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叁節　中國佛教哲學形成的根源

　　上面我們論述了中國佛教哲學形成的途徑、方式，現在要分析的是中國佛教哲學形成的根源。所謂中國佛教哲學形成的根源，就是中國佛教哲學産生的根本原因，這種根本原因緣自中國佛教哲學形成的「哲學生態環境」——地理、經濟、政治和文化等環境。只有深入地考察中國佛教哲學形成的「哲學生態環境」，才能真正了解中國佛教哲學産生的根由、源頭和必然性，進而也有助于把握中國佛教哲學的內容和特色。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作爲一種在主題、主導思想方面與中國固有文化根本不同的異質文化，必然與中國固有文化發生碰撞、沖突，這就要求佛教傳播者必須根據中國的客觀環境，作出必要的反應。中國是一個土地廣袤、人口衆多的大國，又是一個曆中悠久、具有高度文明的大國。當佛教由西向東，經過千山萬水、流沙荒漠，傳入中原一帶時，面對的是和印度同樣偉大、先進的文明古國。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以關懷現實生活、重視道德實踐的儒家學說爲主導思想的。當時中國官方和文人中還廣泛存在著華夏中心主義、中國中心觀的思想，更增強了接受佛教的心理障礙。但是，中印兩國文化的發展態勢和達到的水平是相當的，兩國文化的主題差異又爲文化互補提供了機遇和條件，兩國的不同價值觀念對于一定曆史時期的不同社會人群都具有相應的主導意義。這就是說，印度佛教文化和哲學與中國固有文化和哲學既有不兼容性，又有兼容性，也即存在著把印度佛教文化與哲學加以改鑄以適應中國實際需要的可能性。

　　中國佛教學者從事的佛教學術活動，就是在中印兩種文化和哲學思想的沖突融合中進行調適。他們一方面受印度文化的規範，另一方面又選擇印度佛教文化。所謂選擇，包含著排拒和吸納兩個方面，既排拒那些不適應中國國情的思想文化，吸納那些適應中國國情的思想文化。也就是說，選擇是有條件的，是受中國的種種複雜的因素製約的。選擇的後果，就常常出現「郢書燕說」、「種瓜得豆」的現象，以致背離了佛教思想的原義。中國佛教學者在對印度佛教哲學的選擇過程中還進行整合工作，竭力把經過選擇和自己創造的佛教哲學思想，組織成爲一個結構嚴密的、相對完整的哲學體系。因此，這種整合構築，最充分地表現了中國佛教學者的創造力，而這種創造力也是受中國的固有文化和社會需要製約，並受中國佛教學者的主觀條件規定的。

　　從思想淵源和思想特色來看，隋唐佛教宗派大體上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依據印度佛典立宗，在教理上，幾乎沒有或很少發展，如叁論宗、唯識宗、律宗、密宗就是如此。叁論、唯識兩宗也有一定的創造，但多屬于原有理論的推論性發展。另一類是將印度佛教經典和中國固有思想文化結合起來，或者是以中國固有思想爲主結合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創立的，這是通過多方選擇、融合重構而綜合創造的宗派，如天臺宗、華嚴宗和禅宗就是如此。天臺宗奉《法華經》爲宗經，根據《法華經

　　方便品》，倡導方便法門，吸收道教的丹田、煉氣等說法，宣揚先成神仙再成佛，從而和道教信仰相融合。天臺宗人還吸取儒家的人性善惡觀念，從而和道教信仰相融合。天臺宗人還吸取儒家的人性善惡觀念，宣揚去惡從善，把佛教修持說成類似儒家的道德實踐。華嚴宗奉《華嚴經》爲宗經，此宗以《華嚴經》的圓融觀念爲依據，與融中國固有的諸說于一爐的包容思維相協調，提出宇宙萬物之間、現象與本體之間圓融無礙的宇宙觀。此宗還直接把儒學和道家、道教思想納入佛教思想體系，並在一定意義上溝通了儒、道、佛叁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兩家的道德規範。至于禅宗，這是在中國固有儒、道文化的熏陶和影響下，受佛教解脫思想的啓發，吸取佛教外殼、打著佛教旗號而創立的宗派。禅宗以性淨自悟爲宗旨，主張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見性自悟，頓悟成佛，認爲佛性本有，覺悟不假外求，不讀經，不拜佛，不坐禅，行住坐臥，挑水燒柴，都可以悟道。後來一度發展爲呵祖罵佛，提倡超祖越佛。可以說，禅宗是中國儒家的性善論、良知說、人皆可爲堯舜的觀念和道家的任運自然的人生態度的宗教化。十分明顯，在天臺、華嚴、禅諸宗中，都蘊含著豐富的中國佛教哲學思想，需要我們去開掘、整理、研究和總結。此外，淨土宗的教義，可以說是與儒家思想和道教主張相呼應。儒家強調誠心、崇奉經典，爲淨土宗人的修持提供示範。道教所說的美好仙境，給淨土宗人以巨大鼓舞，他們極力宣揚和追求西方極樂世界。

　　中國佛教哲學形成的根源，深究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下面分述之。

　　一、地理環境

　　不同的地理環境對于中國佛教哲學不同派別的形成是有一定影響的。首先，交通地理在中國佛教哲學形成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佛教沿絲綢之路自西向東傳播，沿線的重要都市成爲了佛教僧侶聚居之地，也是佛教哲學思想最早産生之地。如道安、僧肇等人的佛教哲學思想在長安形成，就是一個突出的實例。其次，政治地理作用也是不容忽視的，如南北朝時代，主要是由于政治地理的隔離，致使南北兩地佛教分別形成了重實踐修持和重理論玄思的鮮明特點，表現爲兩地佛教不是學派的的不同哲學思想色彩。又如，作爲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及其周圍地區，往往是佛剎林立、高僧聚集之地，也是佛教宗派創立較多之地。在這些地區形成中國佛教哲學也是極爲自然的事，如唯識宗、華嚴宗、淨土宗、律宗和密宗，就是在唐代京都長安形成的。再次，都市與山林都是佛教寺院集中的地方，都市佛教多接近社會上層人士，山林佛教則多與下層平民爲鄰，前者重視義理，後者偏于修行。禅宗哲學思想的産生與山林環境相關，反映了平民百姓追求解脫的願望，表現出素樸、簡易的風格，只是後來一些禅師與士大夫交往而愈來愈偏離了原來的思想軌道。

　　二、自然經濟

　　佛教的發展必須憑借一定的經濟助力，也必須與一定的經濟基礎相適應，經濟是佛教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也是佛教哲學形成的重要根源。中國佛教哲學是在中國古代自然經濟基礎上形成，換句話說，中國古代自然經濟決定了中國佛教哲學的發展趨勢和思想性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寺院經濟對中國佛教哲學的巨大影響。寺院經濟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莊園經濟，二是自耕經濟，這是導致形成兩類不同宗派哲學的重要因素。

　　佛教寺院經濟在東晉十六國時期逐漸形成，並在南北朝時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一直到唐代中葉，一些大的佛教寺院，基本上就是一座封建莊園。這些寺院既是宗教組織，也是社會的和經濟的組織。寺院莊園經濟，包括農田、園林、果菜、畜牧、碾硙、手工業等多種內容，構成一種綜合經營的自然經濟體系。如北魏時昙鸾在山西創建玄中寺，孝文帝賜予寺莊；至唐代，德宗和憲宗也敕賜寺莊，以致共有方圓一百五十余裏的區域。又如，南朝梁時郭祖深說：「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窮極宏麗。僧尼十余萬，資産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注釋：《循吏

　　郭祖深傳》，《南史》卷70，第6冊，1721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這實際上是南北朝寺院經濟的真實寫照。這裏講的豐沃資産包括田地、園林、資財、商業貿易。在唐代初期，如長安清禅寺，「竹樹森繁，園圃周繞，水陸莊田，倉禀碾硙，庫藏盈滿」〔注釋：《慧胄傳》，《續高僧傳》卷29，《大正藏》第50卷，697頁下，。〕長安西明寺僅由唐宗敕賜田園就有百頃，淨人百房，車五十輛。〔注釋：蘇颋：《唐長安西明寺塔碑》，《全唐文》卷257，259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到了武則天時期，更是出現了寺院「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注釋：《狄仁傑傳》，《舊唐書》卷89，2893頁，北京，中華書局，1975。〕，有的寺院所在地方「公私田宅，多爲僧有」〔注釋：《資治通鑒》(7)卷205，6498頁，北京，中華書局，1976。〕的局面。寺院經濟的高度發達，爲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提供了充足的物質條件，使一些佛教大師有富裕的物質保證，有充裕時間去注釋經典、闡發義理，組織、創造龐大的佛教思想體系，也推動這些佛教大師竭力縮小並調和佛教思想與中國固有文化、佛國世界與現實社會的距離和矛盾。如天臺宗、華嚴宗的佛教哲學體系就表現出這種思想特征。

　　唐中葉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逐漸發生了深刻變化，上層僧侶地主的各種特權漸次喪失，寺院莊園經濟漸趨衰落。又經唐武宗的滅佛事件，寺院經濟遭受沈打擊。一些僧侶轉向開墾土地，尤其是禅宗寺院，有的雖仍有田莊、山林等寺院領地，但禅宗僧徒奉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則，不斷在南方山區開墾耕地，自墾自耕成爲禅宗叢林經濟的基本特征，農禅結合成爲禅宗僧徒生活的基本方式。禅宗寺院的自墾自耕、自己自足的農業經濟生産方式，決定了禅師追求自我滿足的精神境界：禅師重視個體切身體驗，強調自我的開拓奮鬥，並將宗教生活與現實生活相結合，從現實生活中求得自我精神解脫。

　　叁、政治結構

　　中國封建社會結構，尤其是社會政治結構具有與印度社會政治結構顯著不同的特征。印度是實行種姓製度的國家，人們按職業分爲四大種姓，依次爲：婆羅門，是專門從事祭祀和文化教育的僧侶，爲最高等級；剎帝利，即武士、王公貴族，從事政治和軍事活動；吠舍，是從事商業貿易的平民；首陀羅，即苦力，從事各種繁重勞動，爲最低種姓。後來各種姓又分化出叁千多種亞種姓。此外，還有「不可接觸者」或「賤民」。不同種姓世代相襲，互不通婚，互不交往。印度又是一個長期處于割據狀態的國家，五六百個大小王國互相爭霸，相持不下，長期分裂。印度部派佛教的分裂、大小乘佛教的鬥爭、大乘佛教內部空有兩宗的對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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