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校本都作了交代。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不少经典还与梵文本或巴利语本作了对勘，并在校记中注出梵文或巴利语原词。
古人有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这实在是经验之谈。因此，校书的质量一般与校书者的学术水平及其精严的态度成正比。前些年，我们编纂在《中华大藏经》时，对《大正藏》所收若干典籍的校记作了复核，发现《大正藏》的校对固然也有不少疏漏之处，但从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严谨的。这也是《大正藏》出版后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高楠顺次郎把“施加前所未曾见的博涉严正的校正”作为《大正藏》的十大特点之一，也可谓恰如其份。
四、加以断句训点
《大正藏》对所收典籍全部加以断句；为便于日本人利用，还按照日本人读汉籍的习惯，对其中若干典籍加以训点。高楠顺次郎指出，这是为了使佛典更加大众化、实用化，更利于人们阅读而作的努力。
笔者对日本的训点仅略知一二，无权进行评论。至于《大正藏》的断句，历来甚受批评。的确，除了若干承袭《嘉兴藏》断句的典籍之外，《大正藏》的断句，可谓错误百出。如果用朱笔校改，想必会满篇皆红。应该说，这与日本学者阅读、研习汉籍的学力修养有关。近几十年来，不时可以听到一些日本学者对本国的汉籍修养、汉学水平提出批评，有的还相当严厉。可见这个问题已经为日本学者所注意。尽管如此，我认为，《大正藏》编纂者使佛典更加大众化、实用化的愿望是值得称颂的，他们的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俗话说，只有什么事情也不做的人才不犯错误。佛典博大精深，任何人都不敢声称自己能够底测。佛典标点难度之大，使多少饱学之士望而生畏。《大正藏》的编纂者知难而进，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另外，我也常常听一些初学者说，《大正藏》有断句，好读。可见，有断句正是使《大正藏》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编纂者籍断句而使佛典更加普及的愿望可说已经达到。断句有错固然可能误导读者；但知道《大正藏》断句不尽可信，从而小心谨慎，也可以促使人们深入思考。所以，我认为，就《大正藏》的断句实践而言，可谓毁誉参半、功过相抵；但《大正藏》编纂者由此指出的使佛典更加普及化的方向无疑将指导后进者一步一步地前进，精益求精地把佛典标点工作做得更好。
五、实用的版本目录与索引
作为一个佛教文献学工作者，《昭和法宝总目录》是我案头必备的参考书。其中最为常用的是《大正藏》的版本目录——《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与两个实用索引——《大正新修大藏经着译目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索引目录》。
《大正新修大藏经勘同目录》按编号逐部着录《大正藏》所收典籍。先着录其经名、卷数、在《大正藏》中的卷次与页码，然后的着录项目依次为：
1、名称，包括中、日、梵、巴、藏之异名、略名；
2、着译者及着译年代；
3、该佛典在丽、宋、元、明诸藏及在诸日本大藏经中的函号；
4、所用的底本及校本；
5、品名、子目；
6、异译本、注疏、参考书；
7、备注。
上述诸项，有则着录，无则空缺。我想，看了上述着录项目，无庸再作论述，人们自然会对该目录所具有的高度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作出评价。
《大正新修大藏经着译目录》以五十音图为序，分别着译者，着录《大正藏》所收的该人着译的佛教典籍。着译者附简略小传；每部典籍注明卷数及在《大正藏》中的卷次与页码。
《大正新修大藏经索引目录》以五十音图为序，着录诸典籍之正名、异名、略名等。凡属正名，则在经名下着录卷数、着译者、在《大正藏》中的序号、卷次、页码；凡属异名、略名等，则仅着录其在《大正藏》中的序号，以示区别，并便检索。
上述目录与索引对读者按图索骥查阅佛典，尤其对检索佛典的梵文名、巴利语名、藏文名、汉文异名、异本、注疏、品名、年代、着译者、诸藏函号，检索历代佛教学者的入藏着译，均有极大的功用。以往所有的大藏经均没有类似的目录与索引，这当然是时代的局限。而《大正藏》能够自觉地站在现代学术背景上，发扬现代学术的严谨学风，按照现代学术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从而编纂出具有如此高度学术水平的基本工具书。可以说，《大正藏》的这些目录与索引不仅给读者以极大的便利，而且奠定了《大正藏》的科学基础。这是《大正藏》编纂者对大藏经编辑理论与实践的一大贡献，对佛教文献学的一大发展。高楠顺次郎把编纂上述版本目录与索引作为《大正藏》的十大特点之一，的确当之无愧。
六、现代印刷与装帧
《大正藏》采用铅字印刷，给读者以莫大的便利。仅就字体而言，古代的写经，一字多形及字体讹变在所多有；刻本藏经，也难以避免这个问题。因而给读者带来种种不便。采用铅印，讹变的字体通过正字而规范化，爽目易读。
不过，《大正藏》采用铅印，实在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据统计，《大正藏》总计96652页，按每页1500字计算，共计约1.5亿字。且不说大量佛典特有的异体字、悉昙字需要特意新雕赶造。仅就如此规模的巨书，逐一植字、校对，并以每月一卷的速度出版而言，其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见。当然，《大正藏》颇有疏漏之处，六十年代再刊时就颇有修订。至今仍有相当多的误植有待改正。但与当今中国粗制滥造的出版物泛滥成灾，以至有“无错不成书”之叹的情况相比，《大正藏》的校对、印刷质量及出书速度就要胜过一筹。我以为，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宗教热情与宗教责任心，应该看到由此体现的《大正藏》编纂者们的学术良心与时代责任感。这正是每一个佛教文献学工作者必须引为楷模的。
《大正藏》采用现代精装，选纸精良，装帧考究，使用方便。这也是以往的藏经所无法比拟的。
我以为，全书断句，现代印刷与装帧，这正是《大正藏》得以风行世界的两大车轮。
七、编纂配套的词语索引
《大正藏》出版之后，编纂配套的词语索引的计划便逐步提上议事日程。1943年，由小野玄妙负责开始着手，并编成阿含、目录、法华等诸部。其后因小野玄妙逝世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原因而中止。1956年，这一计划再次启动，并于1958年由大谷大学、高野山大学、驹泽大学、大正大学、立正大学、龙谷大学等日本着名的六所佛教大学组织成立了“大藏经学术用语研究会”，负责规划、统筹此事，各大学分头承担任务。全部索引48册，完成一册，出版一册。至今已全部出版完毕，这是继《大正藏》之后的又一宏大工程。
该词语索引的采词比较广泛，并不限于佛教术语，而是尽量包罗人文、社会、自然等各方面的学术用语，还采集一些对理解当时的自然及社会有用的词语。所采词首先按五十音图排为音序索引，然后再分为五十类目排为分类索引，诸如：教说、教判、天文历数、地理、动物、植物等等，每类又根据需要分为若干小类，可供分类检索。末尾附有梵文索引、笔划检字、四角号码检字。这部索引可以供人们查阅各种名词术语在《大正藏》中的出处，为佛教研究提供极大的方便。这部索引的问世，使《大正藏》更加实用化与学术化。
不足的是该索引收词不够周遍，影响了它的学术价值；有时亦有疏漏，影响了它的使用价值。当然，由于它完全用人力而非用电脑编成，故上述缺陷可以说是难以避免的。此外，出于某种考虑，当时规定从每一页中采出50个词语编入索引。这就出现在某些页码中，为了凑足数字，把一些不必要的词语也采入了；而在另一些页码中，由于规定限制，一些重要词语却未能采入。还有，设立五十个类目固然便于人们分类查索，但有时一个词语可以兼有几个类目的特性，这时把它分在何处，往往取决于编纂者的主观判断。加上由于分头编纂，各册体例并不完全一致，如有的只有分类索引，没有音序索引，这样一来，按照类目分类，反而不便于读者查找。因为读者与编纂者的判断并不一定完全一致，往往要查几个类目，才能找到该词。
上面对《大正藏》优点作了简要评述，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但仅就上面所述，也可知《大正藏》之受欢迎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是一部以现代学术思想为指导而编纂成的最富学术性、最实用的佛教大藏经。当然，《大正藏》编成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站在当今的学术立场上回顾，也可以发现《大正藏》也存在不少问题，值得我们引为鉴戒。我认为，除了上面已经涉及的若干问题外，《大正藏》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一、选篇标准问题
一部大藏，就编纂者而言，总有一个选篇标准，亦即哪些典籍入藏，哪些典籍不入藏。我认为这个问题也是“藏经组成三要素”之一[5]。《大正藏》的选篇标准是什么呢？
从历史上看，写本藏经的入选标准至唐释智升而大体确立，基本可以归纳为两条：(一)、凡属翻译的域外典籍，一概收入。由这条标准又衍伸出两点：可疑的、假托的一概不收，亦即疑伪经不收；虽属外道典籍，但因其亦属翻译，故也收入。(二)、凡属中华佛教撰着，仅收史传、音义、目录、法苑、仪轨等所谓“於大法裨助光扬，季代维持，实是纲要”[6]的典籍；其他典籍，“虽涉释宗，非护法者”[7]，则一概不收。因智升基本不收中华撰着，故后人批评智升的入藏标准，称：“经论虽备而章疏或废，则流衍无由矣。”[8]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便出现专收中华佛教撰着的别藏。
刻本藏经，大抵承袭前代的藏经而增益之。如《开宝藏》增入宋代译经及天台教典等中华撰着，《契丹藏》续增辽代佛教撰着等等。故后代的大藏经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正藏与续藏。正藏承袭前代藏经而来，续藏为新编入藏。当然，大藏经非一人一时所编，情况非常复杂。上面所述的只是一般情况而已。如有的大藏经有正藏而无续藏，有的大藏经新增的部分与原有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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