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許有人會這樣提出問題：灌頂上文中“二雲”、“叁雲”等等，引述的都是大亮的觀點。因爲五條觀點都是大亮提出的，所以僅在第一條揭示大亮的名字，此後省略。也就是說，大亮確有“五不翻”之論。
上述說法不能成立。
首先，佛典注疏中所謂“家”，必定指不同的人物或流派，不可能指同一個人的幾條不同的理由。灌頂在下文介紹“有”，亦即主張應意譯爲漢文的人們的觀點時，稱共有十家，並一一提出他們的名字，如竺道生、莊嚴大斌、白馬愛等等。與注疏中“家”的用例一致。所以，前此之“五家”，必然是五個人。我們不能因爲灌頂省略了其余四家的名字，而把其余四家的觀點都歸在廣州大亮的名下。
其次，考察上述五家之言，雖然敘述角度不同，所論大抵爲由于一詞多義，故無法翻譯。這些言說，本出于衆口。灌頂博聞廣搜，彙聚在一起，羅列爲諸家觀點，亦即不同人物的言論。灌頂這樣做，自然無可厚非。如果這些話是廣州大亮一人的言辭，則灌頂的羅列等于同義反複，也就不能成立。
推翻廣州大亮立“五不翻”說的同時，應該強調指出，對于梵文名詞漢譯的問題，玄奘之前，的確已經有過熱烈的討論。這些討論，對玄奘“五種不翻”的提出，想必産生過積極的啓發作用。從這個角度講，玄奘的“五種不翻”，並非孤明自發，而是有它的淵源所自。《大般涅槃經玄義》卷一提到的僅相當于玄奘“五種不翻”中的“多含故不翻”。玄奘的另外四條不翻，前此其實也有討論，比如《弘明集》中頗多相關記載。有關玄奘“五種不翻”的發展淵源，還可以進一步研究、發掘。
叁、“五種不翻”的評價
我國的佛典翻譯，從兩漢之際，到近現代，綿延兩千年。翻譯理論也不斷發展。前此，學者們論及玄奘翻譯業績時，無不交口稱贊。但對于他的翻譯理論，則論述較少。這主要是由于載述玄奘翻譯理論的資料實在太少，至今我們能夠見到的較爲系統的資料，也就是由叁、五百年以後人記錄的這個“五種不翻”。那麼，玄奘的“五種不翻”，在我國佛典翻譯史上究竟占據怎樣的地位呢？
學者們對“五種不翻”的態度，大抵可以分爲如下幾類：
第一類學者可以梁啓超爲代表。梁啓超論述中國佛典翻譯史時，盛贊道安，謂“翻譯文體之創設，安公最有功焉”。對于鸠摩羅什，僅贊其爲翻譯天才，但對他的翻譯理論，未涉一詞。對彥琮的“八備”，稱“此不惟商榷譯例，而兼及譯才譯德，可謂名論矣”。而對玄奘的“五種不翻”，則列入遣詞、定名之列，僅稱之爲“忠實審慎，其所定程式，可供今日之參考者，固不少也”。[16]其厚彼薄此，態度鮮明。五老舊侶稱“五種不翻”是玄奘爲“翻語”設立的“法則”[17]。評價與梁啓超大體相當，都認爲這只是遣詞、定名時所用的一種規範。遣詞、定名固然是翻譯過程中的重要工作，但畢竟沒有關系全局。因此，在梁啓超等學者看來，“五種不翻”只是一種技術性規範，在整個翻譯理論中，地位並不很高。
第二類可以王文顔爲代表。王文顔稱““五種不翻”是玄奘最具體的譯經理論。……內容全屬“音譯”佛教名相問題。”。王文顔認爲，“玄奘久遊印度，對于印度境內的各種語言，了解十分深入。……既然他有如此優秀的梵文造詣，再加上精通漢文的有利條件，所以他的音譯的名相，自然較前人准確。在《大唐西域記》及他所重譯的經典之中，我們隨處都可發現他訂正舊譯的例證，而“五種不翻”就是他處理音譯的准則。”王文顔對“五種不翻”一一加以研究，最後的結論是：““五種不翻，才是玄奘譯經理論的重心，這方面的成就也最爲可觀。”[18]亦即將“五種不翻”當作玄奘翻譯理論的重心，並圍繞“五種不翻”來研究與評價玄奘的翻譯工作。筆者以爲，王氏上述觀點，似褒實貶，不是一種公平的評價。
第叁類學者的觀點，可以歸納爲總結經驗，以爲鏡鑒。如羅根澤認爲玄奘的“五種不翻”“只是消極的辦法。然事實不能翻譯者，也只有采用譯音一途。必牽意強譯，便流于非愚即妄了”[19]。曹仕邦不同意羅氏的觀點，認爲“除了“薄伽梵含六義”一條或引起誤解外，其他各條都甚切合于今日的翻譯原則”[20]。無獨有偶，成梅也認爲一些外來詞之所以能夠成爲現代漢語的常用詞彙，依據的正是玄奘的“五種不翻”，亦即音譯原則。[21]
此外，更多的學者在論著中客觀介紹“五種不翻”後，大抵冠于一些空泛的贊詞，諸如翻譯原則(馬祖毅、陳揚炯)、譯經楷式(楊廷福)、不變定則(馬佩)，實際並沒有進行深入的分析。其中有的學者，如曲軍鋒提出“五不譯的用意在于使譯文充分體現和保持梵本佛典的中心要義”，觀點固新，但缺乏充分的論證。
本文不擬對玄奘的“五種不翻”作翻譯史或翻譯理論的全面研究，只希望通過上述研究史的梳理，引起研究者對這一問題目前之研究現狀的注意。明白至今爲止，即使玄奘這樣一個在曆史上數一數二的重要佛教翻譯家，我們對他遺留下來的唯一的翻譯理論的研究，還處在非常膚淺的地步。
方廣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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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啓超：《佛典之翻譯》，載《中國佛教研究史》，叁聯書店上海分店，1988年2月，第251～252頁。
[2] 梁啓超：《佛典之翻譯》，載《中國佛教研究史》，叁聯書店上海分店，1988年2月，第252頁。
[3] 《大正藏》第54卷第1055頁上欄。
[4] 五老舊侶：《佛教譯經製度考》、羅根澤：《佛經翻譯論》，收于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38冊《佛典翻譯史論》，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
[5] 兩人都對原文的“閻淨樹”作了訂正。五老舊侶訂正爲“閻浮樹”，未作訂正說明。羅根澤誤訂爲“圖浮樹”，亦未作訂正說明。參見《佛典翻譯史論》，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第181～182頁、第377頁。
[6] 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研究余沈之四》，原載《書目季刊》十二卷四期，1979年。收入《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東初出版社，1990年6月，第187頁。
[7] 《大正藏》第54卷第1057頁下欄。
[8] 王文顔：《佛典漢譯之研究》，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12月，第263頁。
[9] 馬祖毅：《中國翻譯簡史》，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4年7月，第58～59頁。
楊廷福：《玄奘論集》，齊魯書社，1986年7月，第95頁。
陳揚炯：《玄奘評傳》，京華出版社，1995年9月，第211～212頁。
曲軍鋒：《玄奘法師在翻譯事業上的貢獻》，載《玄奘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16～117頁。
馬佩主編：《玄奘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7月，第117頁。
成梅：《以現代翻譯理論爲觀照的玄奘譯學貢獻新探》，載《玄奘精神與西部文化》，叁秦出版社，2002年4月，第96～96頁。
[10] “逖”，原文如此。疑爲“疊”之誤。
[11] 《大正藏》第50卷第723頁中欄。
[12] 楊廷福：《玄奘論集》，齊魯書社，1986年7月，第95頁。
[13] 曲軍鋒：《玄奘法師在翻譯事業上的貢獻》，載《玄奘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16頁。
[14] 廣州大亮，生平不詳。又見吉藏《大乘玄論》卷一、《大品經遊意》。應爲南北朝晚期僧人。
[15] 《大正藏》第38卷第1頁下欄。
[16] 梁啓超：《佛典之翻譯》，載《中國佛教研究史》，叁聯書店上海分店，1988年2月，第250～252頁。
[17] 五老舊侶：《佛教譯經製度考》，收于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38冊《佛典翻譯史論》，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第181頁。
[18]王文顔：《佛典漢譯之研究》，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12月，第263～270頁。
[19] 羅根澤：《佛經翻譯論》，收于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38冊《佛典翻譯史論》，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第377頁。
[20]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研究余沈之四》，原載《書目季刊》十二卷四期，1979年。收入《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東初出版社，1990年6月，第190頁。
[21] 成梅：《以現代翻譯理論爲觀照的玄奘譯學貢獻新探》，載《玄奘精神與西部文化》，叁秦出版社，2002年4月，第96頁。
《玄奘“五種不翻”叁題》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