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儒、佛心性思想的互動

　　在論述了中國佛教的心性論思想以後，我們想就儒、道心性論與佛教心性論的關系，也就是從佛與儒、道心性論互動的角度作一簡要的論述。本章先論述儒、佛心性思想的互動。

　　從文化學的視角來看，佛與儒、道心性論的交涉、交彙與互動，互補，實際上是中國古代一種人文思想的深入選擇。當兩種異質人文思想相遇、相撞時，就發生了文化選擇的問題。文化選擇往往是雙向互動的曆史過程，是原生文化不斷改變、調整自身以適應新環境的過程。文化選擇延續、發展的機製，爲新文化的不斷産生開辟道路。

　　文化選擇的基本形態，或以遺傳爲主，或以變異爲主。從中國佛教宗派的情況來看，變異小的是叁論、唯識、密、律諸宗、變異較小的是淨士宗、變異較大的是天臺宗和華嚴宗，變異大的是禅宗。中國佛教宗派流傳史表明，佛教宗派的思想文化變異越大，流傳越久；變異越小，流傳越短。這也說明中國的時空背景、文化傳統對佛教的製約、影響是何等強大有力。禅宗就是佛教適應中國需要的定向選擇的結果與典型。同時，中國固有的思想也通過吸取佛教思想實行穩定選擇而形成了宋明理學和全真道，這又體現了佛教對傳統儒學和道教的巨大影響力。

　　兩種異質文化之間、不同派別之間的思想影響是十分複雜的，既有層次高下的區別，又有程度深淺的不同。就思想影響的內容來說，有思想旨趣、思想內涵、思維方式、命題、範疇、概念、術語等不同層面的影響，其間又有實質性的影響與形式性的影響兩種不同情況，如儒、道、佛都運用「道」這一概念，一般說來，主要是語言文字的形式上相同，而在內容意義上則有很大的差別。就思想影響的方式來說，有直接與間接、自覺與不自覺、有形與無形的區別。至于兩者思想的吻合，理論的同構，是否屬于影響關系，應當加以說明、區別，以利于確定和把握思想文化的源流演變。同時，指出原來沒有影響關系的兩者思想的吻合，理論的同構，這對了解不同文化的相近旨趣和思想色彩，也是有意義的。

　　第一節 儒家心性思想的曆史演變

　　儒家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居主導地位，儒家思想對佛教的政治觀念、倫理、道德和心性等領域的影響是強烈而巨大的。這裏我們要著重論述的是，儒、佛心性思想的互動，包含了儒家心性學說對中國佛教心性論的影響，爲此，有必要先簡要地回顧一下儒家心性思想的曆史演變，然後再從儒、佛心性思想的地位、結構、內涵以及修養方法方面，論述雙方的互動勢態和互補關系。

　　儒家學說是突出以「人」爲中心的人文主義思想。在儒家看來，人是什麼，人的本質是什麼，人的理想價值又是什麼，這是最值得關心、最需要解決的哲學問題。儒家認爲，人不僅是感性動物，也不只是理性動物，主要是具有道德理性的精神主體。也就是說，人之所以爲人者，不僅不只在于生理需要(如食、色之類)，也不只在于能思的理智能力，重要的是在于情感意識和道德理性。由此又可以說，人之所以爲人者，主要在于對人的內在本性的自我認識。儒家認爲，心是人性的真正承擔者，人之所以爲人，其本性離不開心，而性又是心的本質。人要實現理想價值，其根本途徑就是返回自身，認識自己的心和性，若果自己的心是道德之心，自己的性是道德理性，這也就是人之所以爲人者，進而也就是人的理想價值之所在了。儒家思想是從心性出發，在人心中尋求真善和幸福的學說，心性論正是儒家哲學的基礎理論。

　　孔子發現「人」而提出仁學，重視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探討，把人們的思想視野從「天」轉向「人」。孔子在論述倫理道德時，論及人性問題，提出了「性相近」的命題。後來孟子闡揚性善說，他提出「仁，人心也」(《孟子

　　告子上》)和「君子所性，仁義理知根于心」(《孟子

　　告子上》)的心性合一論命題，由此仁義就作爲君子的內在本性或本質的要求而存在，變成了道德自律。他還提出「盡心知性知天」(同上)的命題，初步設計了自我超越的天人合一學說。荀子高唱性惡論，同時又說：「凡以知，人之性也。」(《荀子

　　解蔽》)強調「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同上)。把人的知性視爲人性的重要內涵，並充分肯定其重要作用，這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周易大傳

　　系辭上》講「一陰一陽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周易大傳

　　說卦》還提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的命題。「窮理」是爲了「盡性」，「盡性」就能「至于命」。這個命是天人合一的性命之命。孟子把天命與人性統一起來。〔注釋：《孟子

　　盡心下》說：「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志，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于父子也，義之于父子也，義之于君臣也，禮之于賓主也，知之于賢者也，聖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周易大傳》更提出了天、地與人之道同歸于于「性命之理」，認爲叁者同源于形而上之道。〔注釋：《周易大傳

　　說卦》說：「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大學》講「修身在正其心」，《中庸》講「自誠明，謂之性」。可見心性之學是先秦儒家天人學說的重要內容，其思想主流是性善說，而孟荀的性善和性惡二元對峙又引發和推動了對人性看法的長期爭論。自漢代至南北朝時，儒家心性論學說處于相對停滯的階段，只是到了中唐，韓愈、李翺分別作《原性》與《複性書》，重新探索人的本質，出現新的人文主義思潮。而繼之者宋明儒學則更把心性理論推向高峰，由側重于心理情感進一步建立了心性本體論和工夫論。

　　宋代以來，儒家主要有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兩大派，這兩大派在理想價值和終極關懷的問題上都與佛教不同，對佛教都持批評立場。他們或者批評佛教不知天命、天理，講佛教「心生法生」，「心滅法滅」是以小(心)緣大(天地)、以末緣本；或指斥佛教只見心空而無視萬理的存在；或抨擊佛教徒是爲蠅頭私利而出世，落入虛寂等等。雖然如此，宋代儒家吸取佛學思想也是十分明顯的曆史事實，這種吸取鮮明地表現在心性論思想上。佛教心性論促使宋明儒學的學術思想重心轉移到心性之學上來，推動儒家心性本體論的確定，並影響儒家心性內涵的調整和心性修養方式的充實。理學家朱熹(1130-1200)曾指責心學「全是禅學」〔注釋：《答呂子約》，《朱熹集》卷417，第4冊，2293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下引《朱熹》均同此版本。〕，這指責雖帶有明顯的誇張色彩，但如果沒有禅學的充分發展和長期流傳，沒有禅宗提供的思想資源和實踐經驗，沒有禅宗創造成的學術風氣和文化氛圍，似乎較難形成特定的陸王心學，或者心學的面貌將有所不同，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也許可以說，沒有禅學就沒有心學。

　　總之，儒家心性論的曲折發展與佛教心性論有著重大的關系，可以這樣說，先秦儒家心性論對佛教心性論的發展趨向、理論重心、思想內容和學說旨趣，即對適應中國化需要的佛教心性論的重構發生了重大影響；在吸取儒家、道家的心性論之後而形成的中國佛教心性論又反過來深刻地影響了李翺和宋明儒家的心性學說；宋明儒學的心性學說形成後，同樣也影響了宋以來佛教心性思想的演變，從而表現了儒、佛兩家心性論的曆史縱向的互動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