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它真正地超越了過去的曆史階段，將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真正地融會起來，與佛教哲學的東西融會起來，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次，對于佛教哲學與一般哲學的差異，方老師把握得也很准確。他提到佛教有自己的特點，包括禅宗的直觀。過去對因果報應在理論上一直是批判的，在這部書裏方老師則做了兩方面的分析，肯定了它積極的一面，講清楚了佛教哲學與一般哲學的不同之處。最後，就義理性佛教與信仰性佛教的關系而言，義理性佛教是靈魂，信仰性佛教是軀體，兩者是互動的一個過程。這部書對義理性佛教做出了這麼一個集大成的總結，爲以後信仰性佛教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樓宇烈：《要義》對于大學佛教哲學的教學，對于知識階層從理性上把握佛教，對于將來的佛教哲學研究，都會有很大的意義。

　　改革開放以後，學術界出版的有關佛教哲學的書，一共叁本。一是嚴北溟的《中國佛教哲學簡史》，另外兩本都是方立天的，一本《佛教哲學》，還有一個修訂版，也是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現在又出了這麼一部標志性的裏程碑式的著作。佛教有很豐富的哲學理論，爲世界的學者所公認，但我們過去對這方面沒有很重視，把它看作只是附屬在宗教上的一種東西，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佛教是印度哲學的核心或者說是最高的成就。而印度哲學與中國哲學、西方哲學是相輔相成的東西，互相可以配合。中國哲學、西方哲學思考問題都是從正面入手，經過否定，再來肯定。佛教哲學思考問題恰恰從批判正面入手，用唯識的系統來講，就是從批判遍計所執性入手，再肯定現象，依他起性，最後達到圓成實性，還是一個空。所以它跟我們所講的哲學恰好是互補的。我覺得在大學裏面不講印度哲學，或是不講佛教哲學，是很大的缺陷，但是要講好佛教哲學很不容易。方教授的研究成果對于今後在大學裏面開展佛教哲學的教學也有很大的幫助。另外，《要義》的出版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因爲從佛教在社會上的影響來看，急需要這樣一部書。佛教當然是一種宗教，能夠滿足人們情感上面的需要，此外很多信仰宗教的人還需要一種理性上的把握，獲得理性上的需要。佛教在這兩個方面都是可以滿足人們的需要的。現代很多知識層的年輕人來了解佛教，並不滿足于停留在情感的需求上面，更多的還是在理性上的追求。如果我們不能把佛教義理從哲學的高度揭示出來，就不能滿足他們。這部書的出版對于很多要在理性上來認識佛教的年輕人、知識階層的人，一定會有很大的意義。最後，像前面幾位先生指出的，方立天教授的這部書，體系結構、對要義的闡發都十分新穎，對將來佛教哲學的研究，開辟出了很多可以探索的方向。

　　牟鍾鑒：方先生的鴻篇巨製，使人了解到佛教的博大精深，而且形成了一個體系，內容非常豐富。其資料的豐富是驚人的，好多資料以前沒有看過。其次，在研究方法和態度上，這部著作有一個突破和超越。對佛教的研究方法，一般有兩種。一是信仰主義的，在教言教，教徒就應該信仰。作爲教外的學者，當然不能從信仰主義的角度來入手，但也不能是反宗教的，我們曾經有過這樣的態度，這樣的態度不能真正把握宗教。方立天的著作繼承了湯用彤先生的治學精神。一方面有史籍、語言知識的積累，資料的積累。另一方面有一個同情者的默應，心性的體會，一個同情的了解。同時還應該加以理性的分析和評論。我覺得這是一本很理性的研究著作。這種態度我很贊賞，只有這樣一種態度才能把宗教研究做好。第叁，方先生對中國佛教哲學與印度佛教哲學的異同講得比較清楚。以前也說印度佛教中國化，也按中國文化的傳統來做一個新的理解，一般來講就是禅宗。中國化的具體內容，以前講得很少。因爲印度佛教本來就是哲理性的宗教，除此之外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宗教從開始就是哲理性很強的，傳到中國以後它的哲學又發展到了高峰，在這方面中國佛教的貢獻最大。中國佛教的哲學和印度佛教的哲學同在哪裏，異在哪裏，此書說得比較系統和清晰，貢獻非常大。第四，我們說研究中國哲學，如果不懂儒釋道叁教的話，沒有辦法研究。我們以前寫的哲學史是有問題的，一個是對佛教的了解比較淺，對佛教的理解遠遠不夠；一個是道教哲學的內容太少，因爲當時幾乎就沒有研究。當然研究有個曆史的過程。方先生這部書對儒釋道叁教關系，特別是哲學上的關系，佛教哲學對中國哲學有哪些貢獻，對儒家哲學有什麼樣的影響，對道家的哲學有什麼樣的影響，講得比較透徹。第五是關于佛教哲學的現代意義，方教授在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專門加以闡釋，說明了他心裏面有一種強烈的現實關懷。佛教哲學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使我們更好地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改善自然生態。方教授從這叁個方面對佛教哲學的現代意義所進行的闡述使人感覺到佛教的智慧不能忽略。爲了我們的文化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健康發展，不僅學者，更多的普通人都應該重視佛教哲學，從中吸取營養。

　　陳來：《要義》本身是研究中國哲學史的重要著作。這部書的研究方法也是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基本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

　　首先，關于佛教哲學的研究。佛教哲學乃至宗教哲學方面的書一直很少。20世紀80年代的主要問題是缺少對教義、教法、教理的研究。過了20多年，關于教義、教理、教法，包括修行的書越來越多，可是宗教哲學的書一直很少。佛教哲學研究現在只有兩本書，一本就是嚴北溟先生的《中國佛教哲學簡史》，再一本就是方先生的《佛教哲學》，再沒有增加，學術發展很不平衡。方先生這本大書對佛教研究中的平衡是有很大的好處的。方先生的著作使我們更加重視佛教哲學方面的研究，這部書是佛教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的裏程碑式的著作。第二，方先生這部書是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巨大貢獻。方先生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一個著名學者，在中國哲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他的著作其實不是從一般的宗教學的角度，強調宗教的研究，或是曆史的研究，而是比較重視哲學，用他自己的話來講，是在中國哲學的脈絡裏面研究中國佛教哲學，而不是脫離了幾千年來中國哲學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不能把它僅僅看做一部宗教學領域的學術著作，它還是中國哲學史領域的一部學術著作。第叁，方先生研究佛教哲學的方法也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有普遍的意義。方先生在序言中提到叁點：一是正確運用史料；二是深入細致地咀嚼原著的本意，把握它立言的動機；叁是用現代哲學術語准確地诠釋資料，挖掘概念命題的哲學意義，解釋它真正的思想。這叁點是方先生著作的特點，也是研究中國哲學史最基本的方法，但現在學術界很多人沒有完全按照這樣的方法作研究。第四，學術研究要注意溝通和交流。研究不能孤芳自賞，要把自己納入到一個學術界，外國叫學術社團，在社團中找到自己的學術標准和方向。方老師的研究得到了我國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在海外也受到推崇。

　　這幾年中國人民大學佛教研究與中國哲學史研究在結構上分離了。以後這兩方面應該密切地溝通。方先生的建樹是與中國哲學有著密切的關系的，他的著作也是中國哲學研究的寫法。應該使這兩個方面能夠密切地溝通起來，使他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能夠影響年輕一代的學者，對他們的學風、學術的眼光和標准産生影響。

　　蒙培元：方立天先生在人文主義的框架下思考佛教哲學問題，不僅對中國佛教哲學精神有深層的把握，而且對宗教學有深層的把握。

　　《要義》一書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人文關懷。在五大編中，有叁編講人的問題，除了總論之外，接著是人生論、人性論，還有實踐論，沒有將宇宙論放在第一位。任何一部成功的有價值的學術著作大概都需要有種現實關懷，不是僅僅作爲一個對象和曆史來進行研究。方立天教授在研究佛教的時候，對人的問題給予了很高的地位，是從人學的角度、在人文主義的框架下，來研究中國佛教哲學的。方先生這本書把握的不僅是佛學、而且是整個宗教的本質問題，抓住了人的問題。這部書不僅有翔實豐富的史料，而且有現實性。譬如，佛教衆生平等思想的意義是很深遠的，這涉及到人生問題、人的地位問題、人的追求問題，人可以成佛嗎？衆生都可以達到那個境界嗎？現實中這個問題的價值是絕不能忽視的。這部書不僅作爲學術著作有貢獻，對我們的精神生活也會有很大作用。

　　宋立道(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方立天教授提出的心性論、人生論、實踐論、宇宙論四大概念，是傳統佛書中沒有的，是一個很大的創新。

　　我覺得，它是20年來出版的最好的一部佛教哲學著作。首先，這部書是中國佛教哲學發展的反映。近現代以來西方哲學進入中國，中國人接受西方人做學問的方法，用西方的理論結構、概念結構來理解傳統的佛教。佛教研究並不是起于近代，而是很早就有的。方先生的著作是集大成者，吸取了近代以來湯用彤等人的學術成果。宗教解決的問題是在我們周圍什麼東西叫做“真”，在我們的生存之外什麼叫做“真”，怎樣達到這個“真”。達到這個“真”就是宗教實踐的過程，怎樣認識這個“真”就是宗教哲學的過程。這部書中的五大編就是回答這些問題，他提出的心性論、人生論、實踐論、宇宙論四大概念，是傳統佛書中沒有的，這是很大的一個創新。這部書的特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非常客觀，所謂客觀就是實事求是。二是吸收了很多現代思想成果。比如宗教學中的功能主義宗教學，方先生在談到因果輪回的時候，雖然沒有提到杜爾凱姆，但他是從宗教的社會功能上談的。叁是設身處地地思考以前的大哲學家、高僧對佛教的理解，方先生引用湯用彤認爲佛教既是宗教又是哲學的一段話時，提到宗教研究應該有“同情的默應”。沒有心性的體會，沒有共鳴，首先你得不到真，其次你理解的是一團糟粕。方先生確確實實是懷著對前人的崇敬，對宗教家們和非宗教家們、對宗教立場和非宗教立場都盡可能設身處地地去理解，在這個情況下得出來的結論才是科學的。四是明快簡單。簡單本來是不好的，但能對事物予以簡單的概括，表現了作者對事物的了解是成竹于心。這種簡單明快的作風，會使我們這一代和我們以後的搞佛學研究的人都能從此書中受益。

　　方立天：今天，我很高興，也很激動。首先，我要向與會的學者、國家宗教事務局領導、中國人民大學領導、人大出版社表示感謝，他們以不同方式給過我幫助。大家的發言中包含著一些深刻的思想，給了我很多啓示。我要特別感謝鄧小平同志，因爲是他的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決斷，爲知識分子帶來了比較寬松和穩定的學術環境，我才可能在佛教哲學研究上作出一點貢獻。佛教講緣起，講報恩，我一向認爲佛教研究者要有胸懷，同行之間要和諧、協作、團結、共同奮鬥，只有這樣，我們的事業才能做好。再次謝謝大家！(《光明日報》)

《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重大進展——《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出版座談會紀要》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