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大乘佛教思想的特色
中华佛学研究所研究员 吴汝钧
提要
本文旨在检讨现代学者的说法，和就有关经论自身的说法，来看印度大乘佛教思想的特色。作者以为，此种特色为“不舍世间”。此种对世界的态度，贯通一切大乘经论(尤以大乘经为然)，而表现于空、佛身等重要观念中。
佛教起源于印度。这个宗教思想有二系大乘与小乘。本文的目的，是要检讨现代学者的说法，和就有关经论自身的说法，来看大乘佛教思想的特色。首先，我们要对大乘佛教的兴起，作一简单的交待。又本文所谓大乘佛教，指在印度发展者而言。
一、大乘佛教的兴起
大乘佛教是印度佛教内部的一个重要的宗教运动，对佛教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但它在印度的兴起的历史，并不明朗。现代学者多以为它的兴起，大抵是在纪元前一世纪至纪元后一世纪。若追寻其渊源，则可更推前至佛灭后一世纪。在那个时期，佛教分裂为十八个或更多个学派，各有其特异的教理。其中的十一个学派，被视为保守的正统者；这正统即后来所谓“小乘”之意。其余的七个学派，由大众部(Mahasanghika)领导，表现较开放的态度。这大众部便是大乘佛教的发端。
在思想上，大众部一方面批评保守者的阿罗汉(arhant)的狭隘的理想，一方面发挥空的义理，认为真正的佛陀是超现世的，历史的释迦牟尼不过是他的示现而已。他们又提出菩萨(boodhisattva)的理想人格，认为菩萨的道路，是人人可行的。
一个学派的思想特色，与其兴起的真正的原因，自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我们不能对大乘佛教兴起的真正原因，有很多的知识。不过，抗塞(E。Conze)以为，有两点是可确定的。其一是阿罗汉的理想已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其二是在家信众的压力。关于第一点，阿罗汉所表示的独善其身的出世的理想，在佛灭三、四百年后，已渐失去其魅力，也越来越少僧人达到这个目标。代之而起的，是菩萨的理想。关于第二点，人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与法(Dharma)齐平。出家僧众不再单独享有被尊崇被重视的权利。而在在家信众中，也出现不少杰出的人物，经典中的维摩诘(Vimalakirti)，即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佛教的宗教意义，已不能再拘限于僧人与僧院方面了。在家信众开始积极参与种种的宗教活动。(注1)
随著宗教的发展，思想也渐趋成熟。由纪元前一世纪至纪元后三世纪，不少大乘经典先后出现。最先出现的是《般若经》(Prajnaparamita－sutra)，跟著有《维摩经》(Vimalakirti－nirdesa－sutra)、《法华经》(Saddharma－pundarika－sutra)、《阿弥陀经》(Sukhavativyuha－sutra)、《十地经》(Dasabhumika－sutra)等初期大乘经典。此中自以《般若经》为代表。此经最初由少量渐次附加，至七世纪左右而成一大丛书。其空的思想，一般认为是大乘佛教的基本教理。
其后有南印度出身的龙树(Nagarjuna)，在哲学方面发挥这空的思想。他著有《中论》(Madhyamaka－－karika)及《回诤论》(Vigrahavyavartani)，批判部派小乘的谬见，建立中道观，而名之为缘起、假名、空。
龙树以后续有大乘经典出现，如《涅槃经》(Mahapari－nirvana－sutra)，《胜经》(Srimaladevi－simhanada－sutra)、《解深密经》(Samdhi－nirmocana－sutra)、《楞伽经》(Lankavatara－sutra)。其中的《解深密经》的唯识说，有弥勒(Maitreya)、无著(Asanga)、世亲(Vasubandhu)等人发扬，其分别代表作为《大乘庄严经论》(Mahayana－sutralamkara)、《摄大乘论》(Mahayanasamgraha)及《唯识三十颂》(Trimsikavi jnap tima tratasi－ddhi)。其主旨是以识来解说世间现象。
二、关于“大乘”名称的由来
“大乘”这个名称。按“大乘”自是与“小乘”对说，而有其意义。“大乘”的相应梵语是“Mahayana”，是大的车乘或行程之意；“小乘”的相应梵文为“Hinayana”是小的，低等的车乘或行程之意。说小乘，显然有贬抑之意；相应地，说大乘，有显扬之意。实际上，“大乘”是那些后来的持较开放态度的佛教徒的自称，他们称那些原来的保守的佛教徒为“小乘”。后者从未自称为“小乘”。他们也不喜欢被称为“小乘”；他们原来是属于上座部(Theravada)。现代的佛教学者，不管是欧美的、日本的，抑是印度的，都以《大、小乘》之名，分别指那较开放的与较保守的派系，但这称呼是中性的，并无显扬或贬抑的意味，也不表示要赞成大乘，反对小乘之意。至于现代的上座部信徒，则仍不喜被称为“小乘”。
实际上，“大乘”一名的渊源，可上溯至原始佛教。汉译《阿含经》便在多处提到这个名字。如《长阿含经》(Digha－nikaya)谓
“佛为海船师，法桥渡河津，大乘道之舆，一切渡天人。”(注2)《杂阿含经》(Samyutta－nikaya)谓“阿难，我正法律乘、天乘、婆罗门乘、大乘能调伏烦恼军者。”(注3)此外还有多处不录。在佛之世，佛教徒当然未意想到尔后大、小乘佛教的分途发展。《阿含经》用“大乘”之名，大抵指佛的教法，而含有尊崇之意。这“大乘”自不同于尔后大乘佛教的“大乘”，但亦非全不相通。大乘佛教自有其发展，但其基本教理，并不远离佛的本意。
附带一说，“小乘”一名，亦见于《阿含经》中。如《增一阿含经》(Anguttara－nikaya)谓：
“如来有四不可思议事，非小乘所能知。”(注4)这样说小乘，自有贬损之意。
三、现代学者论大乘佛教
以下我们检讨现代学者论大乘佛教思想的特色。首先看铃木大拙的说法。铃木给大乘佛教下了一个定义，谓：
“大乘佛教由一种进取的精神所激发，在不违离佛陀教法的内在的精神下，扩展了本来的领域。另外，它把其他的宗教的哲学的信仰，吸收到自己方面来。因为这样可使不同性格和智能的人得到解救。”(注5)在与小乘的对比下，他认为大乘佛教较自由和富进取性，但在很多方面都有形而上学意味，和充满思辩。(注6)不过铃木并不大强调大小乘的相异处，他认为这种相异并不是质的相异。这种不同只在于两者的取向而已；大乘要开拓宗教的自觉，扩展知识的范限；小乘则要力求保全僧院的律则和传统。他认为两者都从同一的精神出发，走同一的道路。(注7)
铃木这样论大乘，自然是对的，但显然太空泛，使人难以捉摸。不过，他总给人一个印象，即是，大乘有较宽的襟怀，要解救较多的人。这与他较后提出大乘是菩萨(bodhisattva)的佛教一点，很能相应。他说大乘是菩萨的佛教；而独觉(pratyekabuddha)和声闻(sravaka)则被大乘行者视为小乘之徒。(注8)
说大乘佛教，决离不开它的主角，这即是菩萨。抗塞在这方面，便较铃木大拙为具体。他说大乘佛教的首要之点是，它是一种生活之道，伴之以一种非常清晰的观念：这即是灵性的完美(spiritual perfection)，和能使人达致这灵性的完美的步骤。(注9)他所说的正是菩萨。灵性的完美即是六种波罗蜜多(paramita)；那些步骤即是十地(bhumi)。这两者是菩萨实践的主要内容。在这两者之中，抗塞特别重视波罗蜜多。他说菩萨的极其重要的工作，是要破除自我。自我是成佛的障碍，要破自我，是很不容易的。他说菩萨为了达致这个目标，采取两面的做法：在行动方面自我牺牲和无私服务；在认识方面渗透自我不存在的真理。由此抗塞提出菩萨必备的两个条件：慈悲(compassion)与智慧(wisdom)。(注10)他说这两者的结合，有赖于六波罗蜜多的实践。(注11)
抗塞的所论，有进于铃木大拙之处。理由是，他不如铃木般空泛，却具体地把大乘规定到菩萨方面来；而在菩萨方面，他更把焦点置于波罗蜜多上。据《般若经》，波罗蜜多是菩萨的六面实践，所谓六波罗蜜多。这即是：布施(dana)、持戒(sile)、忍辱(ksanti)、精进(virya)、禅定(dhyana)、智慧(prajna)。前五者可归于慈悲，最后的智慧，则特别指空之智慧，即观诸法无自性空的般若智，藉此可渗透自我不存在的真理。这六波罗蜜多并不是并行的，而是以般若智统率前五波罗蜜多。这点在《小品般若经》(Astasahasrika－prajna－paramita)中说得很清楚。(注12)
就上所论，在慈悲与智慧之间，抗塞似乎较重智慧。但大乘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或菩萨之所以能成为宗教的理想人格，似应以慈悲为重。这慈悲的要点，可以不舍弃世间一意概括之。
抗塞以菩萨来说大乘思想的特色，固甚具体切要。但是否全无问题，则仍有商榷之处。关于这点，下文继续讨论。
以下我们看平川彰论大乘佛教。平川彰首先把菩萨拆分为几个项目：“菩萨”观念、六波罗蜜多、十地。然后强调：这几项都不是大乘所独有，在此之前已出现了。即是：“菩萨”观念已出现于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中；六波罗蜜多的教理，已显现于《大事书》(Mahavastu)与《大婆沙论》(Abhidharma－mahavibhasa－sastra)中；而十地思想的萌芽，亦可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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