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店所藏敦煌遗书序

　　方广锠

　　1900年6月，在中国北京，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其后而来的八国联军侵华以及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把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再一次推入水深火热的境地，

　　1900年6月，时居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偶然在一石窟甬道的右侧发现隐藏着一个耳窟，亦即其后举世闻名的藏经洞，其中装满了古代的遗书、文物。其后若干年中，闻风而至的英、法、日、俄各国探险家纷至沓来，采用各种手段，将洞藏大部分珍贵遗书、文物捆载以去。

　　自从我从事敦煌研究以来，经常遇到这样的提问：假设藏经洞遗书不被外国探险家掠走，将会如何？我的回答是：历史不能假设。我认为，如果我们熟悉20世纪初那段苦难的中国史，了解列强对中国的种种野心，包括对中国西北边疆的种种谋划，了解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各级官员的徇私渎职，文人士大夫的短视守旧，全民族文物意识的淡漠，中西学风的差异，那么，虽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是一种偶然，但藏经洞只要被发现，则洞中文物的流失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且不说1840年以来的100年中，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即使近20多年来，类似的事情不也时有所闻吗？

　　古代敦煌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西方文化等四种文化，儒教、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祆教等六种宗教的汇聚之地，文化积淀极为丰厚。晚唐、五代、宋初，敦煌有相当长的时间不在中央王朝的有效统治之下，史书对它的记载简略疏阔，史家对它的情况也若明若暗。藏经洞遗书的面世，在敦煌研究、西北史地研究、诸多宗教与文化的研究方面打开一个全新的天地，促成了“敦煌学”这一世界显学的产生。早在1930年，我国着名学者陈寅恪就热情讴歌：“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然而，藏经洞发现的遗书，或散落异国，或秘藏私家。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研究者要想取为研究资料，其重重困难，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所以中国学者为之慨然：“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这一局面，从20世纪90年代起大为改观。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代表的中国出版界，包括四川人民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等以极大的民族责任感，下大决心、花大气力，致力于敦煌遗书图录的出版。这些图录的出版，对敦煌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近十几年我国敦煌学蓬勃发展，这些出版社功不可没。

　　进入21世纪以来，敦煌遗书图录的出版，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5年3月，完成《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全34册的出版；于2005年10月，完成《俄藏敦煌艺术品》全6册的出版。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完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全2册的出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5年推出《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全150册的出版计划，到2006年底，已经出版50册，其图录规模与出版速度前所未有，其图版质量也名列前茅。

　　在我国，除了若干图书馆、博物馆及少数其他单位与个人外，一些古旧书店、文物商店也收藏有敦煌遗书。1998年，天津文物商店出版所藏敦煌遗书的图录，曾为学界称道。现在，中国书店出版所藏敦煌遗书的图录，更是一件值得以手加额，庆之贺之的大好事。

　　承中国书店善意，这次收入图录的90余件遗书，我均曾得以考察、鉴别、着录。敦煌遗书具有文物、文献、文字等三个方面的研究价值。以下，也分别这三个方面，略述中国书店这批敦煌遗书的价值，以为芹献。

　　讲文物价值，首先要看写本的年代。古籍界以往讲善本，注重的是宋、元刻本，有一页一金的说法。敦煌遗书的出现，打破了宋、元刻本独擅胜场的局面。从年代看，中国书店这批遗书中有东晋写本1号，南北朝写本12号，隋写本2号。众所周知，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主要是唐写本，其中尤以8到9世纪的吐蕃统治时期写本，以及晚唐、五代、宋初的归义军统治时期写本为多，唐以前写本所占比例较小。所以，敦煌遗书中的唐以前写本，因其年代久远、数量稀少，历来为人们珍视，具有较大的文物价值。中国书店的这批敦煌遗书，唐以前写本约占15%以上，值得珍视。

　　在上述早期写本中，ZSD2081号《大般涅槃经》卷七尤为珍贵。该号为隋代写经，我们知道，隋文帝、炀帝父子两代佞佛，统治时期广为提倡写经造像。故隋祚虽短，留下的写经不多，但质量大抵为上品。ZSD2081号为卷轴装。首尾均全。存有卷端的护首与卷尾的原轴。护首有竹质天竿、有护首经名、有缥带(已断，留有残根)。尾轴两端涂有朱漆。首尾经题完整，卷尾有燕尾，还有题记。敦煌遗书原为寺院弃藏，故首尾完整的经卷数量很少，像ZSD2081号这样附有护首、原轴，完整保持卷轴装原貌，又有题记的卷子更可谓凤毛麟角。

　　此外，考察时发现，该卷所用纸张为打纸，砑光上蜡。

　　打纸，是我国古代一种经过特殊的捶打工艺所制造的纸张。古代的手工造纸，所造纸张表面粗糙，纤维浮扎。用这种纸张写字，用笔涩滞，容易洇墨。所以，古人发明捶打工艺制成打纸。打纸厚度变薄，纤维致密，纸张本身更加牢实，书写时也不易洇墨。为了使纸张能够历时长久，古人又发明在纸张表面上蜡的工艺。打纸砑光上蜡后，表面光洁如莹，用手轻轻抖动，发出金石之声。洵为我国古代纸张中的极品。

　　如果仅仅是打纸砑光上蜡，在敦煌遗书中还算常见。这个卷子最令人惊异的在它每张纸的长度。

　　该卷总长775.4厘米，由7张纸粘接而成，首纸为护首，末纸为结尾，下面是中间5张纸的数据：

　　长度(厘米)

　　抄写行数

　　138.0

　　81

　　140.8

　　83

　　143.0

　　84

　　142.4

　　84

　　140.2

　　84

　　敦煌遗书所用纸张，虽因时代的不同而有差异，但大体在40厘米到50厘米左右。几年前我们曾经在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发现某写卷中的一张纸，长度竟达130多厘米。编目同仁无不叹为异数。而中国书店该ZSD2081号隋代写经中间5张纸的长度均为140厘米左右，最长者达143厘米。不仅在目前面世的敦煌遗书中绝无仅有，就笔者所知而言，这也是世界上现知的7世纪以前的纸张中，单纸长度最长的。古代纸张为工匠在纸浆池中，用抄子一张一张抄出。能够制造出如此长度、如此质量的纸张，是我国古代造纸术的奇迹，为我们研究隋代的造纸工艺提供了的重要标本。

　　这号隋写《大般涅槃经》还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它的缥带。敦煌遗书的缥带可分两种，一种用丝绸折叠缝制而成，我们称之为“折叠带”；一种为编织而成，我们称之为“编织带”。前者较为常见，后者非常稀少。此件隋写《大般涅槃经》的缥带虽然已断，仅留残根一截，但为绿红白三色编织而成的编织带，色彩鲜艳如新。

　　提到缥带，中国书店收藏的ZSD1790号也值得一提。众所周知，考古发掘中时有古代丝绸出土，但古墓出土的丝绸，遇到空气即氧化变质，甚难保存。敦煌因其特有的风土条件，遗书所存之缥带均保持古代原貌。ZSD1790号亦为《大般涅槃经》，卷轴装，乃抄写于7～8世纪的唐写本。首尾均全，有题记。护首保存完好，护首所系缥带为折叠带，敦煌遗书中的折叠带一般均为素绢，而此号的缥带织有团花，甚为罕见。此缥带长58厘米，保存完整，在敦煌遗书中也不多见。对于研究唐代的丝绸工艺亦有一定的价值。

　　此外，从形态上讲，这批遗书除了常见的卷轴装外，还有经折装、缝缋装，体现了我国古代书籍的各种装帧形式，丰富了我们对于书史的知识。

　　顺便想说的是，这批敦煌遗书中有27件残片，合装成册，题为“敦煌残拾”，前有黄宾虹1951年题记。原为方懿梅所藏。方懿梅，字子才，安徽人。上个世纪30、40年代在北京活动，收藏不少敦煌遗书残片，其后逐渐转让他人。安徽博物馆石谷风所藏敦煌遗书残片(《晋魏隋唐残墨》，安徽美术出版社，1992年10月)、启功收藏的部分敦煌遗书残片(《敦煌写经残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均出自方懿梅原藏。据我所知，方懿梅的还有部分藏品，目前由另一位收藏家收藏，尚未公布。由于这批残片篇幅不大，以前曾有人怀疑它们或者属于吐鲁番遗书。但石谷风藏品中的《灵宝度人经》可与敦煌遗书斯6076号缀接。由此证明这批残片的确出自敦煌藏经洞(参见方广锠：《晋魏隋唐残墨缀目》，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辑)。

　　从文献价值的角度谈，中国书店的这批敦煌遗书更是美不胜收。

　　敦煌遗书本为佛教寺院弃藏，所藏以佛教典籍为主。中国书店的敦煌遗书也不例外，已为历代大藏经所收的佛典占据总数的一半以上。除了已入藏文献外，与佛教有关的文献还有在敦煌当地翻译的佛经，以及变文、斋文、经疏、忏悔文、羯磨文、疑伪经乃至法门名义集钞这样的工具书。至于非佛教文献，则有道教的《灵宝自然斋行道仪》(拟)，还有社司转帖、账契、诗歌、书仪、民俗作品等等。

　　由于篇幅的关系，在此祗能择要对一些文献作简单介绍。

　　ZSD2971号，《八相变》，敷衍释迦牟尼八相成道故事，属变文。本号虽为残片，仅剩1纸6行，但与敦煌遗书中所存同一主题的其他文献均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不但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可供校勘，而且对研究写本的流变性提供了新的资料。

　　ZSD2205号，《比丘尼羯磨文》(拟)，该《比丘尼羯磨文》为南北朝写本，它的文字与《昙无德律部杂羯磨》(参见《大正》1432，22/1043B7~1045B25)、《羯磨》(参见大正1433，22/1056B7~C2、22/1063C16~27)的相关章节比较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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