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賢菩薩在藏傳佛教中的地位

　　尕藏加

　　峨眉山作爲中國內地四大佛山之一，在中國漢地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僅從一個側面形象而生動地反映了中國內地佛教文化、建築和藝術的發展過程，而且還記錄了漢族同各兄弟民族以及海外人士的友好往來。因此，峨眉山蜚聲海內外，成爲人們向往的佛教聖地。它在藏傳佛教中亦有一定影響。

　　一、峨眉山在藏傳佛教中的稱謂

　　峨眉山在漢文典籍中有諸多各異的名稱，如“《山海經》稱它西皇人山，《叁皇經》稱作勝峰，佛經《楞嚴經》和《華嚴經》都叫它大光明山，西晉張華的《博物志》上稱爲牙門山。“峨眉”之名，最早見于漢代的《益州記》，西晉著名文學家左思《蜀都賦》中，也有“帶二江之以流，抗峨眉之重阻”的句子。①今天，以稱峨眉山更能表達此山巍峨俊秀的姿態而變的家喻戶曉。然而，峨眉山在藏傳佛教中則稱”挺拔屹立的大象之山“，簡稱”象山“。這一稱謂與峨眉山佛教信仰的特點有一定的聯系，但漢文史籍中沒有任何記載。在藏文《賽馬稱王》②一書中認爲峨眉山的形狀像一頭挺立的大象而得其名；另外一些藏文書籍中更進一步解釋，峨眉山乃普賢菩薩之道場，此菩薩的坐騎爲一頭大象，故此山取名爲大象山；在藏族民間將以上兩種說法融爲一體，來敘述此山爲何取名爲大象山的種種理由，更爲生動有理。由此可知，對峨眉山的稱謂或描述是佛教傳入藏族地區以後，隨著對佛經中諸多菩薩的認識，以及漢、藏友好往來的加強方出現于藏文文獻和民間口碑的。

　　二、六世達賴倉央嘉措拜訪峨眉山

　　清朝康熙年間，西藏宗教領袖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以下簡稱倉央嘉措)至峨眉山，禮拜普賢菩賢菩薩。據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這是藏傳佛教界人士到達峨眉山之始，開了藏傳佛教活佛親臨峨眉山之先河。

　　倉央嘉措，一生經曆奇持而富于傳奇色彩。然而，在藏文正史或文獻中對他的事迹則沒有用更多的筆墨來記載，特別是對他的後半身一筆帶過，幾乎成爲空白。故學術界對倉央嘉措的後半身衆所紛壇，莫衷一是。

　　研究倉央嘉措，目前主要依據《第六世倉央嘉措情歌》(簡稱《情歌》，按藏文原意應譯《情歌》爲《道歌》，故以下稱《情歌》爲《道歌》)，和《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密傳》(簡稱《密傳》)，由于種種原因，藏傳佛教一般不公開印刷或發行這兩本書。然而，事與願違，兩書卻在藏族民間悄悄地廣爲流傳，從而使倉央嘉措在藏區成爲曆代達賴喇嘛中最爲人們熟知的一代活佛。當然，兩書本身亦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道歌》在藏族道歌中獨樹一幟，脍炙人口，在藏族民間廣爲流傳，成爲家喻戶曉的佳作，它對藏族詩歌創作有深遠影響；《密傳》是一本傳記，由倉央嘉措的學生阿旺多傑執筆，記述了倉央嘉措的一生。倉央嘉措的一生，由于政治等諸多因素，遂成一件曆史懸案。《密傳》則揭示了這一懸案，填補了曆史空白，它以詳實的描述反駁了那些歪曲曆史、弄虛作假、造謠惑衆、誣蔑或陷害倉央嘉措的一切言行。

　　倉央嘉措至峨眉山有著特殊的曆史背景。據《密傳》，倉央嘉措系西藏南部門隅之宇松地方人，生于藏曆第十一饒迥水豬年(1683)，父名仁增紮西旦增，母親叫才旺拉姆。第五世達賴桑傑嘉措是于1682年逝世，本應及時尋找靈童。但由于“當時第司·桑傑嘉措忙于修建布達拉宮和新造大靈塔”③而無暇選定第六世達賴，將如此嚴肅、影響深運的大事拖至十幾年。

　　藏曆第十二饒迥火牛年(1697)，第司·桑傑嘉措認定倉央嘉措爲五世達賴的靈童，是年9月27日迎到那噶措則與五世班禅洛桑耶西會晤，剃發受戒，取法名爲倉央嘉措，10月25日，倉央嘉措被迎至拉薩布達拉宮，舉行坐床典禮。④從此倉央嘉措成爲名副其實的第六世達賴喇嘛。

　　但當時西藏的政局不穩定，“1701年(清康熙四十年)，固始汗之孫達賴汗逝世，其子拉藏汗繼承汗位。拉藏汗即位後，與第巴桑結嘉措的關系日益惡化。”⑤倉央嘉措遂成爲“西藏上層統治者與和碩特部落上層統治者爭權奪利的犧牲品，”⑥1705年，拉藏汗處死了第司·桑傑嘉措，並欲廢黜第司·桑傑嘉措親自擁立的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

　　藏曆第十二饒迥火豬年(1707)秋天，年滿25(藏族人年紀均以虛歲計算，實際24周歲)的倉央嘉措被“迎往”內地，越唐古拉山經北路至堆日措那(今青海湖附近)。在此地發生了令人不可預測的事件：《密傳》指出，來自朝廷等許多壓力，使“迎送”人員進退兩難，倉央嘉措在廣袤的青海湖畔決然舍棄顯赫的名位，悄然隱遁，場面感人肺腑。法尊在其著作《西藏民族政教史》中也指出：“康熙命欽使到藏調查辦理，拉藏汗複以種種雜言毀謗，欽使進退維難之時，大師仍棄舍名位，決然遁去……爾時欽差只好呈報圓寂，一場公案乃告結束。”從此倉央嘉措以極其普通的僧侶身份，開始了他那可歌可泣的流浪生活，“周遊印度、尼泊爾、康、藏、甘、青、蒙古等處，宏法利生，事業無邊。”(同上)

　　根據《密傳》，倉央嘉措在青海湖畔遇到從西甯返鄉的叫阿矛部落的藏族商隊，便隨從至阿柔部落。之後，倉央嘉措至康區並打算去雲南，因此路不通而轉向嘉摩絨(今四川大小金川)，最後抵叫答則多的一個地方。倉央嘉措在此地遇諸多藏族商人，想隨他們返藏，但他在與一位自稱旅行者的攀談中得知有關漢地峨眉山的情況，這位旅行者名叫華貝，精通漢語，又願意和他同往峨眉山，便改變返藏的念頭，決定先去峨眉山。他倆經過一條大河、無數石橋和漢族村莊，十天之後至峨眉山附近的一個大鎮，當晚就住在鎮中的一座小廟內。華貝作翻譯，守廟的和尚向他倆講了有關峨眉山的功德和壯觀，如峨眉山擁有許多寺院、佛殿和聖泉，此山頂峰插入雲霄等等，同時還獲悉峨眉山已經距他們很近。可這天夜裏華貝的突鐵失蹤，致使倉央嘉措孑然一身去拜訪峨眉山。據《密傳》記載，倉央嘉措在山中遇見一位身著黃色袈裟的漢族和尚，並同他一起上山禮拜了所有寺院、佛殿和聖泉。他在峨眉山共待了十天，其間受到漢族和尚的熱情款待。之後又獨自一個悄悄地離去。

　　由此可見，倉央嘉措禮拜峨眉山在當時沒有産生較大影響，可謂默默無聞。這與倉央嘉措不通漢語，不願暴露身份，以及孑然一身等不無關系。

　　至于倉央嘉措拜訪峨眉山的年代，筆者未能查到具體記載，但根據《密傳》記載，藏曆第十二饒迥土鼠年(1708年)七月，倉央嘉措抵察娃絨方向的多格地方(西康地區)，之後，又在途中大體經過“20多天後病愈”(《密傳》第34頁)、“在洞裏近叁個月晝夜靜修”(《密傳》第37頁)、“用20天左右經許多村莊和牧場至察果村”(《密傳》第38頁)等等，最後抵峨眉山。如此累積推算，倉央嘉措至峨眉山的年代約爲藏曆第十二饒迥土牛年(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初。

　　又據《密傳》記載，倉央嘉措離開峨眉山，在返回西藏的途中經理塘、巴塘、于藏曆第十二饒迥土牛年(1709)四月抵噶瑪日(屬西康地區)。以此可知，1709年初作爲倉央嘉措至峨眉山的具體年代可靠性較大。倉央嘉措至峨眉山的事迹在其他藏文史籍中亦有記載，如《藏史明鏡》說倉央嘉措“經康區去拜訪了四川省的象山(峨眉山)。”⑦它仍依據了《密傳》。

　　總之倉央嘉措至峨眉山是迄今在曆世達賴喇嘛中堪稱空前絕後的一件大事。它不但加強了藏、漢佛教徒之間的相互了解，而且以極其感人的事迹載入史冊，爲後人留下一份意義深遠的厚禮。倉央嘉措也爲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因當時交通不便，他在去峨眉山的途中忍受疾病和饑餓的重重折磨，曆經艱險，方到達峨眉山，爲峨眉山與藏傳佛教的友好往來立下裏程碑。值得後人紀念。

　　叁、《格薩爾王傳》中的峨眉山

　　《格薩爾王傳》是藏族勞動人民集體創作的一部舉世無雙的篇幅最爲浩瀚的英雄史詩。正如已故佟錦華教授所說：“《格薩爾王傳》章部衆多、卷帙浩繁，不但是藏族文學發展史上絕無僅有的巨著，而且也是中國和世界文學發展史上極爲罕見的碩果。”(《格薩爾研究集刊》第一集第41頁)

　　至于時間上，從《格薩爾王傳》的內容看，它是佛教傳入藏族地區以後方逐漸形成的。因爲《格薩爾王傳》裏充滿著佛教的諸多菩薩和天神。譬如“平靜時爲大悲觀音菩薩，忿怒時則成馬頭金剛(密教中一本尊名)”(《賽馬稱王》第187頁)以及“是大梵天(婆羅門教和印度教的創造神，爲該兩教信仰的叁大神之一)的心傳弟子。”(《賽馬稱王》第188頁)等等。

　　藏傳佛教對《格薩爾王傳》受到巨大影響的同時，藏傳佛教本身也受到《格薩爾王傳》的一定影響。藏傳佛教甯瑪派將《格薩爾王傳》中的主要人物格薩爾王被認定蓮花生大師的化身，將其塑像供奉在寺院大經堂內，與諸菩薩享有同等地位。筆者在青海果洛查郎寺曾親眼見過供奉于大堂內的格薩爾王塑像。

　　由于《格薩爾王傳》與藏傳佛教的密切關系，以及《格薩爾王傳》本身的包羅萬象，才使作爲普賢菩薩的道場峨眉山出現于《格薩爾王傳》之中。如在《賽馬稱王》中是這樣描繪峨眉山的：

　　像鹫鳥落在原上的山，是印度的靈鹫山；

　　像大象臥在地上的山，是漢地的大象山；

　　一座則具有五峰的山，是漢地的五臺山；

　　像白玻璃瓶安放的山，是藏地的岡底斯。

　　以上乃南瞻部四大聖地。大象山，即峨眉山。峨眉山在四大佛山中排在第二位，可見占有極高地位。

　　象《格薩爾王傳》這種跨地域、越國界擇優組合系列世界性佛山，實爲遠見卓識。雖然在《格薩爾王傳》中沒有提供其理論依據，也沒有對四大佛山作更翔實的解釋。但另據有關資料，此四山自然景觀則異常獨特，實爲佛教靈山聖地。

　　四、普賢菩薩在藏傳佛教中的地位

　　峨眉山在藏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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