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大正新修大藏經》(一)
《大正新修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是在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小野玄妙等人的主持下，集中日本佛教界、學術界一大批優秀學者，曆時十叁年(1922—1934)，克服種種艱難困苦編輯出版的。據統計，先後參與人員約300人，有關人員達45萬之多，編輯費用則達280萬日圓。了解本世紀叁、四十年代日本物價水平的人都知道，這實在是一筆驚人的钜款。全藏100卷，計正藏55卷、續藏30卷、圖像部12卷、昭和法寶總目錄3卷。收錄各種典籍、圖像3360部，13520卷。是當時收錄佛教資料最多的一部大叢書。半個多世紀以來，這部大藏經對世界佛教研究的普及與深入貢獻之大，實在無與倫比。堪稱佛教文獻學史上一座前所未有的裏程碑。1960年，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發起重印，重印時對初印本的若幹錯誤作了校正修訂。
在世紀交替之際，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在不同文化體系的背景中成長起來的東西方各國人民，必須加強相互的交流與理解，必須繼承與發揚人類傳統文化中一切優秀的成分，以共同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而曾經影響了並至今仍影響著東方世界廣大區域與人民的佛教，也因此而日益爲人們所重視。正因爲存在著這樣的社會曆史背景，近二、叁十年來編輯新的佛教大藏經的熱潮、英譯漢文佛典的熱潮方興未艾。因此，認真總結《大正藏》的優點與不足，對我們目前的佛教文獻整理與新的大藏經的編纂，對佛教文化的進一步發展，進而對中西方文化的進一步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對《大正藏》作出全面的評價，只是簡要地談談個人在使用《大正藏》及整理佛教文獻時的一些體會與想法。
《大正藏》的優點是多方面的。除了篇幅浩大、資料豐富、收納了大批前此未入藏的資料外，從大藏經編纂的技術角度，還可以歸納爲如下幾個方面：
一、精選優秀底本
漢文大藏經經曆了漫長歲月而形成，先後出現寫本、刻本兩大階段。在寫本階段，因抄寫者不同，抄寫的目的不同，寫本的質量參差較大。既有叁校定本的精本，也有粗率之作。刻本藏經，則因其所依據的底本不同，刻工的認真與否，質量也高下不一。因此，爲了保證新編輯的大藏經的質量，首先必須解決的基礎性問題就是選定好的底本。
《大正藏》以《再刻高麗藏》爲底本，應該說是在當時條件下獨具慧眼的正確決策。《再刻高麗藏》由高麗守其在《初刻高麗藏》的基礎上修訂而成。修訂時參考了《開寶藏》、《契丹藏》，從而使《再刻高麗藏》成爲當時一部十分精良的大藏經。爲了說明這一點，有必要談談《開寶藏》、《契丹藏》、《初刻高麗藏》、《再刻高麗藏》的相互關系。
《開寶藏》是我國第一部刻本大藏經，是依據蜀地的一部寫本藏經刊刻的，如我在《佛教大藏經史(八——十世紀)》中所論述的，會昌廢佛之後，我國的大藏經均以《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爲基礎而統一。但隨著時間的流馳，由于中國地域遼闊，各地情況不同，于是又出現一個統一過程中的分化。亦即各地的大藏經雖然均以《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爲基礎，但相互間略有參差，從而出現種種不同的變種。所謂《開元釋教錄略出》實際就是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變種之一。現在看來，《開寶藏》所依據的這部蜀地寫本藏經的實際組織形式也是當時諸種以《開元釋校錄·入藏錄》爲基礎的寫本藏經的變種之一，與正規的《開元釋教錄·入藏錄》有一定的差異。且存在不少錯誤。根據呂澄先生研究，這些錯誤在其後的諸修訂本中逐步得到糾正。
《契丹藏》是遼代官刻的藏經。以往人們以爲它是依據《開寶藏》覆刻的。現在則明白，它實際是依據流傳在北方的一部寫本藏經刊刻的。這部寫本藏經比較嚴格地按照《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組織，且經過嚴格校訂，可說是當時最爲精良的刻本藏經。可惜後代亡佚，我們現在只能根據《房山石經》中的若幹經本及近年發現的若幹另本而略知其仿佛。
《初刻高麗藏》依據《開寶藏》覆刻而有損益。其後因版片毀損而有《再刻高麗藏》之舉。如前所述，當時守其依據《開寶藏》、特別是依據《契丹藏》對《初刻高麗藏》進行了認真的對勘，糾正了原版的種種錯誤。其工作反映在守其所著的《高麗國新雕大藏經校正別錄》中。守其嚴謹的作風使得《再刻高麗藏》成爲當時諸種藏經中的佼佼者，使得《再刻高麗藏》成爲當時集諸藏之長的優秀藏經。
凡是《再刻高麗藏》已經收入的佛典，《大正藏》均以《再刻高麗藏》爲底本，從而使自己的工作有了一個良好而堅實的基礎，即所謂“站在巨人的肩上”，這是《大正藏》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那些《再刻高麗藏》中未收的典籍，《大正藏》在選定底本時就有一定的隨意性。如某些典籍在某一種大藏經中已經收入，但《大正藏》在選定底本時沒有選用該入藏本，而是選用收藏日本某些寺院的抄本。這或者與當時這些入藏本比較難以尋覓有關。
二、確定科學體例
結構體例的好壞，也是一部藏經成敗的關鍵之一。所以我把結構體例問題視作“藏經組成叁要素”之一[1]。我國古代的僧人在漫長歲月中對大藏經的結構體例下了很大的功夫，提出過種種方案。經過時間的淘汰，大家漸漸認同唐釋智升在《開元釋教錄·有譯有本錄》中提出的分類法。應該說，智升的分類法的確代表了我國古代佛教文獻學的最高水平，但也不是盡善盡美。我曾經指出：“從總體看，智升是站在中國佛教重大輕小的傳統背景上設計漢文大藏經結構的，因此，他沒有，也不可能考慮到怎樣努力用大藏經的結構來反映佛教發展的曆史線索。”[2]智升的分類法其後成爲我國曆代大藏經結構體例之圭臬。明代智旭在其《閱藏知津》中提出一種新的分類法，這種分類法在其後我國大藏經的編藏實踐中並沒有得到體現，但對日本佛教界有一定的影響，後來日本《弘教藏》的編次便基本依據《閱藏知津》。其實，在我看來，智旭並沒有改變智升方案的根本缺陷，只是按照天臺五時判教的觀點把佛典重新組織而已。
《大正藏》則完全抛棄傳統的“重大輕小”的分類原則，力圖依據思想的發展與典籍的演變這樣的曆史線索來安排大藏經的結構，以期給研究者最大的方便。從廣義說，這也是一種判教。但這是從曆史演化的背景出發，站在科學立場上的判教，與前此的各自站在自己宗派立場上進行的判教有著本質的不同。這是日本近代以來接受西方的科學研究方法論，並將它具體運用于佛教文獻研究領域的成功實踐。反映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最新成果。高楠順次郎在《大正新修大藏經全百卷完成獻辭》中總結《大正藏》的十大特點，其中第二點即爲“采用了綜合現代學術研究成果的最新式的編修(體例)。”[3]應該說是很中肯的評價。比較而言，近代以來我國一些學者設計的大藏經結構仍然沒有跳出傳統的重大輕小的窠臼，則實在令人遺憾。
藏經體例的創新，既要有新的研究方法論的指導，又要求編纂者必須有深湛的佛學功底，在實際工作中還必須兼顧現有漢文佛典的具體情況，實在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近代以來已出現多種新的大藏經分類法，有的方案可說完全從純理想的角度出發以設置各種類目。理想固然理想，但在紛繁複雜的現有佛典面前缺乏操作性，最終還是行不通。《大正新修大藏經會員通信》第一號刊登了高楠等人最初的體例設想，與《大正藏》最後的實際形態相比，兩者已有較大的不同。由此可以體會到編纂者當初如何爲建立更加完善的體例而絞盡腦汁。學術的進步是沒有止境的，站在今天的立場上，我們仍然可以指出《大正藏》在結構體例方面的若幹不足，關于這一點，下文將予評述。但在當時，它的確雄居于佛教文獻學的最高峰。
叁、進行認真校勘
有無認真的校勘，也是一部大藏經是否優秀的重要標志。
刻本藏經承襲寫本藏經而來，寫本藏經的種種魯魚之訛自然也會影響到刻本藏經。諸種刻本藏經淵源不同，承襲各異，使同一經典往往顯示不同的形態。凡此種種，使得藏經的校勘成爲一件不可忽視的大事。
高楠順次郎回憶說：在首次醞釀編纂《大正藏》的會議上，中野達慧曾提出，中國明代集中了數十位優秀人才，利用各種版本進行對校，已經印行了優秀《嘉興藏》。因此，現在沒有必要再出一部新的校對大藏經(當時日本已經依據《嘉興藏》出版了《 字藏》)。但其後在利用《嘉興藏》對石山寺所藏寫本《大般若經》進行整理時，人們吃驚地發現，《嘉興藏》本《大般若經》不但有錯字，甚至有連續數行乃至半頁的脫漏。錯誤之多，幾乎每頁都需用朱筆進行校改。正是這件事促使日本學者下決心編纂《大正藏》。[4]也就是說，從一開始，校勘工作就在《大正藏》的編纂事業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
《大正藏》主要利用增上寺的宋藏(《思溪藏》)、元藏(《普甯藏》)與作爲底本的《高麗藏》對校。又加校明藏(《嘉興藏》)。此後，又加校原藏于上野帝室博物館的正倉院古寫經與藏于宮內省圖書寮的北宋本一切經(《崇甯藏》、《毗盧藏》混合本)。我國的藏經可以分爲以《開寶藏》爲代表的中原系、以《契丹藏》爲代表的北方系以及以爲《崇甯藏》等爲代表的南方系。《再刻高麗藏》實際集中了中原系、北方系的優點，而《大正藏》又參校了南方系《崇甯藏》、《毗盧藏》、《思溪藏》的經本。因此，《大正藏》可以說集諸家之精華于一身。此外《大正藏》還從日本各寺院收入不少古寫經或刊本，或作校本，或作底本。更增加了它的學術價值。
校對時，只指異，不改文。即使底本明顯錯誤，也不作改動。所用經本，在《大正藏》每卷末尾的《略符》中均有介紹。而在《昭和法寶總目錄》的《大正新修大藏經勘同目錄》中則對每一部典籍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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