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店所藏敦煌遺書序

　　方廣锠

　　1900年6月，在中國北京，義和團運動如火如荼。其後而來的八國聯軍侵華以及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把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再一次推入水深火熱的境地，

　　1900年6月，時居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箓偶然在一石窟甬道的右側發現隱藏著一個耳窟，亦即其後舉世聞名的藏經洞，其中裝滿了古代的遺書、文物。其後若幹年中，聞風而至的英、法、日、俄各國探險家紛至沓來，采用各種手段，將洞藏大部分珍貴遺書、文物捆載以去。

　　自從我從事敦煌研究以來，經常遇到這樣的提問：假設藏經洞遺書不被外國探險家掠走，將會如何？我的回答是：曆史不能假設。我認爲，如果我們熟悉20世紀初那段苦難的中國史，了解列強對中國的種種野心，包括對中國西北邊疆的種種謀劃，了解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各級官員的徇私渎職，文人士大夫的短視守舊，全民族文物意識的淡漠，中西學風的差異，那麼，雖說王道士發現藏經洞是一種偶然，但藏經洞只要被發現，則洞中文物的流失可以說是一種必然。且不說1840年以來的100年中，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即使近20多年來，類似的事情不也時有所聞嗎？

　　古代敦煌是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西方文化等四種文化，儒教、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祆教等六種宗教的彙聚之地，文化積澱極爲豐厚。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有相當長的時間不在中央王朝的有效統治之下，史書對它的記載簡略疏闊，史家對它的情況也若明若暗。藏經洞遺書的面世，在敦煌研究、西北史地研究、諸多宗教與文化的研究方面打開一個全新的天地，促成了“敦煌學”這一世界顯學的産生。早在1930年，我國著名學者陳寅恪就熱情讴歌：“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然而，藏經洞發現的遺書，或散落異國，或秘藏私家。研究者，特別是中國研究者要想取爲研究資料，其重重困難，是局外人難以想象的。所以中國學者爲之慨然：“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這一局面，從20世紀90年代起大爲改觀。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爲代表的中國出版界，包括四川人民出版社、甘肅人民出版社、江蘇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等以極大的民族責任感，下大決心、花大氣力，致力于敦煌遺書圖錄的出版。這些圖錄的出版，對敦煌學的發展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近十幾年我國敦煌學蓬勃發展，這些出版社功不可沒。

　　進入21世紀以來，敦煌遺書圖錄的出版，依然保持著強勁的勢頭。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5年3月，完成《法藏敦煌西域文獻》全34冊的出版；于2005年10月，完成《俄藏敦煌藝術品》全6冊的出版。上海辭書出版社于2005年8月完成《斯坦因第叁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全2冊的出版。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于2005年推出《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全150冊的出版計劃，到2006年底，已經出版50冊，其圖錄規模與出版速度前所未有，其圖版質量也名列前茅。

　　在我國，除了若幹圖書館、博物館及少數其他單位與個人外，一些古舊書店、文物商店也收藏有敦煌遺書。1998年，天津文物商店出版所藏敦煌遺書的圖錄，曾爲學界稱道。現在，中國書店出版所藏敦煌遺書的圖錄，更是一件值得以手加額，慶之賀之的大好事。

　　承中國書店善意，這次收入圖錄的90余件遺書，我均曾得以考察、鑒別、著錄。敦煌遺書具有文物、文獻、文字等叁個方面的研究價值。以下，也分別這叁個方面，略述中國書店這批敦煌遺書的價值，以爲芹獻。

　　講文物價值，首先要看寫本的年代。古籍界以往講善本，注重的是宋、元刻本，有一頁一金的說法。敦煌遺書的出現，打破了宋、元刻本獨擅勝場的局面。從年代看，中國書店這批遺書中有東晉寫本1號，南北朝寫本12號，隋寫本2號。衆所周知，敦煌遺書中保存的主要是唐寫本，其中尤以8到9世紀的吐蕃統治時期寫本，以及晚唐、五代、宋初的歸義軍統治時期寫本爲多，唐以前寫本所占比例較小。所以，敦煌遺書中的唐以前寫本，因其年代久遠、數量稀少，曆來爲人們珍視，具有較大的文物價值。中國書店的這批敦煌遺書，唐以前寫本約占15%以上，值得珍視。

　　在上述早期寫本中，ZSD2081號《大般涅槃經》卷七尤爲珍貴。該號爲隋代寫經，我們知道，隋文帝、炀帝父子兩代佞佛，統治時期廣爲提倡寫經造像。故隋祚雖短，留下的寫經不多，但質量大抵爲上品。ZSD2081號爲卷軸裝。首尾均全。存有卷端的護首與卷尾的原軸。護首有竹質天竿、有護首經名、有缥帶(已斷，留有殘根)。尾軸兩端塗有朱漆。首尾經題完整，卷尾有燕尾，還有題記。敦煌遺書原爲寺院棄藏，故首尾完整的經卷數量很少，像ZSD2081號這樣附有護首、原軸，完整保持卷軸裝原貌，又有題記的卷子更可謂鳳毛麟角。

　　此外，考察時發現，該卷所用紙張爲打紙，砑光上蠟。

　　打紙，是我國古代一種經過特殊的捶打工藝所製造的紙張。古代的手工造紙，所造紙張表面粗糙，纖維浮紮。用這種紙張寫字，用筆澀滯，容易洇墨。所以，古人發明捶打工藝製成打紙。打紙厚度變薄，纖維致密，紙張本身更加牢實，書寫時也不易洇墨。爲了使紙張能夠曆時長久，古人又發明在紙張表面上蠟的工藝。打紙砑光上蠟後，表面光潔如瑩，用手輕輕抖動，發出金石之聲。洵爲我國古代紙張中的極品。

　　如果僅僅是打紙砑光上蠟，在敦煌遺書中還算常見。這個卷子最令人驚異的在它每張紙的長度。

　　該卷總長775.4厘米，由7張紙粘接而成，首紙爲護首，末紙爲結尾，下面是中間5張紙的數據：

　　長度(厘米)

　　抄寫行數

　　138.0

　　81

　　140.8

　　83

　　143.0

　　84

　　142.4

　　84

　　140.2

　　84

　　敦煌遺書所用紙張，雖因時代的不同而有差異，但大體在40厘米到50厘米左右。幾年前我們曾經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發現某寫卷中的一張紙，長度竟達130多厘米。編目同仁無不歎爲異數。而中國書店該ZSD2081號隋代寫經中間5張紙的長度均爲140厘米左右，最長者達143厘米。不僅在目前面世的敦煌遺書中絕無僅有，就筆者所知而言，這也是世界上現知的7世紀以前的紙張中，單紙長度最長的。古代紙張爲工匠在紙漿池中，用抄子一張一張抄出。能夠製造出如此長度、如此質量的紙張，是我國古代造紙術的奇迹，爲我們研究隋代的造紙工藝提供了的重要標本。

　　這號隋寫《大般涅槃經》還有一點值得提出的，是它的缥帶。敦煌遺書的缥帶可分兩種，一種用絲綢折疊縫製而成，我們稱之爲“折疊帶”；一種爲編織而成，我們稱之爲“編織帶”。前者較爲常見，後者非常稀少。此件隋寫《大般涅槃經》的缥帶雖然已斷，僅留殘根一截，但爲綠紅白叁色編織而成的編織帶，色彩鮮豔如新。

　　提到缥帶，中國書店收藏的ZSD1790號也值得一提。衆所周知，考古發掘中時有古代絲綢出土，但古墓出土的絲綢，遇到空氣即氧化變質，甚難保存。敦煌因其特有的風土條件，遺書所存之缥帶均保持古代原貌。ZSD1790號亦爲《大般涅槃經》，卷軸裝，乃抄寫于7～8世紀的唐寫本。首尾均全，有題記。護首保存完好，護首所系缥帶爲折疊帶，敦煌遺書中的折疊帶一般均爲素絹，而此號的缥帶織有團花，甚爲罕見。此缥帶長58厘米，保存完整，在敦煌遺書中也不多見。對于研究唐代的絲綢工藝亦有一定的價值。

　　此外，從形態上講，這批遺書除了常見的卷軸裝外，還有經折裝、縫缋裝，體現了我國古代書籍的各種裝幀形式，豐富了我們對于書史的知識。

　　順便想說的是，這批敦煌遺書中有27件殘片，合裝成冊，題爲“敦煌殘拾”，前有黃賓虹1951年題記。原爲方懿梅所藏。方懿梅，字子才，安徽人。上個世紀30、40年代在北京活動，收藏不少敦煌遺書殘片，其後逐漸轉讓他人。安徽博物館石谷風所藏敦煌遺書殘片(《晉魏隋唐殘墨》，安徽美術出版社，1992年10月)、啓功收藏的部分敦煌遺書殘片(《敦煌寫經殘片》，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6月)均出自方懿梅原藏。據我所知，方懿梅的還有部分藏品，目前由另一位收藏家收藏，尚未公布。由于這批殘片篇幅不大，以前曾有人懷疑它們或者屬于吐魯番遺書。但石谷風藏品中的《靈寶度人經》可與敦煌遺書斯6076號綴接。由此證明這批殘片的確出自敦煌藏經洞(參見方廣锠：《晉魏隋唐殘墨綴目》，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七輯)。

　　從文獻價值的角度談，中國書店的這批敦煌遺書更是美不勝收。

　　敦煌遺書本爲佛教寺院棄藏，所藏以佛教典籍爲主。中國書店的敦煌遺書也不例外，已爲曆代大藏經所收的佛典占據總數的一半以上。除了已入藏文獻外，與佛教有關的文獻還有在敦煌當地翻譯的佛經，以及變文、齋文、經疏、忏悔文、羯磨文、疑僞經乃至法門名義集鈔這樣的工具書。至于非佛教文獻，則有道教的《靈寶自然齋行道儀》(擬)，還有社司轉帖、賬契、詩歌、書儀、民俗作品等等。

　　由于篇幅的關系，在此祗能擇要對一些文獻作簡單介紹。

　　ZSD2971號，《八相變》，敷衍釋迦牟尼八相成道故事，屬變文。本號雖爲殘片，僅剩1紙6行，但與敦煌遺書中所存同一主題的其他文獻均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不但提供了一個新的文本可供校勘，而且對研究寫本的流變性提供了新的資料。

　　ZSD2205號，《比丘尼羯磨文》(擬)，該《比丘尼羯磨文》爲南北朝寫本，它的文字與《昙無德律部雜羯磨》(參見《大正》1432，22/1043B7~1045B25)、《羯磨》(參見大正1433，22/1056B7~C2、22/1063C16~27)的相關章節比較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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