulness－Based CT一般支持使用意識化策略的療法如Dialectic Behavior Therapy，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其方法雖然與CT的不同，CT的重點在于紊亂認知的改變。

　　 佛教與CT的另一共同領域是對痛苦的信念。認知治療方法已被證明可以減輕各種心理異常的痛苦，最近的研究中，Tom Sensky and his colleagues in London對那些相當痛苦、有壓力的失去能力的慢性病人進行了研究。跟蹤研究表明，病人對疾病的態度和對疾病客觀反映的能力與其體驗到痛苦的程度相關。特別地，了解疾病與發現疾病中積極的因素與其感受到的壓力呈現負相關。越接受其疾病並決定繼續生活的病人，越能感恩于家人和朋友，並更加同情那些受苦的人。

　　 因此，認知治療通過在叁個層面努力以達到減少敵意、沈溺、傲慢等佛教目標：第一，認識和重建其導致焦慮、憤怒、悲哀的有偏的自我指向的信念。第二，減少其固執于自己感情、渴望、思想的注意力。最後，評估與修正其無益的態度。認知治療整合了幾項技術：提高注意力的控製，重構，采用更多建設性的態度。佛教中的精神過程包括隔離和拆卸，其最終目標是痛苦的減少，自由的增加，用理解、共情、同情與別人發生聯系的能力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