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的發展曆史及其特質
尕藏加
【內容提要】
本文在第一手藏文資料的基礎上，首先對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的曆史沿革作了比較系統的梳理，並歸納爲初創時期、中興時期和後期發展時期叁個不同的發展演進階段；其次，以格魯派爲例，對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的模式、內涵及特質進行了較爲全面的考述，尤其對寺院教育中的教材內容、教學體製和學位製度等作了重點闡述。
【關鍵詞】寺院 教育 曆史 體製
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不僅有著悠久的發展曆史，而且具有與衆不同的諸多特質，它在藏族傳統教育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斷言，寺院教育曾在藏族曆史上完全壟斷過藏族社會的整個文化教育。
一、 寺院教育的發展演進曆程
藏傳佛教寺院教育，最初是伴隨佛教的傳播而産生，後來隨著藏傳佛教的興盛而發展。寺院教育大致經過了初創時期、中興時期和發展時期叁個不同的發展演進曆程。
1、初創時期
藏傳佛教寺院教育初創于8世紀，桑耶寺則是開端“寺院教育”的第一座藏傳佛教寺院，迄今已有1200多年的悠久曆史。[①]在桑耶寺內設立譯經院、講經院和修行院等傳播或修習佛教的專門學院。根據《巴協》記載：在桑耶寺大殿四周建有四大洲八小洲之稱的學院或佛殿，如東邊有清淨律藏院(Rnam Dag Khrima Khang Gling)、智慧文殊院(Mkhyen RabVjam Dpal Gling)、妙音語言院(Brdv Sbyor Tshang Mang Gling)，南邊有降魔居士院(Bdul Vdul Sngags Pa Gling)、聖大悲觀音院(Avry Pa Lovi Gling、譯經天竺院(Sgra Bsgyur Gling)，西邊有毗若遮那院(Bee Ro Tsa Na Gling)、彌勒院(Byams Pa Gling)、禅定院(Bsam Gtan Gling)，北邊有聚寶院(Rin Chen Sna Tshogs Gling)、菩提發心院(SemsBskyed Byang Chub Gling)、護法貝哈院(Dkor Mdzod Dpe Har Gling)。[②]從當時桑耶寺各個學院所發揮的作用來看，每個學院皆凸現了各自的專業側重點，如清淨律藏院主要用于講經或出家僧尼受戒的場所，藏族“七覺士”就是在這裏受戒出家，成爲吐蕃第一批比丘僧團；[③]智慧文殊院是研習佛學的場所；妙音語言院是學習多門語言的場所；降魔居士院是專門舉行密宗法事的場所；聖大悲觀音院是贊普赤松德贊修持本尊馬頭明王的場所；譯經天竺院是專門翻譯佛經的場所；毗若遮那院是授記預言的佛殿；彌勒院是預測未來的佛殿；禅定院是專門坐禅修煉的場所；菩提發心院是高僧大德講經和出家人修行發菩提心的場所。
桑耶寺成爲吐蕃王朝的宗教活動中心、文化教育中心，更是翻譯佛經的重要場所。當時赤松德贊從天竺、唐朝等地邀請許多佛教學僧和高僧大德到吐蕃，並偕同吐蕃本族的學僧一起在桑耶寺譯經院從事佛經翻譯，在《桑耶寺簡志》[④]中有具體描述。
特別是寂護在當時主持並講解翻譯律藏經典和中觀思想，從而在吐蕃開創了講經聽法的學風。正如“靜命堪布負荷講說從律藏到中觀的說法重任，打開講聽之風。”[⑤] 這是注重對佛教顯宗理論學習的一種重要舉措。另外，根據《如意寶樹史》記載，寂護在桑耶寺譯經院主持譯經的同時，在桑耶寺清淨律藏院傳授別解脫律儀戒，在菩提發心院傳授菩薩戒，宣講自己的《中觀莊嚴論》和智藏的《中觀二谛論》，建立了佛教顯宗中觀思想的主導地位。
2、中興時期
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經過初創時期，便遭遇朗達瑪滅法運動而徹底中斷，後來隨著藏傳佛教“後弘期”的肇始而複興，特別是噶當派高僧對寺院教育的興起做出了巨大貢獻。1073年，噶當派高僧俄勒貝喜饒(Rngog Legs PviShes Rab)在拉薩以南、聶塘以東的地方(今堆龍德慶縣境內)創建一座寺院，最初叫桑浦乃托寺(Gsang PhuSne Thog Dgon)，後簡稱桑浦寺。當時桑浦寺以弘揚藏傳佛教因明學及佛經辯論而著稱于整個藏傳佛教教育界。俄勒貝喜饒是阿底峽尊者的四大弟子或叁大弟子之一，曾赴康區親近賽尊(Se Btsun)大師，深入學習佛教叁藏，學業圓滿後，于1045年返回前藏，建立講經院，培養了衆多學僧弟子。阿底峽尊者在聶塘傳授佛法期間，俄勒貝喜饒遂前往阿底峽處聽講不少佛經，還請阿底峽和那措譯師翻譯了《中觀心論注》(Dbu Ma Snying Povi Ti Ka)，複請阿底峽撰寫了《中觀教授論》。他建造桑浦寺後，經常往返于熱振寺與桑浦寺之間，溝通關系、交流經驗，共同弘揚阿底峽的教法體系。俄勒貝喜饒去世後，由他的侄子兼著名弟子俄羅丹喜饒(Rngog Blo Ldan Shes Rab)繼任桑浦寺住持。
俄羅丹喜饒(1059－1109)，從小跟隨俄勒貝喜饒叔叔學習佛法，由于他天資聰慧，深得叔叔喜愛，17歲時便派往克什米爾求法，途經阿裏時又巧遇並參加了著名的阿裏丙辰法會。[⑥]俄羅丹喜饒在阿裏得到孜德王(Mngav Bdag Rste Lde)的兒子旺秀德(Dbang Phyug Lde)的資助，使他在克什米爾專心留學達17年，廣拜名師系統研習佛法。留學期間曾應旺秀德的請求，同班智達噶丹嘉布一起翻譯了《量莊嚴論》。俄羅丹喜饒學成返回故鄉後，依然拜師學法不辍，還曾赴尼泊爾拜阿都拉亞巴寨等大師專門修習密法。從尼泊爾歸來，俄羅丹喜饒開始校訂或翻譯佛經，成爲一名著名的佛經翻譯家。同時，他以桑浦寺爲中心在拉薩、桑耶、聶谷那、聶崗土、藏绛喀等地，講經說法，廣收徒弟。他主要傳授因明學、慈氏五論、中觀等佛教顯宗經論，其學僧弟子逐漸達到23000多人，其中能夠宣講佛法的有2130多人，闡釋經論的有1800多人，講解量決定論的有280多人，講授量莊嚴論等大經的有55人。1109年，俄羅丹喜饒在桑耶寺附近的旅途中去世，享年50歲。在數萬名徒弟中有四大著名弟子，即香蔡邦曲吉喇嘛(Zhang Tshe Spong Chos Kyi Bla Ma)、卓羅巴洛智瓊奈、瓊仁欽劄和寨喜饒帕。這四大弟子繼續弘揚俄叔侄開創的桑浦寺教法體系，即因明學和辯經學，在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中得到蓬勃發展。
香蔡邦曲吉喇嘛主持桑浦寺期間，學僧猛增，寺院擴建，寺院教育趨于完善。當時以俄羅丹喜饒靈塔爲中心，在東邊由恰巴曲吉桑格(Phya Pa Chos Kyi Seng Ge)講授因明學、在南邊由嘉強日瓦(Rgya Mching Ru Ba)講授般若、在西邊由仁欽次臣(Rin Chen Tshul Khrims)上師講授現觀莊嚴論、在北邊由雲丹喜饒(Yon Tan Shes Rab)講授律藏。[⑦]特別是恰巴曲吉桑格將因明學分類分科並根據學僧的佛學水平分成五個班級，而且建立相互提問解答的辨經製度，使藏傳佛教因明學或辯論學更加科學化。這一時期除了桑浦寺外，還有不少寺院初步建立了學習五部大論的教學機製，諸如蔡貢唐(Tshal Gung Thang)、德瓦堅熱瓦堆(Bde Ba Can Ra Ba Stod)、納唐(Snar Than)、薩迦(SaSkya)、昂仁(Ngam Ring)、夏魯(Zha Lu)、楚普(Khro Phu)、奈甯(Gnas Rnying)、矯摩隆(Skyor Mo Lung)、布東(Bo Dong)、巴南嘎東(Pa Rnam Dgav Gdong)、堆隆措麥(Stod Lung Mtsho Smad)、斯普(Zur Bu)、桑日(Bzang Ri)、澤當(Rtsed Thang)等二十多個學經院，[⑧]則是爲積極推行學習五部大論、建立健全寺院教育體製做出重要貢獻的寺院。[⑨]至此，藏傳佛教後弘期內産生的以桑浦寺爲中心的藏傳佛教寺院教育體製基本形成。
3、發展時期
隨著藏傳佛教寺院的蓬勃發展，寺院教育在藏族地區日臻完善，特別是後起之秀格魯派的創立，大大促進了寺院教育的長足發展。1409年，宗喀巴大師在拉薩以東的卓日窩切山腰創建了甘丹寺，並在該寺推行嚴守佛教戒律，遵循學經次第，提倡先顯後密即顯密相融的佛學體系，並成功地建立了有章可循的寺院機製和一整套嚴格的教學體製。實際上，宗喀巴早在他36歲時就開始招收徒弟講經說法，先後在各地講授《現觀莊嚴論》、《因明》、《中論》、《俱舍論》等；還專門研習噶當派的教法及《菩提道炬論》等重要經論，同時系統修學薩迦派的“道果法”、噶舉派的“大手印法”等各種密法。因此，宗喀巴最終通達各派顯密教法，以中觀爲正宗，以噶當派教義爲立宗之本，綜合各派之長，並親自實踐或修行爲證驗，建立了自己的佛學體系。格魯派在繼承桑浦寺寺院教育的基礎上，創造性地發展了藏傳佛教寺院教育。比如，宗喀巴不僅富有創見性地將五部大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而且在格魯派寺院內建立了學科分類、高低分層的教學體製，寺院教育更加系統化。具體而言，宗喀巴根據五部大論的相互關系和內容深淺不同等特點，製定先學攝類學，認爲攝…
《藏傳佛教寺院教育的發展曆史及其特質》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