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學術思想重心的共同轉軌

　　儒、佛心性論的互動，首先表現爲儒家人性思想推動了佛教學術思想由般若學向佛性論的轉變，隨後佛教的佛性論思潮又反過來影響儒學的轉軌，推動儒學定位于性命之學。儒、佛學術思想重心轉變的原因是複雜的，其中彼此心性論的互動是一個重要原因。

　　一、儒家人性論與佛教學術思想重心的轉移

　　儒家親向社會，關懷現世，熱心人事，不敬鬼神，體現出一種重現世輕來世、重此岸輕彼岸的現實的人文精神。與這種精神相一致，儒家心性論是與現實的社會政治生活密切相聯系著的，儒家講人性，是爲了探討倫理道德和治國之道的根據。儒家的現實的人文精神與心性論，作爲中國的固有傳統文化與佛教的外在文化力量，無形中又強大地推動了中國佛教及時確立其心性理論重心，並影響其心性理論的發展軌迹。正是由于孟子性善論和「人皆可爲堯舜」思想的影響，以及儒家學者對靈魂不滅論的批判，晉末宋初，竺道生在佛教般若學風行之際及時進行理論轉軌，大力闡揚佛性論，並一反當時譯出的佛典所講有一部分人不能成佛的說法，鼓吹人人都有佛性，一切衆生都能成佛，這其間可以明顯地看出儒家心性論思想背景的影響。又印度佛教經典多講衆生的心性、講佛性，雖然講衆生心性、佛性，實質上是指人性，但很少直接講人性，而慧能的《壇經》則徑直用人性這一術語，宣揚「人性本淨」，實有以人性代替衆生心性和佛性的思想傾向，從而使禅宗更鮮明地以人的心性問題爲自身的理論要旨。這也是以儒家爲代表的中國文化重視人、重視人性的傳統觀念對慧能思想發生作用的結果。

　　二、佛教心性論與儒家學術思想重心的定位

　　佛教對儒家心性論的影響，是與儒家的天人合一說、價值理想論，尤其是心性論思想的內在發展勢態直接相關的。如前所述，儒家心性論尤其是先秦時期儒家心性論的內容是比較豐富的，不同派別的儒家學提出了種種觀點，標志著中國學者對人的本性的認真探索。但不可諱言，儒家心性論也存在著重大的理論缺陷：一是缺乏心性論體系結構，論點多，論證少，實例多，分析少，片段論述多，系統闡明少。二是對心性論缺乏深刻嚴謹的本體論論證。印度佛教心性論具有龐大的思想體系，傳入中國後，又援引儒家等中國傳統的心性思想來調整、改造、充實自身，在理論上更博大精深又富于中國化特色，其優勢構成對儒家學說，尤其是對儒家心性論的強烈沖擊和巨大挑戰。正是在這種曆史和文化的背景下，儒家典籍中涉及心性論思想較多的《孟子》、《大學》、《中庸》被表彰出來，與《論語》並列合稱《四書》，形成儒家新的經典結構。同時宋代理學家們也把學術思想重心轉移到心性論上，提倡「道德性命」之學，並自覺地從本體論的高度，探討心性與人生問題，探討倫理道德的終極根源與踐履倫理道德的修養工夫。由于心性思想是宋代理學的核心問題，因此宋代理學也稱爲「心性之學」或「性理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