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不作严格区分，其间又涉及翻译着作与中华撰着等，很难一概而论，在此亦不拟详述。但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后代藏经一般均涵盖被它作为底本或基础使用的前代藏经的全部典籍而增益之。若有删除，必有理由，如《契丹藏》之删除《坛经》然。《中华大藏经》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入历代大藏经之有千字文帙号部分；下编收入历代大藏经之无千字文帙号部分及新编入藏部分。正是赓续了古代的编藏的这一传统。
如果我们以“大藏经作为佛教典籍之总汇，收经应尽量齐全，起码必须把古代已经入藏的诸种典籍全部收入”作为一个标准来审察，可以发现《大正藏》的编纂并不符合上述标准。[9]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
(一)、历代大藏已收而《大藏经》未收的：如《大正藏》以《高丽藏》为底本，但《高丽藏》原有的《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御制缘识》、《御制逍遥录》、《御制佛赋》、《御制诠源歌》、《御制秘藏诠》、《御制莲华心轮回文偈颂》等均未收入。此外，《高丽藏》不收，但被《大正藏》的主要校本《崇宁藏》、《毗卢藏》、《思溪藏》、《普宁藏》、《嘉兴藏》所收的不少典籍，如《宋高僧传》、《传法正宗记》、《往生集》等均为《大正藏》所收；但同样为上述诸藏所收而被《大正藏》排除在外的典籍却又有数百部。那么，《大正藏》剔除这些典籍的原因何在呢？
(二)、历代大藏未收而《大正藏》收入的：《大正藏》前55卷正藏部分收入不少历代大藏经均未收的典籍；其实，与这些入选的典籍水平相当的典籍还有不少，却又没有被选入。那么，上述典籍被入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由此看来，《大正藏》并没有采用历代编藏的传统选篇标准，而是订立有自己独特的标准。这当然也无可厚非。但它的选篇标准是什么呢？笔者寡闻，至今没有见到有关资料，但干泻龙祥的回忆大概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干泻龙祥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之新修意义与经纬》[10]中这样说：在大正十一[11](1922)7月的一次聚会上，高楠顺次郎介绍了《大正藏》的编纂原则：(一)、以丽、宋、元、明四藏及日本古写经、敦煌文献进行校对；(二)、对校梵、巴原典；(三)、打破传统的大藏经结构体例，按照学术原则重新分类，以反映佛典思想的发展与文献的变迁。在当年11月的“新修大藏经编纂最高会议”上，与会者确认了上述三原则，列出诸分类部目并认领任务。大正十二年(1923)1月，按照上述分工开展实际工作，并决定增加一条新的原则，即(四)、增收敦煌文献、日本古写经、续藏中的优秀典籍及日本诸宗要典。至该年3月，完成了“入藏目录”。
也就是说，在编纂者的心目中，最初的注目要点，是进行认真校勘与确立新的结构体例。至于选篇标准问题，并没有被纳入议事日程。而后选篇的实际工作，或标准的实际掌握，是由负责诸部的编纂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分头完成，最后由高楠归总。要编一部大藏经，事先却没有确定统一的选篇标准，说来实在令人惊诧莫名。然而事实又的确如此。这样一来，出现前面所述的的情况，即大量已入藏典籍未能收入，而收入新入藏典籍时畸轻畸重，自然就是难以避免的。
我认为，价值观念因时而异，因人而异，这是完全正常的。但作为佛藏编纂者，切忌以个人的标准来取舍佛典。如果当年智升不把大量的注疏、疑伪经等屏除在藏外，则能够为后代保留多少珍贵的资料！前人有前人的时代局限，我们不应该用今天的标准来苛责前贤。但是，现代的大藏经编纂者，是不是应该牢牢地汲取这个教训呢？
二、结构与分类问题
前面谈到，《大正藏》在结构体例方面颇有创新，这种创新应该肯定。但是，今天看来《大正藏》的结构也存在不少问题。这里以经部为例略作评述。
《开元释教录·入藏录》把经部分作大乘经、小乘经两大类，在大乘经中，又依次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磐+等五大部及五大部外诸经。小乘经先列四阿含及其眷属，然后罗列其他经典。《阅藏知津》也把经部分作大乘经、小乘经两大类，在大乘经中，则依次分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磐+五大部。在方等中，又分方等显说部与方等密咒部两类。小乘经与《开元释教录》大致相同。与《开元释教录》比较，《阅藏知津》删宝积、大集而增方等、法华。《阅藏知津》新设方等密咒部以收入各种密教经典，显然是弥补《开元释教录》不为密教经典单立部类之缺陷。
《大正藏》分经部为十类：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磐+、大集、经集、密教等十部。可以看出，它是斟酌、吸收《开元释教录》与《阅藏知津》而作的改造，现图示如下：
《开元释教录》
《大正藏》
《阅藏知津》
般若部
阿含部
华严部
宝积部
本缘部
方等显说部
大集部
般若部
方等密咒部
华严部
法华部
般若部
涅磐+部
华严部
法华部
五大部外诸大乘经
宝积部
涅磐+部
四阿含
涅磐+部
四阿含
四阿含外诸小乘经
大集部
四阿含外诸小乘经
经集部
密教部
说明：上表只表示《大正藏》与《开元释教录》及《阅藏知津》类目开合的大致关系，至于某些经典的具体归属，因更为复杂，在此不予涉及。
也就是说，就类目而言，《大正藏》新设的只有本缘部、经集部个两部。本缘部所收为诸种本生故事集、佛传故事集、因缘故事集与寓言故事集。当初主要供宣教之用，今天可称为佛教文学作品之汇集。这一类目的设置，甚便于人们的研究与使用。但经论杂糅，甚为无理。至于经集部，则基本上是把大、小乘经中那些无法归入上述诸类的经典统统收拢在一起而已。
审视经集部所收的423部经典，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小乘诸部派的典籍，又有大乘各主题的典籍。但编纂者没有对它进行细致分析，只是笼统归为一部。吕澄先生批评它“笼统芜杂，本不足为法”[12]，实为的评。无论如何，经集部的编排，没有体现出编纂者原定的以藏经结构反映佛教“思想之发展与典籍之演变”这一学术目的。
《大正藏》在具体典籍的鉴别分类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求那跋陀罗译四卷本《央掘魔罗经》虽然源出于《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的有关章节，但已经属于大乘经典，不应作为《杂阿含经》的异译经收入阿含部中。此类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藏经的结构、佛典的分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长期努力，认真研究，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大正藏》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大正藏》之后，不少学者也在这个课题上孜孜以求。我相信，只要锲而不舍地钻研下去，这个问题总能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
三、对敦煌文献的整理问题
敦煌文献绝大多数为佛教文献，从时代上讲，其年代最早者可达公元四、五世纪，晚者则为公元十一世纪，时间跨度达600馀年。从抄写者讲，这些写卷有的出自宫廷楷书手之手，有的出自敦煌当地写经生之手，有的出自其他诸色僧俗人等之手，水平参差不齐。从内容上讲，大多数为历代大藏经已经收入的典籍，也有相当数量为历代大藏经不收或漏收的典籍，还有许多仪轨、杂文乃至错抄的废纸与习字的涂鸦，可谓杂乱无序。由于年代长久，不同年代写经之字体因古今演化而异；由于抄写者众多，写经质量参差不齐，错漏增衍实为常事；由于内容歧杂，必须对它们进行鉴别，然后才可以利用。加之它们本来就是一批被人废弃的古文献[13]，所存写经不但颇多残头断尾，而且鲁鱼亥豕之处，在所难免；文意漏断之处，亦为常见。此外，有相当一批文献是在敦煌本地产生的，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诸如敦煌俗字、河西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交涉互用等等。凡此种种，更增加了阅读与利用的难度。不过，在敦煌文献中，同一种文献经常保存有多个抄本残卷，如果把这些残卷的内容缀接、拼凑起来，再加以认真校勘，则往往可将残缺不全、文字错讹的文献拼凑完整，校为定本。由于有些文献尚有传世本，故校为定本时必须与传世本对勘。凡此种种，结合传世文献，对敦煌文献，特别是对历代大藏经中没有收入的诸种文献进行鉴定、定名、缀接、释读、校勘、录文，成为对这些敦煌文献进行研究的前提与先决条件。
《大正藏》编纂时，敦煌文献已经被发现，所以，收入敦煌文献，便成为编纂《大正藏》的四条原则之一。《大正藏》共计整理、发表敦煌文献约200种，达250多万字。这些文献主要集中收录在第八十五卷中，约有180多种；其余十馀种则散在其他各卷。把敦煌文献如此集中地汇聚在一起，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它既大大便利研究者的使用，也使研究者对敦煌文献的价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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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拙作：《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4页。
[2] 同上，第42页。
[3] 载《大正新修大藏经会员通信》，第14号。
[4] 参见高楠顺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经刊行之开端》，载《大正新修大藏经会员通信》第二号。
[5] 参见拙作：《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4页。
[6] 《开元释教录》卷十三，《大正藏》，第55卷，第625页中。
[7] 同上。
[8] 《大正藏》，第55卷，第1165页下。
[9] 《大正藏》分正藏、续藏两部分，前55卷为正藏，所收为印度与中国典籍；后29卷为续藏，所收为日本典籍；第85卷为古佚疑伪部，以敦煌文献为主。本节只讨论前55卷与第85卷，不涉及日本典籍部分。
[10] 载《大正新修大藏经会员通信》，第17号。
[11] 原文误作“昭和十一年”。
[12] 《吕澄学术论着选集》，第三卷，齐鲁书社，1991年7月，1636页。
[13] 参见拙作：《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五期。
《评《大正新修大藏经》(一)》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