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许有人会这样提出问题：灌顶上文中“二云”、“三云”等等，引述的都是大亮的观点。因为五条观点都是大亮提出的，所以仅在第一条揭示大亮的名字，此后省略。也就是说，大亮确有“五不翻”之论。
上述说法不能成立。
首先，佛典注疏中所谓“家”，必定指不同的人物或流派，不可能指同一个人的几条不同的理由。灌顶在下文介绍“有”，亦即主张应意译为汉文的人们的观点时，称共有十家，并一一提出他们的名字，如竺道生、庄严大斌、白马爱等等。与注疏中“家”的用例一致。所以，前此之“五家”，必然是五个人。我们不能因为灌顶省略了其余四家的名字，而把其余四家的观点都归在广州大亮的名下。
其次，考察上述五家之言，虽然叙述角度不同，所论大抵为由于一词多义，故无法翻译。这些言说，本出于众口。灌顶博闻广搜，汇聚在一起，罗列为诸家观点，亦即不同人物的言论。灌顶这样做，自然无可厚非。如果这些话是广州大亮一人的言辞，则灌顶的罗列等于同义反复，也就不能成立。
推翻广州大亮立“五不翻”说的同时，应该强调指出，对于梵文名词汉译的问题，玄奘之前，的确已经有过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对玄奘“五种不翻”的提出，想必产生过积极的启发作用。从这个角度讲，玄奘的“五种不翻”，并非孤明自发，而是有它的渊源所自。《大般涅槃经玄义》卷一提到的仅相当于玄奘“五种不翻”中的“多含故不翻”。玄奘的另外四条不翻，前此其实也有讨论，比如《弘明集》中颇多相关记载。有关玄奘“五种不翻”的发展渊源，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发掘。
三、“五种不翻”的评价
我国的佛典翻译，从两汉之际，到近现代，绵延两千年。翻译理论也不断发展。前此，学者们论及玄奘翻译业绩时，无不交口称赞。但对于他的翻译理论，则论述较少。这主要是由于载述玄奘翻译理论的资料实在太少，至今我们能够见到的较为系统的资料，也就是由三、五百年以后人记录的这个“五种不翻”。那么，玄奘的“五种不翻”，在我国佛典翻译史上究竟占据怎样的地位呢？
学者们对“五种不翻”的态度，大抵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学者可以梁启超为代表。梁启超论述中国佛典翻译史时，盛赞道安，谓“翻译文体之创设，安公最有功焉”。对于鸠摩罗什，仅赞其为翻译天才，但对他的翻译理论，未涉一词。对彦琮的“八备”，称“此不惟商榷译例，而兼及译才译德，可谓名论矣”。而对玄奘的“五种不翻”，则列入遣词、定名之列，仅称之为“忠实审慎，其所定程式，可供今日之参考者，固不少也”。[16]其厚彼薄此，态度鲜明。五老旧侣称“五种不翻”是玄奘为“翻语”设立的“法则”[17]。评价与梁启超大体相当，都认为这只是遣词、定名时所用的一种规范。遣词、定名固然是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工作，但毕竟没有关系全局。因此，在梁启超等学者看来，“五种不翻”只是一种技术性规范，在整个翻译理论中，地位并不很高。
第二类可以王文颜为代表。王文颜称““五种不翻”是玄奘最具体的译经理论。……内容全属“音译”佛教名相问题。”。王文颜认为，“玄奘久游印度，对于印度境内的各种语言，了解十分深入。……既然他有如此优秀的梵文造诣，再加上精通汉文的有利条件，所以他的音译的名相，自然较前人准确。在《大唐西域记》及他所重译的经典之中，我们随处都可发现他订正旧译的例证，而“五种不翻”就是他处理音译的准则。”王文颜对“五种不翻”一一加以研究，最后的结论是：““五种不翻，才是玄奘译经理论的重心，这方面的成就也最为可观。”[18]亦即将“五种不翻”当作玄奘翻译理论的重心，并围绕“五种不翻”来研究与评价玄奘的翻译工作。笔者以为，王氏上述观点，似褒实贬，不是一种公平的评价。
第三类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总结经验，以为镜鉴。如罗根泽认为玄奘的“五种不翻”“只是消极的办法。然事实不能翻译者，也只有采用译音一途。必牵意强译，便流于非愚即妄了”[19]。曹仕邦不同意罗氏的观点，认为“除了“薄伽梵含六义”一条或引起误解外，其他各条都甚切合于今日的翻译原则”[20]。无独有偶，成梅也认为一些外来词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汉语的常用词汇，依据的正是玄奘的“五种不翻”，亦即音译原则。[21]
此外，更多的学者在论着中客观介绍“五种不翻”后，大抵冠于一些空泛的赞词，诸如翻译原则(马祖毅、陈扬炯)、译经楷式(杨廷福)、不变定则(马佩)，实际并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其中有的学者，如曲军锋提出“五不译的用意在于使译文充分体现和保持梵本佛典的中心要义”，观点固新，但缺乏充分的论证。
本文不拟对玄奘的“五种不翻”作翻译史或翻译理论的全面研究，只希望通过上述研究史的梳理，引起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目前之研究现状的注意。明白至今为止，即使玄奘这样一个在历史上数一数二的重要佛教翻译家，我们对他遗留下来的唯一的翻译理论的研究，还处在非常肤浅的地步。
方广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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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佛典之翻译》，载《中国佛教研究史》，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2月，第251～252页。
[2] 梁启超：《佛典之翻译》，载《中国佛教研究史》，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2月，第252页。
[3] 《大正藏》第54卷第1055页上栏。
[4] 五老旧侣：《佛教译经制度考》、罗根泽：《佛经翻译论》，收于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38册《佛典翻译史论》，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
[5] 两人都对原文的“阎净树”作了订正。五老旧侣订正为“阎浮树”，未作订正说明。罗根泽误订为“图浮树”，亦未作订正说明。参见《佛典翻译史论》，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第181～182页、第377页。
[6] 曹仕邦：《中国佛教译经史研究余沈之四》，原载《书目季刊》十二卷四期，1979年。收入《中国佛教译经史论集》，东初出版社，1990年6月，第187页。
[7] 《大正藏》第54卷第1057页下栏。
[8] 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12月，第263页。
[9]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7月，第58～59页。
杨廷福：《玄奘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7月，第95页。
陈扬炯：《玄奘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9月，第211～212页。
曲军锋：《玄奘法师在翻译事业上的贡献》，载《玄奘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16～117页。
马佩主编：《玄奘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17页。
成梅：《以现代翻译理论为观照的玄奘译学贡献新探》，载《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三秦出版社，2002年4月，第96～96页。
[10] “逖”，原文如此。疑为“迭”之误。
[11] 《大正藏》第50卷第723页中栏。
[12] 杨廷福：《玄奘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7月，第95页。
[13] 曲军锋：《玄奘法师在翻译事业上的贡献》，载《玄奘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16页。
[14] 广州大亮，生平不详。又见吉藏《大乘玄论》卷一、《大品经游意》。应为南北朝晚期僧人。
[15] 《大正藏》第38卷第1页下栏。
[16] 梁启超：《佛典之翻译》，载《中国佛教研究史》，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2月，第250～252页。
[17] 五老旧侣：《佛教译经制度考》，收于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38册《佛典翻译史论》，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第181页。
[18]王文颜：《佛典汉译之研究》，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12月，第263～270页。
[19] 罗根泽：《佛经翻译论》，收于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38册《佛典翻译史论》，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7月第二版，第377页。
[20]曹仕邦：《中国佛教译经史研究余沈之四》，原载《书目季刊》十二卷四期，1979年。收入《中国佛教译经史论集》，东初出版社，1990年6月，第190页。
[21] 成梅：《以现代翻译理论为观照的玄奘译学贡献新探》，载《玄奘精神与西部文化》，三秦出版社，2002年4月，第96页。
《玄奘“五种不翻”三题》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