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重大進展——《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出版座談會紀要
北京消息:2003年3月8日,《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出版新聞發布會暨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現狀與發展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任繼愈、黃心川、巫白慧、呂大吉、樓宇烈、楊曾文、蒙培元、牟鍾鑒、陳來、方廣等學術界專家,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程天權教授、副校長馮俊教授以及媒體記者等70余人出席了會議。與會者從不同角度對于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以及《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以下簡稱《要義》)在佛教哲學研究上取得的突破性成就發表了看法。大家一致認爲《要義》是我國佛教哲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具有裏程碑的意義,將我國佛教哲學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葉小文局長認爲《要義》的出版將深化我們對佛教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的了解。程天權教授認爲《要義》一書是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優秀成果,並希望學者“學習方立天教授潛心學問的精神”。任繼愈教授爲方立天教授題詞:“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任繼愈:方先生的研究成果不僅對佛教研究有意義,對中國哲學史研究也是一個推動。
方立天先生這本書的出版,我不覺得意外,而是順理成章的。因爲方先生有兩個特點:一是理論基礎打得好。哲學是基礎,是骨幹,哲學基礎打不好,沒辦法創新;二是原始資料積累得比較豐厚,這不是叁五天沖刺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積累的過程。社會科學的人才成長比自然科學慢,人才成長難,社會科學更需要長期的積累。現在我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與國外的文化交流愈加頻繁。我們一方面要吸收傳統的、優秀的文化,另一方面要吸收外來的、先進的文化,來創造我們的新文化。此書對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將起到很好的啓發、指導作用,是很有參考價值的。方先生的研究成果絕不僅僅對于佛教研究有意義,對于中國哲學史研究也是一個推動,今後中國哲學史研究應充分吸收方先生這部書裏的研究成果。
黃心川:《要義》用曆史比較的方法和角度對中國佛教哲學做了全新的解釋,堪稱我國佛學界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力作。
我有幸先讀到該書,有一些體會。這部書總結了近現代乃至解放後我國研究佛教義理的曆史經驗,從中國文化宏觀的角度闡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繼承和發揚了我國老一輩佛學研究家湯用彤、呂澂、陳垣、任繼愈等的優良傳統,從曆史比較和實證的方法與角度對中國佛教哲學做了全新的解釋,堪稱我國佛學研究中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學術研究著作。作者首先從當代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的核心理論——現代人學、宇宙論、科學認識論的角度把佛教哲學概括爲人生論、心性論、宇宙論和實踐論等四個方面,並進行了系統深入的論釋,在解釋中不僅追索作爲中國佛教哲學淵源的印度佛教義理的原意和真正的涵義,還探索了印度佛教哲學在中國社會曆史條件下同中國固有儒、道哲學相結合的民族化過程,凸現了中國佛教哲學思想的特色和異彩,從而總結了中國佛教哲學的理論思維成果與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規律。當然在闡述中國佛教哲學的發展過程中無疑也闡揚了中國文明的智慧、傳統文化的價值,因此有著十分重要的曆史和現實的意義。
此書在寫作方法上有重要創新。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外學術界和佛教界開展了對佛教本質的研究和討論。有人認爲佛教是一種宗教或一種哲學,也有人認爲佛教既是或非是宗教和哲學。這場爭論不僅在中國而且也在世界範圍內展開,參加爭論的既有佛教徒也有非佛教徒。方立天教授對這個問題的態度追隨了湯用彤教授的足迹,認爲佛教既包含著宗教,也包含著哲學這兩個方面,佛教哲學形成了佛教信仰體系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對佛教的研究要放在人類宗教和哲學思維共有的理性基礎之上,既要入乎佛教其內,也要出乎佛教其外,對佛教要有“同情之默應”和“心性之體會”,這個態度是十分正確的和必要的,也是科學研究要求我們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這對我們學術界和宗教界的合作,彼此的相互理解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當前我國佛教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我覺得主要問題是學術研究十分不平衡。從近年來發表的學術著作看,對佛教曆史、宗派的研究比較集中和突出,但對佛教學理或者佛教哲學的研究則相當落後或者正在萎縮,有影響的科研成果極爲罕見,這當然與佛教哲學的難度有著一定的關系。我國古代對佛教義理之辯一直有優良的傳統,每個朝代或每個宗派都有傳世之作,因此在佛教的著作中形成了一個傳統,某一位大師寫了一本重要的著作,後人就有注釋、章句、文摘、格言等等,蔚成一個龐大的理論系統。因此,我國佛教義理的研究和闡述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印度或者佛教南傳的斯裏蘭卡、泰國等國,這是佛教的一筆精神財富,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瑰寶。另外對佛教哲理研究的不深入,也會對佛教其他領域如佛教戒律、道德倫理思想、佛教藝術等等的研究産生不利的影響。至于我國學術文化研究的主要線索和曆史層面——儒釋道叁教的結合與排斥與佛教的教理更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如果不研究佛教教理,也就無法理解儒釋道叁教合一的特點。因此,要深化對我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必須首先加強對佛教哲理的研究。方立天教授費時幾十年的研究與寫作爲我們作出了一個良好的榜樣,提出了問題,開辟了途徑,使我們可以順利前進。
巫白慧:《要義》之于中國哲學的發展,與印度佛教之于印度哲學的發展有同等的意義和同等的貢獻。
方先生這部大書,對佛教文化、中國文化的重要貢獻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中國文化思想史、中國哲學史,不講佛教就難以寫完。過去有教授寫中國哲學史,寫到佛教就停下來,因爲佛教教義、佛教哲學他還沒有弄清楚。佛教哲學對中國哲學、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有偉大的貢獻。中國佛教哲學與中國哲學不可分割。舉個例子,印度本來是信奉婆羅門教,釋迦牟尼從小受婆羅門教教育,通過對韋陀經典的學習,知道婆羅門教教義的優點和缺點,從中異化出來,創立了新的宗教——佛教。佛教發展成爲有獨立的信仰系統的宗教,從小乘到大乘,完成了佛教的世界化。唯物論和唯心論在佛教裏都有很重要的發展。佛教哲學對印度思想有很大的貢獻。現在佛教在印度作爲宗教來講已經不存在了,但作爲思想和哲學,印度的每一家大學都講佛教哲學課。印度的佛教對印度哲學的發展是有重大貢獻的。印度佛教對印度思想的發展有重要影響。方先生的書對中國哲學史的發展也有類似的貢獻。這本書之于中國哲學的發展,與印度佛教之于印度哲學的發展有同等的意義和同等的貢獻。
楊曾文:以往的佛教哲學研究有叁個不足,相信方立天教授用幾十年心血完成的《要義》一定超越了這叁個不足。
感謝方教授爲中國佛教哲學研究作出了新的貢獻。衆所周知,改革開放以後,作爲宗教學分支之一的佛教學已經成爲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幾乎每一年都有優秀的成果問世。然而,佛教學研究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不僅要研究印度、中國的佛教史,也要研究東亞各國的佛教史,還要分門別類地研究宗派、教義、禅法、戒律、人物、文學、藝術等等。因爲起步較晚,迄今還有很多有待繼續開發的領域,其中就包括了佛教哲學。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宗教與哲學雖然是社會意識形態中居于最高層次的兩種文化形態,然而畢竟也受到社會經濟基礎的製約。自古以來,哲學作爲關于世界、社會和人生的總的觀點和學問,經常是寓于宗教和其他的文化形態之中。必須通過深入的挖掘,利用抽象的思辨方式,才能升華和提煉出特定的哲學範疇和體系。考察和研究佛教哲學也是這樣,這也是它的困難所在。以往的佛教哲學研究有叁個不足:其一,長期以來側重于把佛教置于唯物唯心路線對立當中加以考察,給予了過多的批判,而忽視了揭示其作爲宗教哲學所具有的特色。其二,不太注重作爲研究前提的曆史背景的考察和文獻資料的辨證梳理。其叁,不少剖析和表述未能將佛教教理和寓于教理中的哲學加以清晰的分辨。我相信,方教授花叁四十年時間研究寫成的這部大作一定超越了前述叁個不足,是部富于創意和時代特色的佳作,將爲後來的同類佛教研究所效仿。
呂大吉:《要義》用現代哲學的方法對佛教思想進行梳理,在方法論上給我們新的啓發。
佛教哲學與中國哲學、古希臘哲學並稱軸心時代的叁大哲學系統。佛教哲學從來受到世界哲學界的重視,在世界哲學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佛教傳入中國後,與中國固有的思想相互影響,産生了中國特色的佛教。中國佛教哲學研究也應該受到重視。方立天先生這部書用現代哲學的方法,對佛教思想進行梳理,在方法論上給我們新的啓發。它是方先生一生心血的結晶,也是對中國學術界在這個領域研究成果的總結,是對學術界的新貢獻,開辟了新的方向。
張新鷹:《要義》是開創中國自己的宗教學體系的理論嘗試。
我覺得方立天先生這部著作是近20年來具有裏程碑意義的著作,是開創中國自己的宗教學體系的理論嘗試。中國宗教學研究有待于開創中國特色的宗教學理論體系。這一體系應有兩個基本特質,一是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二是反映中國宗教實際的理論概括。方老師的著作在這兩方面都是很好的典範。
方廣錩:這本書是中國佛教研究20年來出版的一部裏程碑式的著作,是對前一時期佛教學術研究的很好總結。
佛學在中國的研究,往往是以經論經的方法。解放以來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研究佛教,或利用西方哲學的範疇,把佛教放入唯物唯心的框架,這是我們認識佛教不可避免的階段,但這種方法總是很難契合佛教哲學。本書是超越這一曆史階段的重大標志。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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