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它真正地超越了过去的历史阶段，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真正地融会起来，与佛教哲学的东西融会起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次，对于佛教哲学与一般哲学的差异，方老师把握得也很准确。他提到佛教有自己的特点，包括禅宗的直观。过去对因果报应在理论上一直是批判的，在这部书里方老师则做了两方面的分析，肯定了它积极的一面，讲清楚了佛教哲学与一般哲学的不同之处。最后，就义理性佛教与信仰性佛教的关系而言，义理性佛教是灵魂，信仰性佛教是躯体，两者是互动的一个过程。这部书对义理性佛教做出了这么一个集大成的总结，为以后信仰性佛教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楼宇烈：《要义》对于大学佛教哲学的教学，对于知识阶层从理性上把握佛教，对于将来的佛教哲学研究，都会有很大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出版的有关佛教哲学的书，一共三本。一是严北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另外两本都是方立天的，一本《佛教哲学》，还有一个修订版，也是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在又出了这么一部标志性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佛教有很丰富的哲学理论，为世界的学者所公认，但我们过去对这方面没有很重视，把它看作只是附属在宗教上的一种东西，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佛教是印度哲学的核心或者说是最高的成就。而印度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是相辅相成的东西，互相可以配合。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思考问题都是从正面入手，经过否定，再来肯定。佛教哲学思考问题恰恰从批判正面入手，用唯识的系统来讲，就是从批判遍计所执性入手，再肯定现象，依他起性，最后达到圆成实性，还是一个空。所以它跟我们所讲的哲学恰好是互补的。我觉得在大学里面不讲印度哲学，或是不讲佛教哲学，是很大的缺陷，但是要讲好佛教哲学很不容易。方教授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后在大学里面开展佛教哲学的教学也有很大的帮助。另外，《要义》的出版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从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来看，急需要这样一部书。佛教当然是一种宗教，能够满足人们情感上面的需要，此外很多信仰宗教的人还需要一种理性上的把握，获得理性上的需要。佛教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现代很多知识层的年轻人来了解佛教，并不满足于停留在情感的需求上面，更多的还是在理性上的追求。如果我们不能把佛教义理从哲学的高度揭示出来，就不能满足他们。这部书的出版对于很多要在理性上来认识佛教的年轻人、知识阶层的人，一定会有很大的意义。最后，像前面几位先生指出的，方立天教授的这部书，体系结构、对要义的阐发都十分新颖，对将来佛教哲学的研究，开辟出了很多可以探索的方向。

　　牟钟鉴：方先生的鸿篇巨制，使人了解到佛教的博大精深，而且形成了一个体系，内容非常丰富。其资料的丰富是惊人的，好多资料以前没有看过。其次，在研究方法和态度上，这部著作有一个突破和超越。对佛教的研究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信仰主义的，在教言教，教徒就应该信仰。作为教外的学者，当然不能从信仰主义的角度来入手，但也不能是反宗教的，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不能真正把握宗教。方立天的著作继承了汤用彤先生的治学精神。一方面有史籍、语言知识的积累，资料的积累。另一方面有一个同情者的默应，心性的体会，一个同情的了解。同时还应该加以理性的分析和评论。我觉得这是一本很理性的研究著作。这种态度我很赞赏，只有这样一种态度才能把宗教研究做好。第三，方先生对中国佛教哲学与印度佛教哲学的异同讲得比较清楚。以前也说印度佛教中国化，也按中国文化的传统来做一个新的理解，一般来讲就是禅宗。中国化的具体内容，以前讲得很少。因为印度佛教本来就是哲理性的宗教，除此之外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宗教从开始就是哲理性很强的，传到中国以后它的哲学又发展到了高峰，在这方面中国佛教的贡献最大。中国佛教的哲学和印度佛教的哲学同在哪里，异在哪里，此书说得比较系统和清晰，贡献非常大。第四，我们说研究中国哲学，如果不懂儒释道三教的话，没有办法研究。我们以前写的哲学史是有问题的，一个是对佛教的了解比较浅，对佛教的理解远远不够；一个是道教哲学的内容太少，因为当时几乎就没有研究。当然研究有个历史的过程。方先生这部书对儒释道三教关系，特别是哲学上的关系，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有哪些贡献，对儒家哲学有什么样的影响，对道家的哲学有什么样的影响，讲得比较透彻。第五是关于佛教哲学的现代意义，方教授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专门加以阐释，说明了他心里面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佛教哲学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使我们更好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善自然生态。方教授从这三个方面对佛教哲学的现代意义所进行的阐述使人感觉到佛教的智慧不能忽略。为了我们的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不仅学者，更多的普通人都应该重视佛教哲学，从中吸取营养。

　　陈来：《要义》本身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著作。这部书的研究方法也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

　　首先，关于佛教哲学的研究。佛教哲学乃至宗教哲学方面的书一直很少。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对教义、教法、教理的研究。过了20多年，关于教义、教理、教法，包括修行的书越来越多，可是宗教哲学的书一直很少。佛教哲学研究现在只有两本书，一本就是严北溟先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再一本就是方先生的《佛教哲学》，再没有增加，学术发展很不平衡。方先生这本大书对佛教研究中的平衡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方先生的著作使我们更加重视佛教哲学方面的研究，这部书是佛教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第二，方先生这部书是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巨大贡献。方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著名学者，在中国哲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的著作其实不是从一般的宗教学的角度，强调宗教的研究，或是历史的研究，而是比较重视哲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在中国哲学的脉络里面研究中国佛教哲学，而不是脱离了几千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把它仅仅看做一部宗教学领域的学术著作，它还是中国哲学史领域的一部学术著作。第三，方先生研究佛教哲学的方法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有普遍的意义。方先生在序言中提到三点：一是正确运用史料；二是深入细致地咀嚼原著的本意，把握它立言的动机；三是用现代哲学术语准确地诠释资料，挖掘概念命题的哲学意义，解释它真正的思想。这三点是方先生著作的特点，也是研究中国哲学史最基本的方法，但现在学术界很多人没有完全按照这样的方法作研究。第四，学术研究要注意沟通和交流。研究不能孤芳自赏，要把自己纳入到一个学术界，外国叫学术社团，在社团中找到自己的学术标准和方向。方老师的研究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在海外也受到推崇。

　　这几年中国人民大学佛教研究与中国哲学史研究在结构上分离了。以后这两方面应该密切地沟通。方先生的建树是与中国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他的著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写法。应该使这两个方面能够密切地沟通起来，使他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能够影响年轻一代的学者，对他们的学风、学术的眼光和标准产生影响。

　　蒙培元：方立天先生在人文主义的框架下思考佛教哲学问题，不仅对中国佛教哲学精神有深层的把握，而且对宗教学有深层的把握。

　　《要义》一书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在五大编中，有三编讲人的问题，除了总论之外，接着是人生论、人性论，还有实践论，没有将宇宙论放在第一位。任何一部成功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大概都需要有种现实关怀，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对象和历史来进行研究。方立天教授在研究佛教的时候，对人的问题给予了很高的地位，是从人学的角度、在人文主义的框架下，来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的。方先生这本书把握的不仅是佛学、而且是整个宗教的本质问题，抓住了人的问题。这部书不仅有翔实丰富的史料，而且有现实性。譬如，佛教众生平等思想的意义是很深远的，这涉及到人生问题、人的地位问题、人的追求问题，人可以成佛吗？众生都可以达到那个境界吗？现实中这个问题的价值是绝不能忽视的。这部书不仅作为学术著作有贡献，对我们的精神生活也会有很大作用。

　　宋立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方立天教授提出的心性论、人生论、实践论、宇宙论四大概念，是传统佛书中没有的，是一个很大的创新。

　　我觉得，它是20年来出版的最好的一部佛教哲学著作。首先，这部书是中国佛教哲学发展的反映。近现代以来西方哲学进入中国，中国人接受西方人做学问的方法，用西方的理论结构、概念结构来理解传统的佛教。佛教研究并不是起于近代，而是很早就有的。方先生的著作是集大成者，吸取了近代以来汤用彤等人的学术成果。宗教解决的问题是在我们周围什么东西叫做“真”，在我们的生存之外什么叫做“真”，怎样达到这个“真”。达到这个“真”就是宗教实践的过程，怎样认识这个“真”就是宗教哲学的过程。这部书中的五大编就是回答这些问题，他提出的心性论、人生论、实践论、宇宙论四大概念，是传统佛书中没有的，这是很大的一个创新。这部书的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非常客观，所谓客观就是实事求是。二是吸收了很多现代思想成果。比如宗教学中的功能主义宗教学，方先生在谈到因果轮回的时候，虽然没有提到杜尔凯姆，但他是从宗教的社会功能上谈的。三是设身处地地思考以前的大哲学家、高僧对佛教的理解，方先生引用汤用彤认为佛教既是宗教又是哲学的一段话时，提到宗教研究应该有“同情的默应”。没有心性的体会，没有共鸣，首先你得不到真，其次你理解的是一团糟粕。方先生确确实实是怀着对前人的崇敬，对宗教家们和非宗教家们、对宗教立场和非宗教立场都尽可能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在这个情况下得出来的结论才是科学的。四是明快简单。简单本来是不好的，但能对事物予以简单的概括，表现了作者对事物的了解是成竹于心。这种简单明快的作风，会使我们这一代和我们以后的搞佛学研究的人都能从此书中受益。

　　方立天：今天，我很高兴，也很激动。首先，我要向与会的学者、国家宗教事务局领导、中国人民大学领导、人大出版社表示感谢，他们以不同方式给过我帮助。大家的发言中包含着一些深刻的思想，给了我很多启示。我要特别感谢邓小平同志，因为是他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断，为知识分子带来了比较宽松和稳定的学术环境，我才可能在佛教哲学研究上作出一点贡献。佛教讲缘起，讲报恩，我一向认为佛教研究者要有胸怀，同行之间要和谐、协作、团结、共同奋斗，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做好。再次谢谢大家！(《光明日报》)

《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重大进展——《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出版座谈会纪要》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