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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佛教與西域

  吐蕃佛教與西域

  尕藏加

   西域,在藏文中稱:“黎域”,即現在的新疆南部地區。它是古代東西交通和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亦是佛教最早傳播的地區之一。在曆史上曾對吐蕃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諸領域産生過一定的影響。本文擬依據有關藏文史籍,僅對吐蕃佛教與西域的關系作一初步探討,以求教于專家學者。

  

   一、西域的概念及曆史淵源

  

   西域的概念,在藏文史籍中比較含糊。《黎域懸記》中的西域,特指于阗,即今天新疆的和田市,故《黎域懸記》漢譯爲《于阗懸記》;根敦群培則在他的《白史》中認爲:““黎域”在西藏以北,俄羅斯以南,印度呼它爲:“岡薩夏”,它國則曰“土耳其斯坦”,中國則稱之爲“新疆”,此地之東界,與青海之北部相連,西界則爲拉達克和商旅往還之葉爾羌也。”①這顯然指今天新疆自治區全境。因此,可以斷定西域在藏文史籍中,包括廣義的西域和狹義的西域,從這個角度看,與漢文史料中對西域有二義,即廣義和狹義的記載相類似。但漢文史料中的西域,其狹義爲東則接漢地,以玉門關、陽關爲限,西則限以蔥嶺;其廣義則包括亞洲中、西部、印度次大陸、歐洲東部和非洲北部,無論是廣義和狹義,其範圍遠遠超出藏文史籍中的定義。雖然藏文史籍中對西域存有二個含義,但鑒于吐蕃王朝在西域活動的範圍,將藏文史籍裏出現的“黎域”限定爲今天的新疆南部地區比較妥當。

   對西域曆史的描述,除了大量的漢文史料外,在藏文史籍中亦不難找到。據《漢藏文集》,西域原先是一片大海,後來大海涸幹,便成爲空寂之地。此時,印度王達爾瑪阿輸迦(當是法王阿育王)之妃生下一個相貌美好的兒子,相面人認爲此子命相好,在父王沒有轉生前,會執掌國政。國王因此而大怒遂將小兒抛棄于于阗。由于此小兒子福德,地上生出了一奶頭,小兒吮其得以長大,故名地乳。此後,毗沙門天又將此子授與漢皇帝,漢皇帝命乳率領一萬兵士,尋找于阗。他向西方尋去時,正巧有達爾瑪阿輸迦王治其大臣亞迦夏有罪,將他和兄弟、仆從等七百人一起流放,向東方來尋地安身。二人相會于于阗,遂占據此地,確立王臣關系,並新立一國。地乳王與大臣亞迦夏,也就是于阗最早的國王和大臣。從釋迦牟尼涅槃到地乳王十九歲做于阗王,其間過了二百五十四年。後地乳王之子葉吾拉繼王位並建五城之城。在西域立國後六十五年,即地乳王之孫尉遲森縛瓦即王位五年時,佛法開始傳到于阗國。這是由彌勒菩薩化身爲尉遲國王、文殊菩薩化身爲聖者毗盧遮那,先教給牧人之子以文字和語言,然後佛法才開始逐漸傳布。尉遲森縛瓦王修建了劄爾瑪佛殿和佛像。②

   上文雖有神話的渲染,但爲我們研究古代西域的先民、語言、風俗,特別是西域佛教的曆史,提供了許多寶貴的依據。在《宗派源流史》中,上述材料得到了進一步的的證實,“于阗在《于阗懸記》和《牛角懸記》等經文中有預示……。”③這又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漢藏文集》和《宗派源流史》裏有關于阗的資料是同一來源。其實,藏文史料中有關于阗曆史的資料很多,在敦煌古藏文寫卷P•T•960號裏亦有類似上文的記載。因此,上引《漢藏文集》所載西域曆史,並非孤證。據漢譯《善見律毗婆沙》之“出律記”記載,釋迦牟尼圓寂于公元前485年,那末,我們可以用上文提供的年代,將佛教最初傳入西域的時間推算爲公元前166年。這與兩漢之際佛教從西域傳入中國內地的觀點相符合,因爲佛教在西域得到一定發展以後才有可能再傳播到其它地區。其次,根據有關史料,印度佛教到阿育王(公元前272年至前232年在位)時,已開始從恒河流域擴展到全國各地,並逐漸向周圍鄰國傳播,成爲世界性宗教。由此可見,上文提供的年代不但符合曆史的客觀實際,而且對研究西域佛教曆史有著很重要的價值。

   據《宗派源流史》載:“王令毗盧遮那迎請十六尊者入于阗供奉。到了阗王七世毗阇耶毗羅瑪王時,從天竺來了四位阿羅漢,遵從佛所授記,毗羅馬上修建了迦葉寶塔,並在牛角山上建立格托善伽藍,一王子出家得阿羅漢果,從此以後,佛教在此地大爲宏揚,法王亦相繼出世,建立的伽藍及佛塔之多不可勝數。”。④可見,此時西域的佛教已進入興隆時期。西域佛教自地乳王之孫尉遲森縛瓦王時,開始傳播算起,經五十四代國王⑤的不斷扶持,其間雖然也因戰亂而受過挫折,但最終還是紮下深深的根,得到很大發展。其教義有小乘和大乘;其組織形式有佛殿、佛塔以及許多寺院、僧侶。這些都是符合客觀情況的,因而是可信的。

   據《漢藏文集》載:“據桂•措衍金波鼠年統計,和田地方共有比丘一萬來名。在朵洛和墨格爾地方,有大寺院四座、小寺院一百來座,比丘一百二十四名。在幹尚、帕涅、比爾迦劄、沃古以上、智裏以下的地區,城內外有大寺院二十叁座、中等寺院二十一座、小寺院二十叁座、荒地小廟和佛塔等八百叁十九處。在勒見和貴澤以上地方,有僧伽四百叁十八名。金河以下,格香和杜爾雅以上地區的城內外、察爾瑪以上地區,有大寺院十五座,還有很多小寺院和佛塔。”⑥據此不難看出,當時的西域地區擁有一定數量的寺院和僧侶,它標志著這一地區佛教的隆盛與製度的完善。但從引文統計中出現的荒地小廟、佛塔等盡達八百叁十九處看,這一地區的佛教,經鼎盛時期,正走向衰落。考查其統計年代,《漢藏文集》載:“從地乳王之孫尉遲森縛瓦在位之時佛法最初傳入于阗國起,到統計資料截止的狗年秋九月,共計過了一千二百五十叁年。”⑦如果這一資料來源可靠,其時間可推算爲公元1087年左右。據此,公元十一世紀末,佛教在西域仍有一定的勢力,至少也能肯定佛教在于阗一帶還很盛行。從而說明了公元十一世紀末伊斯蘭教勢力在西域尚未占據統治地位,但又不可否認,此時西域的佛教已經出現衰落的迹象。

   至于古代西域的語言及風俗,《漢藏文集》記載說:“于阗語最初是由文殊菩薩化身爲比丘毗盧遮那教給孩子們的。故稱菩薩之語。西域的文字、宗教多數與印度相同,而世俗的習慣禮儀,大多數與漢地相似。”⑧據此,古代西域的語言及風俗,顯然受到印度和漢地文化的影響,甚至有著淵源關系。

   “據在塔裏木盆地諸古代遺址考古發掘的結果來看,此地在回教侵入以前,文明上的特征乃是由中國、波斯以及印度叁種文化勢力混合而成的一種産物。這種混合的開始一個階段,可以確切的說是同中亞交通在同一個時期。現在所得那種文明最古的遺物都不能比此地所得還早。但是我有許多理由可以相信,當中國同西域最初交通之始,住在塔裏木盆地沙漠田中的那些人民,同我們從西元後叁世紀時廢棄的遺址中所找出的那些用另一種印歐語的人是同一種民族,用同一種語言。”⑨這段引文更進一步說明了古代西域文明是由中國、波斯、印度叁種文化混合而成,而且在古代西城居住的諸民族中有操印歐語的。日前學術界亦接受了這種觀點,認爲古代西域確有許多屬印歐語系的小國。

   “帕米爾地區的各國作爲唐和吐蕃兩大勢力的接壤地帶,雖受雙方的軍事壓力,卻保持了獨立地位。如果我們把視野擴大到整個西部突厥斯坦就可以知道,這個地方變成了東方的唐朝,南部的吐蕃西部的大食,北部的突騎施這四大勢力爭奪之地,而且,該地在政治上伊斯蘭勢力占有優勢,而人口卻突厥放逐漸占據優勢,從而印歐系民族的小國分立時期即將告終。”⑩正是由于諸強民族的爭奪以及突厥族的興起和伊斯蘭勢力的擴展,從中世紀開始印歐系堵小國才在西域逐漸消失。

  

   二、吐蕃佛教的形成及發展

  

   吐蕃佛教的形成及發展,晚于中國內地、西域、克什米爾、尼泊爾等鄰國地區。故吐蕃佛教的形成及發展,同時受到了包括印度在內的以上諸國家地區佛教的巨大影響。也許,正因爲吐蕃佛教吸取了四鄰諸國家地區的佛教之精華,西藏的佛教才經久不衰,直至今日依然在世界宗教舞臺上顯露異采。

   佛教何時傳入吐蕃本土,據《青史》記載,贊普拉托托日年贊時,有《旃檀嘛呢陀羅尼》、《諸佛菩薩名稱經》等從天而降,此爲佛教正法在吐蕃誕生之始。對此,倫巴班智達又說:“由于當時本波意樂天空,遂說爲從天空而降,實際是由班智達洛生措(慧心護)及譯師裏梯生將這些法典帶到了吐蕃。藏王不識經文複不知其義,因此班智達和譯師也回了印。”⑾由此可見,第二十七代贊普拉托托日年贊時,約公元333年,⑿佛教開始傳入吐蕃。但此時僅獲得一些經函,尚未有書寫、翻譯,念誦,講經等佛事活動,而佛教正式傳入吐蕃,是在松贊幹布時期。

   《賢者喜宴》認爲,松贊幹布時,迎請了印度、尼泊爾、克什米爾、漢地等大師學僧,翻譯了《集密寶頂陀羅尼》、《月燈》、《寶雲》、《十萬般若波羅密多經》等佛經,此外還重點翻譯了大悲觀音菩薩之顯密經典二十一部。⒀此二十一部經典大多論述觀世音菩薩的功德。

   松贊幹布時,在吐蕃開始出現佛殿。據《漢藏文集》記載,當時吐蕃興建一百零八座佛寺,具體記載十八座。鑒于當時的佛寺只用來供奉佛教供品,而且其建築規模較小,故稱佛殿較妥。依據有關藏文資料,吐蕃當時還沒有出現出家僧尼。《青史》認爲,松贊幹布命許多人士修禅定,由此獲得神通者亦複不少。這些所謂的神通者只不過是一些隱修者,不可視爲僧尼。

   從拉托托日年贊到赤德祖贊時斷時續的興佛活動看,這段時期佛教尚未在吐蕃真正立足,當時吐蕃的宗教依舊由本教一統天下,佛教只是趁隙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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