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发展历史及其特质
尕藏加
【内容提要】
本文在第一手藏文资料的基础上，首先对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历史沿革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并归纳为初创时期、中兴时期和后期发展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演进阶段；其次，以格鲁派为例，对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模式、内涵及特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述，尤其对寺院教育中的教材内容、教学体制和学位制度等作了重点阐述。
【关键词】寺院 教育 历史 体制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不仅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而且具有与众不同的诸多特质，它在藏族传统教育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断言，寺院教育曾在藏族历史上完全垄断过藏族社会的整个文化教育。
一、 寺院教育的发展演进历程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最初是伴随佛教的传播而产生，后来随着藏传佛教的兴盛而发展。寺院教育大致经过了初创时期、中兴时期和发展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演进历程。
1、初创时期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初创于8世纪，桑耶寺则是开端“寺院教育”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迄今已有1200多年的悠久历史。[①]在桑耶寺内设立译经院、讲经院和修行院等传播或修习佛教的专门学院。根据《巴协》记载：在桑耶寺大殿四周建有四大洲八小洲之称的学院或佛殿，如东边有清净律藏院(Rnam Dag Khrima Khang Gling)、智慧文殊院(Mkhyen RabVjam Dpal Gling)、妙音语言院(Brdv Sbyor Tshang Mang Gling)，南边有降魔居士院(Bdul Vdul Sngags Pa Gling)、圣大悲观音院(Avry Pa Lovi Gling、译经天竺院(Sgra Bsgyur Gling)，西边有毗若遮那院(Bee Ro Tsa Na Gling)、弥勒院(Byams Pa Gling)、禅定院(Bsam Gtan Gling)，北边有聚宝院(Rin Chen Sna Tshogs Gling)、菩提发心院(SemsBskyed Byang Chub Gling)、护法贝哈院(Dkor Mdzod Dpe Har Gling)。[②]从当时桑耶寺各个学院所发挥的作用来看，每个学院皆凸现了各自的专业侧重点，如清净律藏院主要用于讲经或出家僧尼受戒的场所，藏族“七觉士”就是在这里受戒出家，成为吐蕃第一批比丘僧团；[③]智慧文殊院是研习佛学的场所；妙音语言院是学习多门语言的场所；降魔居士院是专门举行密宗法事的场所；圣大悲观音院是赞普赤松德赞修持本尊马头明王的场所；译经天竺院是专门翻译佛经的场所；毗若遮那院是授记预言的佛殿；弥勒院是预测未来的佛殿；禅定院是专门坐禅修炼的场所；菩提发心院是高僧大德讲经和出家人修行发菩提心的场所。
桑耶寺成为吐蕃王朝的宗教活动中心、文化教育中心，更是翻译佛经的重要场所。当时赤松德赞从天竺、唐朝等地邀请许多佛教学僧和高僧大德到吐蕃，并偕同吐蕃本族的学僧一起在桑耶寺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在《桑耶寺简志》[④]中有具体描述。
特别是寂护在当时主持并讲解翻译律藏经典和中观思想，从而在吐蕃开创了讲经听法的学风。正如“静命堪布负荷讲说从律藏到中观的说法重任，打开讲听之风。”[⑤] 这是注重对佛教显宗理论学习的一种重要举措。另外，根据《如意宝树史》记载，寂护在桑耶寺译经院主持译经的同时，在桑耶寺清净律藏院传授别解脱律仪戒，在菩提发心院传授菩萨戒，宣讲自己的《中观庄严论》和智藏的《中观二谛论》，建立了佛教显宗中观思想的主导地位。
2、中兴时期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经过初创时期，便遭遇朗达玛灭法运动而彻底中断，后来随着藏传佛教“后弘期”的肇始而复兴，特别是噶当派高僧对寺院教育的兴起做出了巨大贡献。1073年，噶当派高僧俄勒贝喜饶(Rngog Legs PviShes Rab)在拉萨以南、聂塘以东的地方(今堆龙德庆县境内)创建一座寺院，最初叫桑浦乃托寺(Gsang PhuSne Thog Dgon)，后简称桑浦寺。当时桑浦寺以弘扬藏传佛教因明学及佛经辩论而著称于整个藏传佛教教育界。俄勒贝喜饶是阿底峡尊者的四大弟子或三大弟子之一，曾赴康区亲近赛尊(Se Btsun)大师，深入学习佛教三藏，学业圆满后，于1045年返回前藏，建立讲经院，培养了众多学僧弟子。阿底峡尊者在聂塘传授佛法期间，俄勒贝喜饶遂前往阿底峡处听讲不少佛经，还请阿底峡和那措译师翻译了《中观心论注》(Dbu Ma Snying Povi Ti Ka)，复请阿底峡撰写了《中观教授论》。他建造桑浦寺后，经常往返于热振寺与桑浦寺之间，沟通关系、交流经验，共同弘扬阿底峡的教法体系。俄勒贝喜饶去世后，由他的侄子兼著名弟子俄罗丹喜饶(Rngog Blo Ldan Shes Rab)继任桑浦寺住持。
俄罗丹喜饶(1059－1109)，从小跟随俄勒贝喜饶叔叔学习佛法，由于他天资聪慧，深得叔叔喜爱，17岁时便派往克什米尔求法，途经阿里时又巧遇并参加了著名的阿里丙辰法会。[⑥]俄罗丹喜饶在阿里得到孜德王(Mngav Bdag Rste Lde)的儿子旺秀德(Dbang Phyug Lde)的资助，使他在克什米尔专心留学达17年，广拜名师系统研习佛法。留学期间曾应旺秀德的请求，同班智达噶丹嘉布一起翻译了《量庄严论》。俄罗丹喜饶学成返回故乡后，依然拜师学法不辍，还曾赴尼泊尔拜阿都拉亚巴寨等大师专门修习密法。从尼泊尔归来，俄罗丹喜饶开始校订或翻译佛经，成为一名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同时，他以桑浦寺为中心在拉萨、桑耶、聂谷那、聂岗土、藏绛喀等地，讲经说法，广收徒弟。他主要传授因明学、慈氏五论、中观等佛教显宗经论，其学僧弟子逐渐达到23000多人，其中能够宣讲佛法的有2130多人，阐释经论的有1800多人，讲解量决定论的有280多人，讲授量庄严论等大经的有55人。1109年，俄罗丹喜饶在桑耶寺附近的旅途中去世，享年50岁。在数万名徒弟中有四大著名弟子，即香蔡邦曲吉喇嘛(Zhang Tshe Spong Chos Kyi Bla Ma)、卓罗巴洛智琼奈、琼仁钦札和寨喜饶帕。这四大弟子继续弘扬俄叔侄开创的桑浦寺教法体系，即因明学和辩经学，在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得到蓬勃发展。
香蔡邦曲吉喇嘛主持桑浦寺期间，学僧猛增，寺院扩建，寺院教育趋于完善。当时以俄罗丹喜饶灵塔为中心，在东边由恰巴曲吉桑格(Phya Pa Chos Kyi Seng Ge)讲授因明学、在南边由嘉强日瓦(Rgya Mching Ru Ba)讲授般若、在西边由仁钦次臣(Rin Chen Tshul Khrims)上师讲授现观庄严论、在北边由云丹喜饶(Yon Tan Shes Rab)讲授律藏。[⑦]特别是恰巴曲吉桑格将因明学分类分科并根据学僧的佛学水平分成五个班级，而且建立相互提问解答的辨经制度，使藏传佛教因明学或辩论学更加科学化。这一时期除了桑浦寺外，还有不少寺院初步建立了学习五部大论的教学机制，诸如蔡贡唐(Tshal Gung Thang)、德瓦坚热瓦堆(Bde Ba Can Ra Ba Stod)、纳唐(Snar Than)、萨迦(SaSkya)、昂仁(Ngam Ring)、夏鲁(Zha Lu)、楚普(Khro Phu)、奈宁(Gnas Rnying)、矫摩隆(Skyor Mo Lung)、布东(Bo Dong)、巴南嘎东(Pa Rnam Dgav Gdong)、堆隆措麦(Stod Lung Mtsho Smad)、斯普(Zur Bu)、桑日(Bzang Ri)、泽当(Rtsed Thang)等二十多个学经院，[⑧]则是为积极推行学习五部大论、建立健全寺院教育体制做出重要贡献的寺院。[⑨]至此，藏传佛教后弘期内产生的以桑浦寺为中心的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体制基本形成。
3、发展时期
随着藏传佛教寺院的蓬勃发展，寺院教育在藏族地区日臻完善，特别是后起之秀格鲁派的创立，大大促进了寺院教育的长足发展。1409年，宗喀巴大师在拉萨以东的卓日窝切山腰创建了甘丹寺，并在该寺推行严守佛教戒律，遵循学经次第，提倡先显后密即显密相融的佛学体系，并成功地建立了有章可循的寺院机制和一整套严格的教学体制。实际上，宗喀巴早在他36岁时就开始招收徒弟讲经说法，先后在各地讲授《现观庄严论》、《因明》、《中论》、《俱舍论》等；还专门研习噶当派的教法及《菩提道炬论》等重要经论，同时系统修学萨迦派的“道果法”、噶举派的“大手印法”等各种密法。因此，宗喀巴最终通达各派显密教法，以中观为正宗，以噶当派教义为立宗之本，综合各派之长，并亲自实践或修行为证验，建立了自己的佛学体系。格鲁派在继承桑浦寺寺院教育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比如，宗喀巴不仅富有创见性地将五部大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格鲁派寺院内建立了学科分类、高低分层的教学体制，寺院教育更加系统化。具体而言，宗喀巴根据五部大论的相互关系和内容深浅不同等特点，制定先学摄类学，认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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