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總論

　　第一章 中國佛教哲學的形成

　　在中國曆史上究竟有沒有形成中國佛教哲學，是近百年來在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論的問題。這個問題涉及中印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中印佛教哲學的聯系與區別，如何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地加以探討、闡明，實有其必要。下面試從文化發生學的角度，就中國佛教哲學的界說、中國佛教哲學形成的途徑和根源叁個方面加以論述。

　　第一節 中國佛教哲學的界說

　　中國佛教哲學的形成是東方文化史上的重大現象，也是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一頁。印度佛教代表著印度古代文明和精神價值，它與中國固的哲學風格、宗教觀念、價值取向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印度佛教哲學在與中國固有文化和哲學的相互碰撞、激蕩、沖突、融合中，逐步轉型，日趨中國化，形成了中國佛教哲學的新學說。這是古代東方中印兩大文明古國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的系統交流，是兩種異質文化互相接觸、影響、作用的成功模式。印度佛教的傳入，給中國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帶來了新活力和創造力。中國佛教學者吸收印度佛教哲學的養料，適應中國古代政治、經濟的需要，依據中國固有哲學智慧的方向、理路，創造出不同于印度的新的佛教哲學學說。中國佛教哲學不僅是隋唐哲學的重鎮，而且也深刻地影響了宋明哲學的發展，豐富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在東亞佛教文化圈中，中國佛教哲學內容最豐富、最深刻，足以與印度佛教哲學相媲美。

　　中國佛教哲學是中國佛教學者闡發哲學思想，屬于中國哲學。在魏晉南北朝時代，中國佛教學者獨立闡發本無論、不真空論、神不滅論、佛性論、頓悟論等學說，構成了當時哲學思潮的重要內容。在隋唐時代形成的佛教宗派，如天臺、華嚴和禅諸宗的一系列哲學思想，更是一度成爲時代哲學的主流。這些宗派哲學，不論其發展勢頭，還是思想規模、內涵深度都超過了當時的儒家和道家的哲學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中國古代思想主流不斷轉型，先後形成了先秦子學、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和清代樸學。這些不同的學術形態，都包含了哲學思想；這些哲學思想又反映了中國哲學史的演變過程，構成了中國哲學史的基本內容。如果無視魏晉至隋唐佛教哲學中國化的性質和地位，中國哲學史在隋唐時代幾乎就會出現斷層，難以說明當時哲學發展的實際情況。

　　中國佛教哲學是中國古代最龐大、最複雜的宗教哲學體系，它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形成的，是印度佛教與中國古代社會實際相結合的産物，也是中國曆代佛教學者雙向選擇和自我組織的結果，是他們的思想創造和智慧的結晶。中國佛教哲學既是中國哲學的一部分，又是佛教哲學的一部分，然而它既不同于中國固有哲學，也不是印度佛教哲學的翻版。

　　佛教是爲中追求人生解脫而創立的宗教，佛教思想的總出發點和歸宿是爲了成佛，達到解脫的境地。佛教哲學是爲求得人生解脫所作的論證，是出世的哲學、超越的哲學，它著重論述人生的痛苦、現實的矛盾、世間的汙穢，探討擺脫煩惱、排除苦難的途徑和方法，否定現實的人生和世界，追求永恒的、幸福的彼岸世界，或者說是理想的、自由的精神境界。一般說來，中國儒、道兩個系統的哲學家都肯定現實，認爲現實是真實的，他們重視在現實世界和經驗生活中尋找精神家園，塑造理想人格。可見，佛教哲學和中國固有哲學在精神旨趣方面是有很大區別的。中國化的佛教哲學深受中國固有的傳統思維的影響，甚至大量吸取儒、道兩家的哲學思想，表現爲更加重視圓融、頓悟，強調返歸本性，主張在現實生活中求得精神解脫。印度佛教在修持上重視考察現實的心靈活動，重視漸悟，又強調超越現實的人生和世界，爭取在來世進入彼岸的佛國世界。這就表明，中國佛教哲學顯然是不同于中國的固有哲學，也不同于印度佛教哲學的一種相對獨立的哲學形態。

　　中國佛教哲學有其特定的對象和範圍。中國佛教哲學是整個佛教哲學的一個分支，也是中國佛教的一個分支。研究中國佛教哲學的基本使命是，以曆代中國佛教學者與宗派的重要著作和哲學思想爲對象，闡明中國佛教哲學思想的重要命題、基本內容、源流演變和發展規律，以及理論思維的經驗教訓。中國佛教哲學的構成，是以著名佛教學者個人思想，尤其是以宗派學說的形式出現的。隋唐時中國佛教形成了天臺、叁論、唯識、華嚴、律、淨土、禅和密八宗，其中的天臺、叁論、唯識、華嚴和禅五個宗派有著豐富的哲學思想，五個宗派中最富有中國人的創造性、與印度佛教哲學距離較大的是天臺、華嚴和禅叁個宗派。東晉南北朝的著名佛教學者和隋唐以來的天臺、華嚴和禅諸宗，是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其它一些佛教學者和宗派的具有鮮明中國色彩的哲學思想也是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重要對象。中國佛教哲學的特定研究對象，決定了它與印度佛教哲學的區別，也決定了它與中國固有哲學的區別。

　　中國佛教哲學討論的重大哲學問題，構成了研究、論述中國佛教哲學的基本範圍。佛教是一種解脫論學說，著重闡明解脫人生苦難和成就佛果的根據、道路和方法，其中所包括的哲學思想是解脫論的理論基礎。中國佛教哲學學者也是圍繞追求人生解脫這個佛教主題，將印度佛教哲學理論與中國具體情況，尤其是與中國固有文化及其哲學相結合，闡發了一系列的哲學問題。第一是對人生主體的論述，第二是對人生所處環境的論述，第叁是如何根據前面兩個問題的理論成果進行實踐、修行成佛的問題。以上叁個問題也就是人生論、宇宙論和實踐論，它們構成了中國佛教哲學的體系框架。而每一個問題又包含了若幹個不同側面、多重內容。人生論包括人生本原、因果、價值、形神、心性、佛性、道德倫理、理想境界等；宇宙論涉及結構論、現象論和本體論；實踐論則主要是修持的方法、方式、步驟、時間、直覺思維、真理論等問題。上述叁個問題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對于這些問題加以厘別，只能是相對的，也是困難的。我們對中國佛教哲學問題加以分解，其主要目的只是爲了論定中國佛教哲學的範圍和爲敘述的方便而已。

　　有一種觀點認爲，只有印度佛教哲學，沒有中國佛教哲學。其理由主要是，中國佛教的根本問題、運思方法都從印度來的，不是由中國哲學傳統中來的，中國固有文化和哲學對中國佛學沒有發生重大的影響，佛教並未因中國化而有所質變。中國佛學雖然是中國人的佛學，但其義理是純粹佛教的，只是印度佛學的繼續發展，而不是屬于中國哲學傳統的佛學。〔解釋：參見牟宗叁：《佛性與般若》(修訂版)，序言，4～5頁，臺灣，學生書局，1989。〕還有學者或許是傳統儒學的情結太深，甚至帶有以儒排佛的色彩，否定中國佛教哲學的存在和地位。我們認爲這種觀點只看到中國佛學和印度佛學的聯系，而沒有看到兩者的巨大差別。我們說，正是在中國固有文化和哲學的強大影響力的作用下，印度佛學在中國傳傳過程中，在體用觀念、心性理論、倫理學說、修持方法和思維方式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確發生了偏離，乃至發生性質的改變，有的甚至是與印度佛教教義完全相反的。這種情況分別在天臺宗、華嚴宗、淨土宗和禅宗幾個中國化的宗派上有著程度不同的表現。我們認爲，凡是中國佛教學者撰寫的與印度佛學完全相同的哲學內容，不應作爲中國佛教哲學思想，而凡是與印度佛學內容不同的部分，包括繼承後的發展、發揮、改造，以及離開印度佛學的獨立創造，即印度佛學在中國的一切變異，都應視爲中國佛教哲學。佛教在兩千多年的流傳過程中，主要形成了印度和中國兩大系，這是佛教界公認的事實。佛教哲學的中印兩大系的曆史存在，也得到越來越多的佛教研究學者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