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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哲學要義 第二十五章 中國佛教的本體論(上)第五節 本無說的興起與終結▪P2

  ..續本文上一頁說還把中國道家的「無」與印度佛教的「空」等同起來,以爲二者都在萬象之先。實際上,如上面已經提過的,道家的無是指一種普遍的自然的或無爲的原理、原則,而佛教的空,則是對萬物自性的否定,是對萬物本性、本質的判斷,二者無論從立論的角度還是內容都是不同的。道安以中國的本原性本體「無」去理解甚至替代般若學本質性本體「空」,是不符合般若學性空學說的原義的,也是與般若學的思維方式相矛盾的。

  僧肇在《不真空論》中對本無義提出過質疑和批評,說:「本無者,情尚于無多,觸言以賓無。故非有,有即無;非無,無亦無。尋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真有,非無非真無耳,何必非有無此有,非無無彼無?此直好無之談,豈謂順通事實,即物之情哉?」〔注釋:《大正藏》第45卷,152頁上。〕僧肇對本無義的批評雖是泛指,但其中也不乏對道安本無思想的批評。僧肇認爲,本無宗以「非有」爲無是對的,但以「非無」爲無就錯了。應當說「非無」是有,是假有。否定真有、真無是對的,否認假有、假無就不對了。本無宗人也講非有非無,但把非有非無都歸結爲無,偏重于無,僧肇認爲,這樣偏重于無就難以理解事物的實在和把握事物的真相了。僧肇站在般若中觀的立場,強調萬物的真相是「非有非真有,非無非真無」,也就是強調既要看到「非有」,又要看到「非無」,不偏不倚,遠離兩邊。重複地說,「非有」是「非真有」,是無(空),「非無」是「非真無」,是有(假有),也就是要同時兼融,不落無與有、空與假有的任何一邊。本無宗強調無而忽視有(假有),提倡「宅心本無」,而不是證悟「非有非無」中道實相,在僧肇看來,這種「好無之談」是不合乎中道的,應當揚棄。經過僧肇這一番批評,本無說也就成爲中國佛教哲學史上被翻過去的一頁了。

  從中印哲學思想交流的視角來考察,本無宗的思想是中印兩種世界觀、兩種思維方式相撞、交融的産物。道安綜合印度佛教般若性空思想與中國道家一系,尤其是魏晉玄學貴無思想的理論,形成了自己的本無說。從思想實質來看,道安的本無論實是魏晉玄學貴無論的翻版。

  道安的「本無」本體論交織著宇宙生成論,認爲萬物生成前宇宙是廓然空無的狀態,萬物的生成是元氣自然變化的結果。顯然,這種思想不是來自于印度佛教,而是中國《老子》「有生于無」以及漢代宇宙論的思想。如上引《淮南子

  天文訓》說:「道始于虛廓,虛廓生宇宙。」認爲天地未産生前,是虛無空廓的狀態,在虛廓中形成了「道」。有了「道」,虛廓乃生成宇宙(時間空間)。王充的《論衡

  自然篇》中也說:「夫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氣丞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注釋:《論衡》卷18,281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十分明顯,道安本無宗的宇宙生成論的運思理路、基本觀點乃至所用概念術語,受到《老子》和漢代哲學著作的影響。

  道安的以「無」爲本原的本體論更與魏晉玄學極爲一致。魏晉玄學家何晏、王弼繼承並發展老莊思想,著力宣揚貴無論,史載:「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注釋:《王戒傳附王衍傳》,《晉書》卷43,第4冊,1236頁,北京,中華書局,1974。〕這裏的「以無爲爲本」,即「以無爲本」,「以無爲體」。王弼在《老子

  四十章注》中也說:「天下之物,皆以有爲生。有之所始,以無爲本。將欲全有,必反于無也。」〔注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上冊,110頁。〕認爲天地萬物是有形有象的存在,而有形有象的萬物得以産生,又是由于「無」這個根本。要保全有形有象的萬物,就必須反回去守住這個根本「無」。這是強調「無」爲宇宙萬有的本原、本體,把《老子》「有生于無」的思想進一步發展爲「有以無爲本」的思想了。所以,王弼還說:「夫物之所以在,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注釋:《老子指略》,此書據近人考定爲王弼所作,引文見樓宇烈:《王弼集校釋》上冊,195頁。〕「無形無名」是指「道」,也就是「無」。「宗」,根本、原則。這是說,「無」是萬物之所以生成、存在的根本或原則。王弼所講的「無」是相對于「有」而言的,是超越現象、不可言說的形而上者。王弼講的本末、體用關系,是形上與形下的關系。道安主張以無爲本,以有爲末,提倡「宅心本無」,實是貴無說的佛教版。道安是一位「內外群書,略皆遍睹」〔注釋:《道安傳》,《高僧傳》卷5,《大正藏》第50卷,352頁下。〕,即具有深厚中國固有文化素養的佛教學者,處在先秦道家、魏晉玄學思想廣爲流傳的文化氛圍之中,這樣理解、消化、表述般若學的「空」論是很自然的事。「以斯邦人莊、老教行,與方等經兼忘相似,故因風易行也。」〔注釋:《鼻奈耶序》,《大正藏》第24卷,851頁上。〕道安自己的這些話,也透露出當時中國佛教般若學溝通道家、玄學家學說的訊息。

  爲什麼會出現道安本無宗這種文化現象呢?怎樣評價道安的曆史地位呢?對此,原是道安弟子,道安卒後又師事鸠摩羅什並參與《大品經》的譯事的僧壑這樣說:「亡師安和上,鑿荒途以開轍,標玄指于性空,落乖蹤而直達,殆不以謬文爲閡也。亹亹之功,思過其半,邁之遠矣。」〔注釋:《大品經序》,《出叁藏記集》卷8,292頁,北京,中華書局,1995。〕又說:「自慧風東扇,法言流詠以來,雖曰講肆,格義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驗之,最得其實。然爐冶之功,微恨不盡。當是無法可尋,非尋之不得也。」〔注釋:《毗摩羅诘提經義疏序》,《出叁藏記集》卷8,311頁。〕他認爲,道安的思想還是大致符合新譯的般若性空的本義的,所以有不足之處,是因爲有的印度佛教經文當時還沒有傳入,或者傳入而沒以譯出,缺乏充分的經典文獻資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曆史局限所致。應當說,這一評論大體上還是公允的、切合實際的。至于僧壑在評價中忽視了傳統文化對道安的影響和作用,作爲佛門學者來說,也在情理之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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