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不作嚴格區分，其間又涉及翻譯著作與中華撰著等，很難一概而論，在此亦不擬詳述。但作爲一個基本原則，後代藏經一般均涵蓋被它作爲底本或基礎使用的前代藏經的全部典籍而增益之。若有刪除，必有理由，如《契丹藏》之刪除《壇經》然。《中華大藏經》分上、下兩編。上編收入曆代大藏經之有千字文帙號部分；下編收入曆代大藏經之無千字文帙號部分及新編入藏部分。正是赓續了古代的編藏的這一傳統。
如果我們以“大藏經作爲佛教典籍之總彙，收經應盡量齊全，起碼必須把古代已經入藏的諸種典籍全部收入”作爲一個標准來審察，可以發現《大正藏》的編纂並不符合上述標准。[9]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講：
(一)、曆代大藏已收而《大藏經》未收的：如《大正藏》以《高麗藏》爲底本，但《高麗藏》原有的《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禦製緣識》、《禦製逍遙錄》、《禦製佛賦》、《禦製诠源歌》、《禦製秘藏诠》、《禦製蓮華心輪回文偈頌》等均未收入。此外，《高麗藏》不收，但被《大正藏》的主要校本《崇甯藏》、《毗盧藏》、《思溪藏》、《普甯藏》、《嘉興藏》所收的不少典籍，如《宋高僧傳》、《傳法正宗記》、《往生集》等均爲《大正藏》所收；但同樣爲上述諸藏所收而被《大正藏》排除在外的典籍卻又有數百部。那麼，《大正藏》剔除這些典籍的原因何在呢？
(二)、曆代大藏未收而《大正藏》收入的：《大正藏》前55卷正藏部分收入不少曆代大藏經均未收的典籍；其實，與這些入選的典籍水平相當的典籍還有不少，卻又沒有被選入。那麼，上述典籍被入選的標准又是什麼呢？
由此看來，《大正藏》並沒有采用曆代編藏的傳統選篇標准，而是訂立有自己獨特的標准。這當然也無可厚非。但它的選篇標准是什麼呢？筆者寡聞，至今沒有見到有關資料，但幹瀉龍祥的回憶大概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幹瀉龍祥在《大正新修大藏經之新修意義與經緯》[10]中這樣說：在大正十一[11](1922)7月的一次聚會上，高楠順次郎介紹了《大正藏》的編纂原則：(一)、以麗、宋、元、明四藏及日本古寫經、敦煌文獻進行校對；(二)、對校梵、巴原典；(叁)、打破傳統的大藏經結構體例，按照學術原則重新分類，以反映佛典思想的發展與文獻的變遷。在當年11月的“新修大藏經編纂最高會議”上，與會者確認了上述叁原則，列出諸分類部目並認領任務。大正十二年(1923)1月，按照上述分工開展實際工作，並決定增加一條新的原則，即(四)、增收敦煌文獻、日本古寫經、續藏中的優秀典籍及日本諸宗要典。至該年3月，完成了“入藏目錄”。
也就是說，在編纂者的心目中，最初的注目要點，是進行認真校勘與確立新的結構體例。至于選篇標准問題，並沒有被納入議事日程。而後選篇的實際工作，或標准的實際掌握，是由負責諸部的編纂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分頭完成，最後由高楠歸總。要編一部大藏經，事先卻沒有確定統一的選篇標准，說來實在令人驚詫莫名。然而事實又的確如此。這樣一來，出現前面所述的的情況，即大量已入藏典籍未能收入，而收入新入藏典籍時畸輕畸重，自然就是難以避免的。
我認爲，價值觀念因時而異，因人而異，這是完全正常的。但作爲佛藏編纂者，切忌以個人的標准來取舍佛典。如果當年智升不把大量的注疏、疑僞經等屏除在藏外，則能夠爲後代保留多少珍貴的資料！前人有前人的時代局限，我們不應該用今天的標准來苛責前賢。但是，現代的大藏經編纂者，是不是應該牢牢地汲取這個教訓呢？
二、結構與分類問題
前面談到，《大正藏》在結構體例方面頗有創新，這種創新應該肯定。但是，今天看來《大正藏》的結構也存在不少問題。這裏以經部爲例略作評述。
《開元釋教錄·入藏錄》把經部分作大乘經、小乘經兩大類，在大乘經中，又依次分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磐+等五大部及五大部外諸經。小乘經先列四阿含及其眷屬，然後羅列其他經典。《閱藏知津》也把經部分作大乘經、小乘經兩大類，在大乘經中，則依次分華嚴、方等、般若、法華、涅磐+五大部。在方等中，又分方等顯說部與方等密咒部兩類。小乘經與《開元釋教錄》大致相同。與《開元釋教錄》比較，《閱藏知津》刪寶積、大集而增方等、法華。《閱藏知津》新設方等密咒部以收入各種密教經典，顯然是彌補《開元釋教錄》不爲密教經典單立部類之缺陷。
《大正藏》分經部爲十類：阿含、本緣、般若、法華、華嚴、寶積、涅磐+、大集、經集、密教等十部。可以看出，它是斟酌、吸收《開元釋教錄》與《閱藏知津》而作的改造，現圖示如下：
《開元釋教錄》
《大正藏》
《閱藏知津》
般若部
阿含部
華嚴部
寶積部
本緣部
方等顯說部
大集部
般若部
方等密咒部
華嚴部
法華部
般若部
涅磐+部
華嚴部
法華部
五大部外諸大乘經
寶積部
涅磐+部
四阿含
涅磐+部
四阿含
四阿含外諸小乘經
大集部
四阿含外諸小乘經
經集部
密教部
說明：上表只表示《大正藏》與《開元釋教錄》及《閱藏知津》類目開合的大致關系，至于某些經典的具體歸屬，因更爲複雜，在此不予涉及。
也就是說，就類目而言，《大正藏》新設的只有本緣部、經集部個兩部。本緣部所收爲諸種本生故事集、佛傳故事集、因緣故事集與寓言故事集。當初主要供宣教之用，今天可稱爲佛教文學作品之彙集。這一類目的設置，甚便于人們的研究與使用。但經論雜糅，甚爲無理。至于經集部，則基本上是把大、小乘經中那些無法歸入上述諸類的經典統統收攏在一起而已。
審視經集部所收的423部經典，內容十分豐富，既有小乘諸部派的典籍，又有大乘各主題的典籍。但編纂者沒有對它進行細致分析，只是籠統歸爲一部。呂澄先生批評它“籠統蕪雜，本不足爲法”[12]，實爲的評。無論如何，經集部的編排，沒有體現出編纂者原定的以藏經結構反映佛教“思想之發展與典籍之演變”這一學術目的。
《大正藏》在具體典籍的鑒別分類方面也存在不少問題。例如，求那跋陀羅譯四卷本《央掘魔羅經》雖然源出于《雜阿含經》、《增一阿含經》的有關章節，但已經屬于大乘經典，不應作爲《雜阿含經》的異譯經收入阿含部中。此類例子還有很多，不一一列舉。
當然，藏經的結構、佛典的分類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需要長期努力，認真研究，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大正藏》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前進了一大步。《大正藏》之後，不少學者也在這個課題上孜孜以求。我相信，只要锲而不舍地鑽研下去，這個問題總能得到較爲圓滿的解決。
叁、對敦煌文獻的整理問題
敦煌文獻絕大多數爲佛教文獻，從時代上講，其年代最早者可達公元四、五世紀，晚者則爲公元十一世紀，時間跨度達600馀年。從抄寫者講，這些寫卷有的出自宮廷楷書手之手，有的出自敦煌當地寫經生之手，有的出自其他諸色僧俗人等之手，水平參差不齊。從內容上講，大多數爲曆代大藏經已經收入的典籍，也有相當數量爲曆代大藏經不收或漏收的典籍，還有許多儀軌、雜文乃至錯抄的廢紙與習字的塗鴉，可謂雜亂無序。由于年代長久，不同年代寫經之字體因古今演化而異；由于抄寫者衆多，寫經質量參差不齊，錯漏增衍實爲常事；由于內容歧雜，必須對它們進行鑒別，然後才可以利用。加之它們本來就是一批被人廢棄的古文獻[13]，所存寫經不但頗多殘頭斷尾，而且魯魚亥豕之處，在所難免；文意漏斷之處，亦爲常見。此外，有相當一批文獻是在敦煌本地産生的，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諸如敦煌俗字、河西方言、與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交涉互用等等。凡此種種，更增加了閱讀與利用的難度。不過，在敦煌文獻中，同一種文獻經常保存有多個抄本殘卷，如果把這些殘卷的內容綴接、拼湊起來，再加以認真校勘，則往往可將殘缺不全、文字錯訛的文獻拼湊完整，校爲定本。由于有些文獻尚有傳世本，故校爲定本時必須與傳世本對勘。凡此種種，結合傳世文獻，對敦煌文獻，特別是對曆代大藏經中沒有收入的諸種文獻進行鑒定、定名、綴接、釋讀、校勘、錄文，成爲對這些敦煌文獻進行研究的前提與先決條件。
《大正藏》編纂時，敦煌文獻已經被發現，所以，收入敦煌文獻，便成爲編纂《大正藏》的四條原則之一。《大正藏》共計整理、發表敦煌文獻約200種，達250多萬字。這些文獻主要集中收錄在第八十五卷中，約有180多種；其余十馀種則散在其他各卷。把敦煌文獻如此集中地彙聚在一起，是前所未有的創舉，它既大大便利研究者的使用，也使研究者對敦煌文獻的價值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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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拙作：《佛教大藏經史(八——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3月，第4頁。
[2] 同上，第42頁。
[3] 載《大正新修大藏經會員通信》，第14號。
[4] 參見高楠順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之開端》，載《大正新修大藏經會員通信》第二號。
[5] 參見拙作：《佛教大藏經史(八——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3月，第4頁。
[6] 《開元釋教錄》卷十叁，《大正藏》，第55卷，第625頁中。
[7] 同上。
[8] 《大正藏》，第55卷，第1165頁下。
[9] 《大正藏》分正藏、續藏兩部分，前55卷爲正藏，所收爲印度與中國典籍；後29卷爲續藏，所收爲日本典籍；第85卷爲古佚疑僞部，以敦煌文獻爲主。本節只討論前55卷與第85卷，不涉及日本典籍部分。
[10] 載《大正新修大藏經會員通信》，第17號。
[11] 原文誤作“昭和十一年”。
[12] 《呂澄學術論著選集》，第叁卷，齊魯書社，1991年7月，1636頁。
[13] 參見拙作：《敦煌藏經洞封閉原因之我見》，載《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五期。
《評《大正新修大藏經》(一)》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