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文化的觀點考察以往的藏經，可以發現，由于種種原因，以往的各種大藏經，包括日本《大正藏》，甚至連編藏當時的佛教資料都未能收羅齊全。它們在資料收集方面的局限大體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是見聞不廣。以《開元釋教錄》所收義淨譯著爲例。《開元釋教錄》由唐智升于開元十八年(730年)在長安編成，曆來被作爲佛教經錄的典範。義淨一生譯著總共107部428卷，絕大部分是在洛陽、長安兩地的官方譯場完成的。義淨逝世于713年，17年後智升在長安編藏時卻只調查到370卷左右，其中有的典籍還只知其名而未能找到經本，所以《開元釋教錄·入藏錄》只收義淨譯著200多卷。義淨的情況既是如此，則那些年代更早，活動區域更遠，名氣更小的譯師情況也就可以想見了。
第二是收集困難。有些典籍雖然知其名，但找不到經本。智升《開元釋教錄》在“有譯無本錄”下列出的這類經典總計1148部1980卷。而《開元大藏》共收經1076部5048卷，兩相比較，可知有譯無本類經典所占比重之大。
第叁是被宗派立場所局限。曆代編纂大藏經的僧人都有自己的宗派立場，難免因此影響編藏工作。比如智升對中國人撰寫的佛教著作挑剔極嚴，除了少量因“毗贊佛教有功”被智升收入大藏經外，絕大多數典籍，包括中國佛教各宗各派闡述自己宗義的重要著作，統統被排斥在藏外，任其自生自滅，不少著作因而湮沒無聞。對此智升無從辭其咎。又如遼代編纂大藏經，因爲《壇經》是慧能的言行錄而竟然敢于稱爲“經”，故此宣布燒毀。
第四是受物質條件的限製，無法把收集到的經典都收入大藏經。關于這一點，無須多加解釋。
由于上述原因，曆代都有大批佛教文獻沒有被收入大藏經，其中大量文獻最終亡佚。這不能不說是佛教與中國文化的巨大損失。
固然，沒有收入大藏經的數據，有些價值並不高。但大量的資料還是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如前面所講智升所列的1148部經，都是他認爲應該入藏的重要經典，只是他沒有能夠找到經本而已。敦煌藏經洞發現後，大批已經被湮沒的典籍重見天日，使我們進一步了解了古代佛教的真實情況，許多研究者依據這些資料作出大量卓越的研究。我認爲，以現代標准看，衡量一個圖書館，藏書的多少是最基本的參數。同樣，衡量一部大藏經的水平與質量，入藏數據的多少也應該是最重要的指標。我們應該讓新編的大藏經盡可能地收入各類佛教數據，力求盡量滿足不同人從不同角度提出的查索要求，提供所需數據。
另外，典籍價值的高低，有時需要拉開一段曆史距離才能顯現。比如傳統認爲疑僞經沒有價值，把它打入另冊。而現在我們發現，不少疑僞經實際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晶，爲我們研究佛教的傳播、嬗演提供大量珍貴的研究信息，是我們揭開許多佛教史之謎的珍貴鑰匙。所以，今天我們如果再編纂新的大藏經，切忌以個人的好惡以爲取舍，應該站在大文化、大資料的角度，努力發掘、收集與整理一切與佛教相關的文獻，把它們收歸入藏，讓大藏經在傳統的義理型、信仰型功能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其備查型功能，從而發揮更大的作用。
其實，大藏經的這叁種功能形態完全可以有機地統一起來。備查型大藏經由于本身數據齊全，可稱是具足了釋迦如來的八萬四千法藏，自然也就具備了信仰型大藏經的功能。把這種備查型大藏經編纂得盡量科學、合理，無論學界、教界都便于使用，它也就具備了義理型大藏經的功能。也就是說，使傳統大藏經完善備查型功能，與它原有的兩種功能形態不僅沒有妨礙，而且相得益彰。
當然，要做到這一點，不僅我們的觀念要變革，實際工作起來也有許多困難。因爲如果現在編藏，只把曆代藏經已經收入的典籍收歸入藏，這一點比較容易做到。由于曆代編藏者的努力，這些資料已經被收集彙攏起來，就好比礦石已經被煉成鋼鐵。只是有的是精鋼，現成就可以利用；有的是粗鐵，還需要我們加工而已。但如果要把曆代大藏沒有收入的佛教資料也統統收歸入藏，就等于要我們自己去找礦、開礦、煉鋼。據我粗略估計，現存辛亥革命以前的有關佛教資料總數大約在3.5億字左右，已經收入曆代大藏經(包括日本諸種藏經)大約爲2.5億字，即還有1億字左右的數據需要我們去收集整理。辛亥革命至今的數據總數大約也不會少于1億字。如果我們能夠把這2億字全部收入大藏經，就能突出時代的特色，占據曆史的高峰，在中國文化史、世界文化史上樹立起一座豐碑。無愧于前人，無愧于後代。
目前，《中華藏》的編纂工作正在進行，我們的設想能否在實踐中得到徹底的貫徹，還有待時間的檢驗。這樣編出來的大藏經能否得到佛教界、學術界的認同，也還有待評說。
四、贅語
編一部高水平的佛教大藏經，是百年來中國佛教學界、教界共同的理想。百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爲此奔走努力。現在看來，要達成這樣的理想，還有一段很長很長的路要走。如何集中我們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做好這件曠世大事，值得深入思考與協調。在目前，還有一種思路，可以供對大藏經編纂感興趣的人士參考。在漢文大藏經的領域，我們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大家不妨分工合作。比如完整具備上述叁種功能的大藏經，可以作爲法寶學習與供養，可以作爲數據備查，但也許並不適合初學者學習佛教之用。因此，我們應該仿效楊文會當年編纂《大藏輯要》的計劃，編輯出一部、或若幹部針對不同對象的比較精要的選藏、小藏，以滿足不同人群的需要。在這裏，我們應該汲取歐陽漸所編《藏要》的教訓，要以更加宏大的心態來對待各種佛教典籍，不能以個人的或宗派的好惡而任意取舍。又比如，佛教正在走向世界，我們也迫切需要將漢文大藏經中的一些重要典籍翻譯爲英文乃至其它語言，讓佛教爲世界文化做出更大的貢獻。還有，如何做好各種專門的索引與提要；如何進一步做好大藏經數碼化的工作，在因特網上真正建成一個有關佛教的因陀羅網。如此等等，都是我們值得爲之奮鬥終生的事業。這麼多的事情要做，需要學術界、佛教界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功成不必在我，只要是有意義的事業，開起頭來，總會有人前赴後繼做下去。我堅信，功不唐捐，事不虛抛，涓涓細流，都會歸入大海。任何爲大藏經編纂所付出的點滴心力，都將與大藏經事業一起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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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關于本節，可參見拙作《關于漢文大藏經的幾個問題(代導言)》，載《中國漢文寫本大藏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②] 參見《白居易集》，中華書局，1979年10月，第1487頁。按照這篇文章的記敘，該轉輪藏中所收藏的是一部依據《開元錄·入藏錄》組織的大藏經。
[③] 參見拙作《中國漢文寫本大藏經研究》第四章第一節，版本同前。
[④] 參見拙作《大正新修大藏經評述》，載《聞思》，華文出版社，1997年3月。
[⑤] 參見拙作《論大藏經的叁種功能形態》，載臺灣《宗教哲學》，第叁卷第二期，1997年4月。修訂後收入《中國漢文寫本大藏經研究》，作爲第四章第二節，版本同前。
《略談漢文大藏經的編藏理路及其演變》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