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大正新修大藏经》(一)
《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是在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小野玄妙等人的主持下，集中日本佛教界、学术界一大批优秀学者，历时十三年(1922—1934)，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编辑出版的。据统计，先后参与人员约300人，有关人员达45万之多，编辑费用则达280万日圆。了解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物价水平的人都知道，这实在是一笔惊人的钜款。全藏100卷，计正藏55卷、续藏30卷、图像部12卷、昭和法宝总目录3卷。收录各种典籍、图像3360部，13520卷。是当时收录佛教资料最多的一部大丛书。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大藏经对世界佛教研究的普及与深入贡献之大，实在无与伦比。堪称佛教文献学史上一座前所未有的里程碑。1960年，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会”发起重印，重印时对初印本的若干错误作了校正修订。
在世纪交替之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不同文化体系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东西方各国人民，必须加强相互的交流与理解，必须继承与发扬人类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成分，以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曾经影响了并至今仍影响着东方世界广大区域与人民的佛教，也因此而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近二、三十年来编辑新的佛教大藏经的热潮、英译汉文佛典的热潮方兴未艾。因此，认真总结《大正藏》的优点与不足，对我们目前的佛教文献整理与新的大藏经的编纂，对佛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对中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对《大正藏》作出全面的评价，只是简要地谈谈个人在使用《大正藏》及整理佛教文献时的一些体会与想法。
《大正藏》的优点是多方面的。除了篇幅浩大、资料丰富、收纳了大批前此未入藏的资料外，从大藏经编纂的技术角度，还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精选优秀底本
汉文大藏经经历了漫长岁月而形成，先后出现写本、刻本两大阶段。在写本阶段，因抄写者不同，抄写的目的不同，写本的质量参差较大。既有三校定本的精本，也有粗率之作。刻本藏经，则因其所依据的底本不同，刻工的认真与否，质量也高下不一。因此，为了保证新编辑的大藏经的质量，首先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就是选定好的底本。
《大正藏》以《再刻高丽藏》为底本，应该说是在当时条件下独具慧眼的正确决策。《再刻高丽藏》由高丽守其在《初刻高丽藏》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修订时参考了《开宝藏》、《契丹藏》，从而使《再刻高丽藏》成为当时一部十分精良的大藏经。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谈谈《开宝藏》、《契丹藏》、《初刻高丽藏》、《再刻高丽藏》的相互关系。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经，是依据蜀地的一部写本藏经刊刻的，如我在《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中所论述的，会昌废佛之后，我国的大藏经均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基础而统一。但随着时间的流驰，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不同，于是又出现一个统一过程中的分化。亦即各地的大藏经虽然均以《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为基础，但相互间略有参差，从而出现种种不同的变种。所谓《开元释教录略出》实际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变种之一。现在看来，《开宝藏》所依据的这部蜀地写本藏经的实际组织形式也是当时诸种以《开元释校录·入藏录》为基础的写本藏经的变种之一，与正规的《开元释教录·入藏录》有一定的差异。且存在不少错误。根据吕澄先生研究，这些错误在其后的诸修订本中逐步得到纠正。
《契丹藏》是辽代官刻的藏经。以往人们以为它是依据《开宝藏》覆刻的。现在则明白，它实际是依据流传在北方的一部写本藏经刊刻的。这部写本藏经比较严格地按照《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组织，且经过严格校订，可说是当时最为精良的刻本藏经。可惜后代亡佚，我们现在只能根据《房山石经》中的若干经本及近年发现的若干另本而略知其仿佛。
《初刻高丽藏》依据《开宝藏》覆刻而有损益。其后因版片毁损而有《再刻高丽藏》之举。如前所述，当时守其依据《开宝藏》、特别是依据《契丹藏》对《初刻高丽藏》进行了认真的对勘，纠正了原版的种种错误。其工作反映在守其所着的《高丽国新雕大藏经校正别录》中。守其严谨的作风使得《再刻高丽藏》成为当时诸种藏经中的佼佼者，使得《再刻高丽藏》成为当时集诸藏之长的优秀藏经。
凡是《再刻高丽藏》已经收入的佛典，《大正藏》均以《再刻高丽藏》为底本，从而使自己的工作有了一个良好而坚实的基础，即所谓“站在巨人的肩上”，这是《大正藏》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那些《再刻高丽藏》中未收的典籍，《大正藏》在选定底本时就有一定的随意性。如某些典籍在某一种大藏经中已经收入，但《大正藏》在选定底本时没有选用该入藏本，而是选用收藏日本某些寺院的抄本。这或者与当时这些入藏本比较难以寻觅有关。
二、确定科学体例
结构体例的好坏，也是一部藏经成败的关键之一。所以我把结构体例问题视作“藏经组成三要素”之一[1]。我国古代的僧人在漫长岁月中对大藏经的结构体例下了很大的功夫，提出过种种方案。经过时间的淘汰，大家渐渐认同唐释智升在《开元释教录·有译有本录》中提出的分类法。应该说，智升的分类法的确代表了我国古代佛教文献学的最高水平，但也不是尽善尽美。我曾经指出：“从总体看，智升是站在中国佛教重大轻小的传统背景上设计汉文大藏经结构的，因此，他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怎样努力用大藏经的结构来反映佛教发展的历史线索。”[2]智升的分类法其后成为我国历代大藏经结构体例之圭臬。明代智旭在其《阅藏知津》中提出一种新的分类法，这种分类法在其后我国大藏经的编藏实践中并没有得到体现，但对日本佛教界有一定的影响，后来日本《弘教藏》的编次便基本依据《阅藏知津》。其实，在我看来，智旭并没有改变智升方案的根本缺陷，只是按照天台五时判教的观点把佛典重新组织而已。
《大正藏》则完全抛弃传统的“重大轻小”的分类原则，力图依据思想的发展与典籍的演变这样的历史线索来安排大藏经的结构，以期给研究者最大的方便。从广义说，这也是一种判教。但这是从历史演化的背景出发，站在科学立场上的判教，与前此的各自站在自己宗派立场上进行的判教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日本近代以来接受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论，并将它具体运用于佛教文献研究领域的成功实践。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最新成果。高楠顺次郎在《大正新修大藏经全百卷完成献辞》中总结《大正藏》的十大特点，其中第二点即为“采用了综合现代学术研究成果的最新式的编修(体例)。”[3]应该说是很中肯的评价。比较而言，近代以来我国一些学者设计的大藏经结构仍然没有跳出传统的重大轻小的窠臼，则实在令人遗憾。
藏经体例的创新，既要有新的研究方法论的指导，又要求编纂者必须有深湛的佛学功底，在实际工作中还必须兼顾现有汉文佛典的具体情况，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近代以来已出现多种新的大藏经分类法，有的方案可说完全从纯理想的角度出发以设置各种类目。理想固然理想，但在纷繁复杂的现有佛典面前缺乏操作性，最终还是行不通。《大正新修大藏经会员通信》第一号刊登了高楠等人最初的体例设想，与《大正藏》最后的实际形态相比，两者已有较大的不同。由此可以体会到编纂者当初如何为建立更加完善的体例而绞尽脑汁。学术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仍然可以指出《大正藏》在结构体例方面的若干不足，关于这一点，下文将予评述。但在当时，它的确雄居于佛教文献学的最高峰。
三、进行认真校勘
有无认真的校勘，也是一部大藏经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志。
刻本藏经承袭写本藏经而来，写本藏经的种种鲁鱼之讹自然也会影响到刻本藏经。诸种刻本藏经渊源不同，承袭各异，使同一经典往往显示不同的形态。凡此种种，使得藏经的校勘成为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
高楠顺次郎回忆说：在首次酝酿编纂《大正藏》的会议上，中野达慧曾提出，中国明代集中了数十位优秀人才，利用各种版本进行对校，已经印行了优秀《嘉兴藏》。因此，现在没有必要再出一部新的校对大藏经(当时日本已经依据《嘉兴藏》出版了《 字藏》)。但其后在利用《嘉兴藏》对石山寺所藏写本《大般若经》进行整理时，人们吃惊地发现，《嘉兴藏》本《大般若经》不但有错字，甚至有连续数行乃至半页的脱漏。错误之多，几乎每页都需用朱笔进行校改。正是这件事促使日本学者下决心编纂《大正藏》。[4]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校勘工作就在《大正藏》的编纂事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大正藏》主要利用增上寺的宋藏(《思溪藏》)、元藏(《普宁藏》)与作为底本的《高丽藏》对校。又加校明藏(《嘉兴藏》)。此后，又加校原藏于上野帝室博物馆的正仓院古写经与藏于宫内省图书寮的北宋本一切经(《崇宁藏》、《毗卢藏》混合本)。我国的藏经可以分为以《开宝藏》为代表的中原系、以《契丹藏》为代表的北方系以及以为《崇宁藏》等为代表的南方系。《再刻高丽藏》实际集中了中原系、北方系的优点，而《大正藏》又参校了南方系《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的经本。因此，《大正藏》可以说集诸家之精华于一身。此外《大正藏》还从日本各寺院收入不少古写经或刊本，或作校本，或作底本。更增加了它的学术价值。
校对时，只指异，不改文。即使底本明显错误，也不作改动。所用经本，在《大正藏》每卷末尾的《略符》中均有介绍。而在《昭和法宝总目录》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中则对每一部典籍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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