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仁山的學佛因緣及其對近代佛教的影響(二)

　　于淩波

　　四、金陵刻經處始末

　　同冶五年(一八六六)，文會在南京約集了十多位同志，分別勸募，籌畫設立刻經處。在同志中發心最切的，是江都鄭學川居士。鄭居士未幾出家，法名妙空，在揚川東鄉磚橋創辦了“江北刻經處”。以後十五年間，刻印了兩千多卷佛經。

　　文會在南京創辦的“金陵刻經處”，也成立于同冶五年。成立之初，參與創辦者曾開會公議，有所謂二二不刻”的條例，即：一、疑爲僞經者不刻。二、文義淺俗者不刻。叁、乩壇之書下刻。以後數十年間，刻經處都維持這一原則。金陵刻經處刻出的第一部經書，是《淨土四經》，即《無量壽經》、《十六觀經》、《阿彌陀經》及《普賢行願品》的臺刊本。文會于(重刊淨土四經跋)一支中稱：

　　“子初聞佛法，惟尚宗乘，見淨土經論，辄不介意

　　，以爲著相莊嚴，非了義說。及見雲棲谙書，闡發

　　奧旨，始知淨土一門，普被群機，廣流末法，實苦

　　海之舟航、人道之階梯也。……適來金陵，護見此

　　本于王君侮叔處。覓之數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

　　外。……自逆匪竄擾以來，其版想不複存。今者匿

　　募信拖，重镘梨棗。”

　　至于金陵剔經處，自同冶五年創立，至宣統叁年文會逝世上，先後四十余年間，共刻印出了多少徑書呢

　　據蔣維喬《中國佛教史》所載，文會手訂(大藏輯要)，共列經書四百六十部，叁十叁百二十卷。文會生前，經他親手校訂出版者，爲數在兩千卷左右，而由刻經處流通出去的徑書約百余萬卷，印刷流通的佛像十余萬張。這下能不說是一項艱巨而偉大的成果。

　　文會對佛教的貢獻，猶不止此。主要在于他由日本搜求得我國唐宋古德的遺疏著述，有近叁百部之多。這是我國散佚在國外的逸書，重回國內，刻印出版。這件事要由文會隨曾紀澤出使歐洲說起。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曾紀澤奉朝旨爲出使英法兩國大臣，紀澤函邀文會以參贊名義同行襄助。文會在英倫結識得日本真宗僧人南條文雄。南條文推是一八七六年到莢倫留學的學者之一。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佛教學者與僧侶赴英留學，接受西洋教育，攻習梵文者頓下乏人。如笠原研壽、高楠順次即、村上專精等，都是那個時代的留英學者。

　　文會與南條文雄結識，聞得南條稱日本有不少中國古代的逸書，就托請南條在日本代爲搜購。南條不負所托，返回日本後即盡力協助。文會與南條相交垂叁十年，書信往返，不曾間斷。南條代文會搜求得中國散逸佛書近叁百種，南條曾謂：

　　“明治二十四年以後，余與道友相識，所贈居士和

　　漢內典，凡二百八十叁部。而居土翻刻卻贈來者，

　　殆及十余部，如昙鸾、道綽、善導、窺基、智旭之

　　書，亦在其中。”

　　南縧代爲搜求的經書中，如窺基的六十卷《成唯識論述記》亦在其中。如文會于(成唯識論述記敘)中稱：

　　“有窺基法師者，奘公之高弟也，親承師命，翻譯

　　《成唯識論》，會萃十家而成一部；並以聞于師者，

　　著爲(述記)，學相宗者，奉爲准繩。迨元季而失傅

　　，五百年來，無人得見。好學之士，每以爲憾。近

　　年四海交通，得與日本博土南條上人遊，上人以此

　　書贈子。”

　　金陵刻經處雖然成立于同治五年，但是並沒有固定的“處，一址。最初，文會在南京城內的北極閣借得一片土地，蓋了一處儲存經版和佛書的場所。後來因爲北極閣土地發生料紛，文會不得已把經版佛書儲存到位于南京花稗樓租賃的住宅中。這以後，文會曾到蘇州香雪海看過土地，想蓋一處永久的儲畈藏書之所，但也沒有成功。直到光緒二十叁年，才在南京延齡巷，興建了“金陵刻經處”的永久處址。

　　南京廷齡巷的金陵刻徑處，占地二十一畝，合一萬四千平方公尺，蓋了一百二十鄉間房子，分成幾個院落。最初，文會一家人也遷入居住，留出一部分給刻經處使用。到文會臨終前，遺命把全部房舍捐給金陵刻經處。楊家後代以後分批搬走，並在南京市政府辦了産權轉移的手續。

　　有金陵刻經處如此廣大的土地和衆多的房舍，所以文會以後在刻經處內創辦只恒精舍，歐陽竟無在刻經處內創辦支那內學院、法相大學特科，使延齡巷的金陵刻經處，成爲近代佛學複興的搖籃。

　　五、楊仁山對近代佛教的影響

　　文會曾兩度以參贊名義出使歐洲。第一次是光緒四年，隨出使英法兩國大臣曾紀澤去的。光緒六年，曾紀澤改任出使俄國大臣，文會即辭職返國。第二次是光緒十二年，貴池劉芝田出使歐洲，以文會襄助過曾惠敏公(紀澤)使歐，娴于英法國情，堅約同行協理。文會倩不可卻，仍以參贊名義隨行。此次出國四年，于光緒十六年回國，此後文會未再出山任事，惟以刻經爲職志。

　　光緒二十一年，錫蘭人達磨波羅居土來華，由英國傳教士李摩提太之介紹，與文會在上海會晤。達磨波羅以複興印度佛教爲目標、希望得到文會的支持。文會對達磨波羅的抱負十分贊同，曾計畫訓練出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去協助達磨波羅弘揚佛教，這就是他後來創辦“只恒精舍”的原因。

　　文會晚年二(十歲以後)，追隨他學佛的弟子爲數頓多，如譚嗣同、桂伯華、李證剛、黎端甫、蒯若木、孫少侯、侮顗雲、歐陽漸等，是其著者。歐陽漸撰(楊仁山居士傳)，稱：

　　“惟居士之規模弘廣，故門下鄉材。譚嗣同善華嚴

　　，桂伯華善密宗，黎端甫善叁論；而唯識法相之學

　　，有章太炎、孫少侯、侮顗雲、李證剛、蒯若木、

　　歐陽漸，亦雲夥矣。”

　　光緒叁十四年，文會在金陵刻經處內，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斬新式教育的佛教學堂——只垣精舍。只恒精舍是年冬季開學，翌年初春，太虛法師也入精舍就讀。《太虛大師年譜·宣統元年》載曰：

　　一春，大師以華山之策發，棲雲之慫恿，就學于南

　　京只恒精舍。凡半年，于古文及詩頓有進益。楊仁

　　老授《楞嚴》，蘇曼殊授英文，谛老二谛閑法師)任

　　學監。同學有仁山、智光、開悟、惠敏等，與梅光

　　義、歐陽漸、邱曦明，亦有同學之誼。 ”

　　文會門下衆多弟子中，人民國後，實以太虛大師與歐陽漸居士二人最爲突出。二人同爲佛教思想界之巨擘，對近代佛學之複興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歐陽漸，字競無，江西宜黃人，生于清同冶十年(一八七一)，以優貢出任廣昌縣教谕。受同鄉桂伯華之影響，從文會學佛。後以喪母、大病種種挫折，決計舍身爲法，再到金陵刻經處，任校對經書之責。越年，文會病逝，以刻經處編校相屬。時值辛亥起義，革命軍攻南京，竟無于危城中守經坊四十日，經畈賴以保全。

　　人民國後，競無于金陵刻經處內籌設支那內學院。民國十一年于內學院講《成唯識論》，門下學人畢集，如呂澄、王恩洋、聶耦耕、黃忏華、陳真如、熊十力等皆列入門下。梁漱溟、湯用彤亦從而問學。粱任公亦受業兼句，以病辍，報竟無書曰：“自怅緣濩，下克久待。然兩句所受之熏，自信當一生受用不盡。 ”

　　竟無後于內學院設法相大學特種，闡揚法相唯識之學。時太虛大師創辦武昌佛學院，缁素兩學院遙遙相對，雖匮有法義之诤，卻帶動了近代佛學的進步。

　　楊仁山居上，由一段“情緣”，促成他進入佛門，于佛經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他之創辦刻經處，影響到後來各地繼起的刻經處，如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他之創辦只恒精舍，門下人才輩出，促成了中國佛教的複興。他是近代佛教複興的啓蒙者，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宏姆斯·韋爾契教授(Holmes Welch)譽之爲“中國佛教複興之父”，文會可當之無傀。

　　摘自《慧炬》第3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