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據此進一步提出“若欲修行，在家也得不由在寺”〔61〕的主張。他把修行活動深入到世俗生活的每個角落，而不僅僅限于僧侶生活，從而使禅更趨平民化、世俗化。因此擴大了南宗禅傳播的範圍，影響也越來越大，正所謂“凡言禅者皆本曹溪”。

　　(九)唯心淨土思想

　　有關淨土思想乃是大乘佛教的普遍思想，在大乘佛教認爲十方世界皆有佛的淨土。中國佛教比較推崇西方淨土，認爲只要具備信、願、行叁資糧，無論老少或善惡的人都可以稱念阿彌陀佛的聖號往生西方淨土。在慧能看來，他並不否認西方淨土的存在，但他認爲這是爲下根人、不能了悟自性的人所開設的方便法門。對于上根利智的人來說，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使自心清淨，則隨其心淨即國土淨，後人將慧能這種思想稱爲唯心淨土思想。在《壇經

　　疑問品第叁》中，慧能對韋刺史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裏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爲其下根，說近爲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也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62〕又說：“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叁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63〕

　　總的來說，慧能所倡導的是唯心淨土的思想，修行者應向自心見自性彌陀，心淨即是國土淨，無需向外別求成佛，別求淨土。

　　(十)對文字的觀點

　　禅宗一向標榜“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按照禅門的解釋，“不立文字”的主要含義是指以心傳心。當年釋迦牟尼在靈山會上以“拈花微笑”的方式，將“正法眼藏，涅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傳授給摩诃迦葉，這被認爲是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開始。從曆史上看，打出“傳佛心印”、“教外別傳”之旗號，是從東山法門開始的，而正式標榜“不立文字”則是慧能南宗禅的特色。慧能本人雖然並沒有明確說過“不立文字”，但他的禅學思想和禅法要求都充分體現出了“不立文字”的基本精神。慧能的不立文字，主要是不執著文字，而並不是像有些人所渲染的那樣完全不要文字。在《壇經

　　付囑品第十》中他就很明確的表明了自己對文字的觀點。在他看來，如果說不立文字，那麼人就不應該要語言了，連話也不應該說。甚至口口聲聲所言不立文字，這個“不立”二字就屬于文字。因此所言不立文字，是要人不要執著語言文字、望文生義。因爲語言文字只是一種符號、工具、手段，只是用來指月的手指，並非月亮的本身。修行者應通過手指看月亮，而不能以指爲月。更何況，佛法大義不可言說，超言絕慮，非語言文字所能及，因此不能執著于語言文字，而應得意忘言，去體認語言文字背後那超言絕慮的諸法實相，這才是禅宗所言不立文字的真意。

　　基于不立文字的真義，慧能對于讀經也作了全新的解釋。他從“自性般若”出發，認爲“叁世諸佛，十二部經，也在人性中，本自具有”。〔64〕而自性起般若觀照是“不假文字”，只要識心見性，去除執心，就能覺悟成佛。因此經典只是啓發修行者開悟的外緣，關鍵還在于自悟。所以並不在于執著一部或幾部經典，而是強調“心悟”。即使是讀經，也應該是心轉經文而不是被經文所轉，正如他對法達所說：“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65〕這些都說明，慧能並不是絕對地排斥經教，他只是強調應領宗得意，自性覺悟，而不能執著文字，更不能被文字相牽著鼻子走。也就是所謂應得意忘言、得魚忘筌。慧能這種對待語言文字的態度，可以說是深受達摩“藉教悟宗”的影響，反對執著語言文字，強調不立文字，直契心性。

　　四、《壇經》的曆史地位

　　和深遠影響六祖慧能在中國佛教史上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第一人。記載其說法和生平事迹的集錄——《六祖壇經》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壇經》作爲禅宗的“宗經”，在中國乃至世界佛教史、文化史、思想史上都有著特殊的地位。現將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明：

　　(一)《壇經》是中國僧人著述中唯一 一部被稱作“經”的經典性著作。

　　所謂“經”，梵語修多羅，意譯爲契經，一般簡稱爲“經”。印順法師在他的《般若經講記》中是這樣解釋的：

　　“經”，梵語修多羅，譯爲線，線有貫攝零星散碎的功能。佛弟子將佛所說的法，依文義次第，結集成章成部，如線貫物一樣。能曆久不失，所以名爲修多羅。中文的經字，本也是線，如織布有經線緯線。後人以古代有價值的典籍爲經，漸漸附以可依可法的尊貴意思，所以佛典也譯之爲經了。〔66〕

　　一般來說佛法有五種人說：一、佛自口說；二、佛弟子說；叁、仙人說；四、諸天說；五、化人說。但通常以經是佛說爲通說。經的地位尊崇，表示其影響深廣，是其他任何典籍所無法比擬的，同時也是作爲思想的典範之確立與導向之意。那麼，在汗牛充棟的禅宗典籍當中，記載慧能生平事迹和語錄的《六祖壇經》，就是唯一一部由中國人撰述被奉爲“經”的著作，由此可見《壇經》在中國佛教史上特殊的地位。

　　(二)《壇經》奠定了南宗禅的主要理論基礎，是慧能南宗的理論旗幟，五家七宗盡出于《壇經》。

　　《壇經》奠定了南宗禅的主要理論基礎，離開了《壇經》就無從研究慧能的思想，也難以研究慧能南宗的形成、發展與演變。慧能圓寂後，慧能南宗很快就形成了神會系、青原系、南嶽系等不同的禅系。晚唐至五代，慧能南宗經南嶽系和青原系更進一步發展演化出五家七宗，即由南嶽系分化出沩仰宗、臨濟宗；由青原系分化出曹洞宗、雲門宗和法眼宗。宋代時由臨濟宗中又分出黃龍和楊歧二派。此五家七宗遍布大江南北，在全國形成巨大規模。雖然各禅系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又都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禅風和傳法譜系，但他們都以《壇經》作爲主要傳法的依據則是一致的。正如元代僧人德異所說：“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曆遍爐錘，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67〕《壇經》是禅宗各派傳教和傳授禅法的主要依據，是慧能所創的南宗傳法的根本經典，是慧能南宗的理論旗幟。禅宗各派都以《壇經》作爲指導思想，積極地將慧能直了心性、頓悟成佛的禅學理論與禅行之原則具體貫徹到實際的宗教生活中，使得慧能所創的禅法在禅行實踐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光大。從而“當其他各宗大都凋零枯萎時，禅宗卻五宗並起，形成爭妍競秀一時稱盛的局面。”〔68〕最後，慧能南宗終于淹沒了弘忍門下包括神秀北宗在內的其他各支，而成了中國禅宗的唯一正宗。並且幾乎成爲中國佛教的代名詞，在中國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據了極爲重要的地位。

　　(叁)《壇經》使中國佛學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面貌一新，對中國哲學、文學、藝術等各領域也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在《壇經》中，慧能高舉頓悟成佛之說，似狂飙橫掃，使中國佛學思想面貌一新。在慧能之前，中國佛教界主要因循的是印度佛教所提倡的循序漸進的修行方式，如傳統佛教的戒、定、慧叁學，主張依戒而定，依定而慧。而慧能提倡定慧不二，即定即慧，甚至主張即心即佛，心佛不二，頓悟成佛，強調頓悟頓修、不假階漸、瞬間完成、徹底的覺悟。慧能這種別具特色的頓悟論，在中國佛教史上掀開了嶄新的一頁，爲人們修行成佛指出了一條簡捷成佛的道路，大大縮短了佛與衆生、世間與出世間、在家與出家之間的距離，以便于向社會各階層傳法，擴大南宗禅的傳播範圍，而且影響所及，使整個文化領域無不因其熔鑄而生機蓬勃。所以，《壇經》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義，這正如張曼濤在《六祖壇經研究論集》所說：

　　《壇經》不僅關系到中國思想史上一個轉換期的重要關鍵，同時也是佛教對現代思想界一個最具影響力的活水源頭。它代表了中國佛教一種特殊本質的所在，也表現了中國文化，或者說中國民族性中的一分奇特的生命智慧。〔69〕

　　這充滿贊譽的話語，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壇經》所包蘊的思想文化“含金量”。

　　《壇經》中慧能最具代表性的禅法理論就是“心性論”，慧能非常關注本體之心，認爲此心本來清淨，本來具足一切萬法，他說：“一切萬法，盡在自身中，何不從自心頓現真如本性。”〔70〕衆生應從此心上去求得解脫，“識自本心，見自本性”。〔71〕正是慧能這種心性論構成了中國哲學發展史上一個極重要的中介環節，它上承佛教中國化的傳統，下開宋明理學的先河，具有承上啓下的重要作用。在慧能之前的儒家那裏，他們思維的著眼點主要不是主體自身，他們對主體之“心”，沒有認真地進行多少探討，而是關注主體以外的社會客體，或一味治經解經、修辭修文，或偏究宇宙本體，對主體自身的心性問題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到了宋明時期，儒家的致思方向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即由客體逐漸轉向了主體的心性、性命等。導致儒家致思方向與理論旨趣發生改變的原因雖然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就是受到《壇經》中慧能心性論的影響，而其中最典型的代表當推宋明心學的集大成者王陽明(1478—1528)。據王陽明的朋友與學生黃绾記載，王陽明經常讓其弟子讀《壇經》，領會其中的思想：“又今看六祖《壇經》，會其“本來無一物”，“不思善，不思惡”，見“本來面目”，爲直超上乘，以爲合于良知之至極。”〔72〕把慧能《壇經》的思想當成“合于良知之至極”，可…

《《六祖壇經》的基本構架與禅法思想(釋法緣)》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