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大乘佛教思想的特色
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員 吳汝鈞
提要
本文旨在檢討現代學者的說法，和就有關經論自身的說法，來看印度大乘佛教思想的特色。作者以爲，此種特色爲“不舍世間”。此種對世界的態度，貫通一切大乘經論(尤以大乘經爲然)，而表現于空、佛身等重要觀念中。
佛教起源于印度。這個宗教思想有二系大乘與小乘。本文的目的，是要檢討現代學者的說法，和就有關經論自身的說法，來看大乘佛教思想的特色。首先，我們要對大乘佛教的興起，作一簡單的交待。又本文所謂大乘佛教，指在印度發展者而言。
一、大乘佛教的興起
大乘佛教是印度佛教內部的一個重要的宗教運動，對佛教的發展，有極其深遠的影響。但它在印度的興起的曆史，並不明朗。現代學者多以爲它的興起，大抵是在紀元前一世紀至紀元後一世紀。若追尋其淵源，則可更推前至佛滅後一世紀。在那個時期，佛教分裂爲十八個或更多個學派，各有其特異的教理。其中的十一個學派，被視爲保守的正統者；這正統即後來所謂“小乘”之意。其余的七個學派，由大衆部(Mahasanghika)領導，表現較開放的態度。這大衆部便是大乘佛教的發端。
在思想上，大衆部一方面批評保守者的阿羅漢(arhant)的狹隘的理想，一方面發揮空的義理，認爲真正的佛陀是超現世的，曆史的釋迦牟尼不過是他的示現而已。他們又提出菩薩(boodhisattva)的理想人格，認爲菩薩的道路，是人人可行的。
一個學派的思想特色，與其興起的真正的原因，自有不可分割的關系。但我們不能對大乘佛教興起的真正原因，有很多的知識。不過，抗塞(E。Conze)以爲，有兩點是可確定的。其一是阿羅漢的理想已到了山窮水盡的階段；其二是在家信衆的壓力。關于第一點，阿羅漢所表示的獨善其身的出世的理想，在佛滅叁、四百年後，已漸失去其魅力，也越來越少僧人達到這個目標。代之而起的，是菩薩的理想。關于第二點，人變得越來越重要，而與法(Dharma)齊平。出家僧衆不再單獨享有被尊崇被重視的權利。而在在家信衆中，也出現不少傑出的人物，經典中的維摩诘(Vimalakirti)，即是一個顯明的例子。佛教的宗教意義，已不能再拘限于僧人與僧院方面了。在家信衆開始積極參與種種的宗教活動。(注1)
隨著宗教的發展，思想也漸趨成熟。由紀元前一世紀至紀元後叁世紀，不少大乘經典先後出現。最先出現的是《般若經》(Prajnaparamita－sutra)，跟著有《維摩經》(Vimalakirti－nirdesa－sutra)、《法華經》(Saddharma－pundarika－sutra)、《阿彌陀經》(Sukhavativyuha－sutra)、《十地經》(Dasabhumika－sutra)等初期大乘經典。此中自以《般若經》爲代表。此經最初由少量漸次附加，至七世紀左右而成一大叢書。其空的思想，一般認爲是大乘佛教的基本教理。
其後有南印度出身的龍樹(Nagarjuna)，在哲學方面發揮這空的思想。他著有《中論》(Madhyamaka－－karika)及《回诤論》(Vigrahavyavartani)，批判部派小乘的謬見，建立中道觀，而名之爲緣起、假名、空。
龍樹以後續有大乘經典出現，如《涅槃經》(Mahapari－nirvana－sutra)，《勝經》(Srimaladevi－simhanada－sutra)、《解深密經》(Samdhi－nirmocana－sutra)、《楞伽經》(Lankavatara－sutra)。其中的《解深密經》的唯識說，有彌勒(Maitreya)、無著(Asanga)、世親(Vasubandhu)等人發揚，其分別代表作爲《大乘莊嚴經論》(Mahayana－sutralamkara)、《攝大乘論》(Mahayanasamgraha)及《唯識叁十頌》(Trimsikavi jnap tima tratasi－ddhi)。其主旨是以識來解說世間現象。
二、關于“大乘”名稱的由來
“大乘”這個名稱。按“大乘”自是與“小乘”對說，而有其意義。“大乘”的相應梵語是“Mahayana”，是大的車乘或行程之意；“小乘”的相應梵文爲“Hinayana”是小的，低等的車乘或行程之意。說小乘，顯然有貶抑之意；相應地，說大乘，有顯揚之意。實際上，“大乘”是那些後來的持較開放態度的佛教徒的自稱，他們稱那些原來的保守的佛教徒爲“小乘”。後者從未自稱爲“小乘”。他們也不喜歡被稱爲“小乘”；他們原來是屬于上座部(Theravada)。現代的佛教學者，不管是歐美的、日本的，抑是印度的，都以《大、小乘》之名，分別指那較開放的與較保守的派系，但這稱呼是中性的，並無顯揚或貶抑的意味，也不表示要贊成大乘，反對小乘之意。至于現代的上座部信徒，則仍不喜被稱爲“小乘”。
實際上，“大乘”一名的淵源，可上溯至原始佛教。漢譯《阿含經》便在多處提到這個名字。如《長阿含經》(Digha－nikaya)謂
“佛爲海船師，法橋渡河津，大乘道之輿，一切渡天人。”(注2)《雜阿含經》(Samyutta－nikaya)謂“阿難，我正法律乘、天乘、婆羅門乘、大乘能調伏煩惱軍者。”(注3)此外還有多處不錄。在佛之世，佛教徒當然未意想到爾後大、小乘佛教的分途發展。《阿含經》用“大乘”之名，大抵指佛的教法，而含有尊崇之意。這“大乘”自不同于爾後大乘佛教的“大乘”，但亦非全不相通。大乘佛教自有其發展，但其基本教理，並不遠離佛的本意。
附帶一說，“小乘”一名，亦見于《阿含經》中。如《增一阿含經》(Anguttara－nikaya)謂：
“如來有四不可思議事，非小乘所能知。”(注4)這樣說小乘，自有貶損之意。
叁、現代學者論大乘佛教
以下我們檢討現代學者論大乘佛教思想的特色。首先看鈴木大拙的說法。鈴木給大乘佛教下了一個定義，謂：
“大乘佛教由一種進取的精神所激發，在不違離佛陀教法的內在的精神下，擴展了本來的領域。另外，它把其他的宗教的哲學的信仰，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因爲這樣可使不同性格和智能的人得到解救。”(注5)在與小乘的對比下，他認爲大乘佛教較自由和富進取性，但在很多方面都有形而上學意味，和充滿思辯。(注6)不過鈴木並不大強調大小乘的相異處，他認爲這種相異並不是質的相異。這種不同只在于兩者的取向而已；大乘要開拓宗教的自覺，擴展知識的範限；小乘則要力求保全僧院的律則和傳統。他認爲兩者都從同一的精神出發，走同一的道路。(注7)
鈴木這樣論大乘，自然是對的，但顯然太空泛，使人難以捉摸。不過，他總給人一個印象，即是，大乘有較寬的襟懷，要解救較多的人。這與他較後提出大乘是菩薩(bodhisattva)的佛教一點，很能相應。他說大乘是菩薩的佛教；而獨覺(pratyekabuddha)和聲聞(sravaka)則被大乘行者視爲小乘之徒。(注8)
說大乘佛教，決離不開它的主角，這即是菩薩。抗塞在這方面，便較鈴木大拙爲具體。他說大乘佛教的首要之點是，它是一種生活之道，伴之以一種非常清晰的觀念：這即是靈性的完美(spiritual perfection)，和能使人達致這靈性的完美的步驟。(注9)他所說的正是菩薩。靈性的完美即是六種波羅蜜多(paramita)；那些步驟即是十地(bhumi)。這兩者是菩薩實踐的主要內容。在這兩者之中，抗塞特別重視波羅蜜多。他說菩薩的極其重要的工作，是要破除自我。自我是成佛的障礙，要破自我，是很不容易的。他說菩薩爲了達致這個目標，采取兩面的做法：在行動方面自我犧牲和無私服務；在認識方面滲透自我不存在的真理。由此抗塞提出菩薩必備的兩個條件：慈悲(compassion)與智慧(wisdom)。(注10)他說這兩者的結合，有賴于六波羅蜜多的實踐。(注11)
抗塞的所論，有進于鈴木大拙之處。理由是，他不如鈴木般空泛，卻具體地把大乘規定到菩薩方面來；而在菩薩方面，他更把焦點置于波羅蜜多上。據《般若經》，波羅蜜多是菩薩的六面實踐，所謂六波羅蜜多。這即是：布施(dana)、持戒(sile)、忍辱(ksanti)、精進(virya)、禅定(dhyana)、智慧(prajna)。前五者可歸于慈悲，最後的智慧，則特別指空之智慧，即觀諸法無自性空的般若智，藉此可滲透自我不存在的真理。這六波羅蜜多並不是並行的，而是以般若智統率前五波羅蜜多。這點在《小品般若經》(Astasahasrika－prajna－paramita)中說得很清楚。(注12)
就上所論，在慈悲與智慧之間，抗塞似乎較重智慧。但大乘佛教作爲一種宗教，或菩薩之所以能成爲宗教的理想人格，似應以慈悲爲重。這慈悲的要點，可以不舍棄世間一意概括之。
抗塞以菩薩來說大乘思想的特色，固甚具體切要。但是否全無問題，則仍有商榷之處。關于這點，下文繼續討論。
以下我們看平川彰論大乘佛教。平川彰首先把菩薩拆分爲幾個項目：“菩薩”觀念、六波羅蜜多、十地。然後強調：這幾項都不是大乘所獨有，在此之前已出現了。即是：“菩薩”觀念已出現于原始佛教與部派佛教中；六波羅蜜多的教理，已顯現于《大事書》(Mahavastu)與《大婆沙論》(Abhidharma－mahavibhasa－sastra)中；而十地思想的萌芽，亦可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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