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外佛教文獻》出版前語

　　《藏外佛教文獻》第一輯出版在即，朋友們要我寫幾個字談談籌辦經過與感想，真是酸甜苦辣，感慨系之。

　　一

　　我是由專攻印度佛教轉入專攻佛教文獻學的。所以當我進入佛教文獻學這一領域後，第一個感覺就是中華民族真可謂是一個具有高度文明自覺的民族。“文明自覺”是我自造的一個詞，意思是不但創造了文明，而且對自己創造的文明具有清醒的意識，並自覺采用各種手段使這一文明發展與延續。因爲有這種文明自覺，所以曆朝曆代都孜孜努力于前代典籍的搜集、整理，作爲當朝治亂，乃至供子孫後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借鑒。我們常說，中國人具有強烈的曆史感，實際上這種曆史感正是從“文明自覺”這一基礎上生發出來的。中國佛教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統一的藏經，出現了曆朝曆代都要編修大藏經這種傳統，這些現象在印度佛教史上並不存在，正是中華民族高度文明自覺的反映。

　　1984年起，我參與任繼愈先生主持的《中華大藏經》的工作。赓續古代大藏經的傳統，《中華大藏經》分上、下兩編。上編以《趙城金藏》爲基礎，彙集曆代正藏；下編則爲曆代續藏與新編入藏。正藏與續藏都是古人編的，現有經本在。新編入藏則要求把散逸在正藏、續藏之外的諸種佛教典籍盡量彙攏收入。或爲見聞不廣所囿，或爲收集困難所拘，或爲宗派立場所縛，或爲物質條件所限，曆代都有大批珍貴的佛教文獻沒有能夠入藏，處在自生自滅的境地，不少文獻因此湮沒無聞。這不能不說是佛教與中國文化的一大損失。近代以來，這批典籍已經越來越引起有識之士的注意，很多學者通過對它們的研究，得到卓越的成果。今天，在編輯新的大藏經時，努力發掘、收集與整理現存的各種藏外佛教文獻，是不可忽視的大事。這些資料，包括近代以來從梵文、巴利語、藏文、蒙文等各種文字翻譯的佛教典籍；敦煌藏經洞保存的大量佛教典籍；各地圖書館、博物館保存的未爲曆代大藏經所收的古代佛教典籍；正史、地方史志、叢書、類書、個人文集中保存的佛教資料；與佛教有關的金石資料；近現代的佛教著作與資料。一般來說，典籍整理工作，越早進行，收集得也就越多；而越是推後進行，則文獻的散佚、損失也就越大。

　　文獻是文化的主要載體之一，佛教文獻是佛教文化的主要載體之一。我曾經說過這麼一番話：

　　現在尚流傳于世界、且自成體系的佛教大藏經主要有叁種：南傳巴利語叁藏；漢文大藏經；藏文甘殊爾、丹殊爾。梵文佛典雖仍有留存，且近年來不斷有新的梵文佛典被發現，但大抵均爲單部殘頁。雖然它的研究價值不能低估，但畢竟已不足成爲完整的大藏。另外，中國還保存有完整的傣文大藏經、蒙文大藏經、滿文大藏經、出土不少殘缺不全的西夏文大藏經，但上述佛藏基本是從前述叁種主要的佛藏轉譯的。因此，巴利語叁藏、漢文大藏經及藏文甘殊爾、丹殊爾等叁種佛藏在佛教研究中的意義和價值是不言自明的。

　　就上述叁種主要的佛藏而言，漢文大藏經所收經籍的數量最多，其經籍所涉及的時代跨度最大，地區涵蓋面最廣，所包容的佛教派別也最多。因此，巴利語及藏文佛藏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的研究價值，漢文大藏經的價值顯然更值得人們重視。

　　近代以來，西方的佛教學者大抵沿著巴利語佛典——梵文佛典——藏文佛典這麼一條路線來展開佛教研究，從事漢文佛典研究的人相對來說較少，這種情況與漢文佛典本身的價值相比很不相稱。所以形成這麼一種局面，除了其它種種原因外，語言的障礙及對漢文大藏經及其價值不甚了解，大約也是重要因素。現在，有的學者已開始注意到這一問題，中外都有學者在呼籲並從事漢文佛典的英譯工作。我深信，更多的人會越來越認識到漢文佛典的重要價值，從而對它展開深入的研究，而漢文大藏經也會在這一過程中，爲人類文化的重建與發展作出它應有的貢獻。(《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5-6頁。)

　　可以設想，如果我們把目前還散佚在藏外的佛教文獻盡量搜集、整理出來，並收歸入藏，則漢文大藏經將對佛教的發展與研究、對人類文化作出更大的貢獻。

　　搜集、整理藏外佛教文獻的困難，首先在搜集，其次是整理。這裏以相對比較容易的敦煌遺書爲例來談談。

　　第一步，要把敦煌遺書的家底摸清。也就是要搞清敦煌遺書中究竟哪些爲未入藏佛典。由于存世的敦煌遺書缺乏可用的綜合目錄，已經編成的諸目錄還有種種缺陷，不能直接使用，不少敦煌遺書斷頭缺尾，還沒有鑒定定名，這就需要先對這五、六萬號敦煌遺書逐一審核編目。而敦煌遺書分藏在世界各國，有的在私人手中，給編目造成極大的困難。經過多年努力，我已經用電腦編成叁萬多號敦煌遺書的草目，但距目標的完成，還有很大的距離。就目前世界敦煌學界的現狀而言，大家都企盼著這一目錄問世，然而由于種種困難，編目工作究竟何時可以完成，實在沒有底。

　　第二步，是把擬整理典籍的所有經本會聚在一起。首先，由于目錄還沒有最後完成，就不能保證把所有的經本真正一網打盡。其次，已經確定的經本，有時因爲收藏單位或收藏者密不示人而無法得到。再次，必須注意到有些敦煌遺書還存有其他傳世本，如房山石經本、民間傳本、日本古鈔本等等，應想法設法，全部搜集齊全。如上種種障礙，實難盡述。只能盡人事而聽天命。不過皇天畢竟不負苦心人。如第一輯中發表的《佛爲心王菩薩說頭陀經》，有五個漢文本，一在英國，一在法國，一在日本，二在中國(分藏于北京圖書館與天津藝術博物館)，由于諸方的厚愛，竟全部收齊。此外還得到粟特文本的漢譯本及古代文獻中的諸條引文。實爲意外之喜。

　　第叁步，確定底本、校本，進行錄文、校勘、標點。敦煌文獻原件均爲古代抄本，照片多有模糊不清。魯魚亥豕之處，在所頗多；文意漏斷之處，亦爲常見。有的尚存校本，可以參用；有的只剩孤本，唯憑理校。至于敦煌遺書特有的辨字析詞，自不待言。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整理出一個較好的本子，以不負古賢今人之望，常常使人有如履薄冰之感。

　　第四步，印刷出版。這看來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其實大不然。學術著作出版難，已成爲出版界的常識。加之佛教典籍必須用繁體字出版，而當今中國大陸繁體字出版物已經非常少見。此外出版物上種種排版錯誤，更是屢見不鮮，以致有“無錯不成書”之歎。怎樣解決這些問題，把一本本高質量的書送到讀者手中呢？

　　可以說，從1984年起，我的工作主要圍繞上述中心進行。我只是一介書生，除了一支筆，幾本書，別無長物。雖有不少學術前輩支持，但他們也一樣無錢無權。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現欲以有涯之生而隨困難無涯之佛典搜集整理工作，豈不殆哉！然而，總要有人來從事這項工作，總要有人入地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二

　　一個“緣”字，真說盡天下事物發展之精華。

　　李家振先生從上海到北京，在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工作時間不長，我們就認識了。初時雖然交往不多，但他知人善任、勇于辦事、勇于負責的作風，一心爲佛教文化事業辦實事的精神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多事，正因爲缺少李家振先生這樣的人，所以辦不成功。大概由于我曾經在英國大英圖書館整理過敦煌遺書，又主持著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編目與整理工作，對敦煌遺書的鑒別、整理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所以李家振先生找我商議合作整理大英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之佛教典籍的事。我當然責無旁貸。在這個過程中，我提出，爲了讓廣大讀者盡快看到與利用這些寶貴的資料，也爲了團結與動員更多的人共同把這件有意義的事辦好，有必要創辦一份刊物，專門發表經整理的藏外佛教文獻。李先生很贊同我的意見，但因時節因緣未熟，也只限于議論而已。

　　但李先生是有心人，他向香港志蓮淨苑的宏勳法師轉達了這一設想，宏勳法師也十分贊同，並表示可以在經濟上給予支持。這樣，一份專門刊登藏外佛教文獻的刊物，由紙上談兵，變得可以實際啓動了。

　　于是，我與幾位有心于此事的同人組成編委會，開始了具體的籌備。起初，對于該出版物對于采用什麼形式，大家有種種設想。如公開發行的雜志、內部發行的雜志、正式的連續出版物等等。正在這時，得知《南亞研究》由于經費的原因，正醞釀停刊。由于《南亞研究》的辦刊宗旨也包括刊登佛教方面文章，稍做調整，用來刊登藏外佛教文獻，可說是順理成章。再說，以《南亞研究》的形式出版，可說是諸多方案中最爲簡捷方便的一種。于是，我們與有關領導商談後簽定協議，決定從1995年起，由我們以《南亞研究·佛教文獻專輯》的形式接辦原《南亞研究》。並向全國發出征訂。這是1994年夏天的事。

　　1994年10月，我應邀到日本從事半年關于敦煌遺書之鑒僞與斷代的研究，在日本期間，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外，還參與了多個研究班的活動。例如龍谷大學西域文化研究會的《高昌殘影》研究班、京都禅文化研究所的《達摩六論》研究班、牧田谛亮先生主持的七寺經典研究班、入矢義高先生主持的《觀世音經靈驗記》研究班等。研究班是日本學者創造的一種集體研究方式，在原典的整理與研究方面，推廣尤其廣泛。其方法是確定整理或研究對象後，大家分頭尋找各種底校本，然後按照約定，各自整理自己所承擔的部分，定期聚會，共同討論研究。這種方式，便于集思廣益、取長補短，的確是出成果、出人才的好方法。參加這些研究班，對我的啓發很大。我們中國的學者，基本上處于個體勞動狀態。即使是合作項目，也是大家在一起共同討論綱目、體例之後，分頭去寫，然後交給一個人彙總統稿，較少集體逐字逐句進行討論與修訂。我從日本寫信回國，建議我們的編委會也采用研究班的形式來整理藏外佛教文獻。這一建議，很快得到國內編委的贊同。

　　趙樸初先生、任繼愈先生、周紹良先生、吳立民先生慨然答應擔任本書顧問。

　　就這樣，各種因緣條件逐漸會聚起來了。

　　叁

　　規劃設想容易，真正做起來難。世界上的事情，大抵如是。

　　對我們這些書生來說，文獻的整理，應該說是本分事。只不過我們面對的是佛教典籍，且大多爲古代寫本，故底校本的搜集、確定，典籍的錄文、校勘、標點等等，難度大大超出一般意義的古籍整理而已。所以，真正讓人頭疼而無措的，不在典籍整理本身，而在其他一些問題上，說明確點是經濟問題。

　　比如前面提到，現在的書籍，誤植漏校，在所多是。既然我們決心把高質量的《藏外佛教文獻》送到讀者手中，又缺少充裕的經費，那舉凡錄入、校對等全部工作，只能由編委會自己承擔。好在現在個人電腦已經普及，雖說檔次低一些，編委會同人幾乎每人都有。但由于《藏外佛教文獻》必須用繁體字印刷，而大陸通行的漢字處理系統多爲簡體字，可以處理繁體字的系統價格昂貴，非我等能夠承受，並必須在高檔次電腦上使用。所以，開始時我們只能采用臺灣的一個繁體字系統。第一輯的稿件已經編校完畢，問題來了，我們用的這個系統只支持輕印刷，不能印刷出高質量的書籍。無奈，我們只好去再購買繁體字系統。由于經費關系，我們買的是最便宜的一種。可是沒有想到，不知什麼原因，近二個月來，無論有關同志怎樣憚心竭思，這個系統就是不肯正常工作。真是焦頭爛額，走投無路。直到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問題還沒有解決。

　　又比如，前面提到，我們最初計劃以《南亞研究·佛教文獻專輯》的形式出版，但由于種種原因，這一計劃最後流産。于是決定改爲連續出版物，故更名爲《藏外佛教文獻》，並與某出版社商談好合作方式。但最近又出現變故，出版社方面希望我們能夠支付一筆費用。當然，出版社作爲企業，提出這一要求無可厚非。但我們實在沒有這種經濟力量。截止到我寫這篇文章時，這個問題也還沒有解決。

　　凡此種種，真所謂“功夫在學問外”。

　　雖然困難重重，但編委會的諸位同人，仍然以“雖九死而無怨”的精神，锲而不舍，孜孜努力。鼓舞大家的，一是爲佛教文化、祖國文化作一點貢獻的信念；再就是廣大讀者的支持。

　　我們收到不少讀者來信，很多讀者在信中充分肯定了我們工作的意義，稱這一工作“爲保護我國的優秀文化遺産，對佛教研究事業的發展祈禱促進作用”，“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大事”。認爲《藏外佛教文獻》必將成爲“研修佛學之案頭寶典”，希望我們能夠“排除一切困境，走上光輝的裏程”，要求我們“能多出一些高水平、高質量的文章”。不少來信表示將成爲《藏外佛教文獻》的長期讀者，要求繼續訂閱以下各輯。

　　一封封熱情的信象火炭一樣溫暖著我們的心。面對這樣讀者，我們有什麼理由不以更加勇猛精進的態度，排除萬難，把《藏外佛教文獻》的事情辦好，以高質量的出版物來回報讀者的厚愛與各界人士的關心與支持呢？

　　做一點好事是不容易的。我們的先輩爲了理想，越流沙、赴絕域，爲我們樹立了楷模。我們現在雖然面臨不少困難，但與先輩相比，又何足道哉。“萬事開頭難”，我相信，有如此熱情的讀者與各界的支持，我們一定能夠不負衆望，開拓前進。

　　1995年11月13日于緣督室

《《藏外佛教文獻》出版前語》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