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朝五臺　

　　昌蓮

　　印光大師是光緒十二年夏曆十月初到北京紅螺山資福寺的，初到就進堂念佛，因爲那時的寺院一般是從十月十五日就開始正式打七了，直到臘月廿五日後堂中才解七放香，准備過年。大師打完佛七，則留常住過年。于光緒十叁年正月，告假朝拜山西北五臺山，即文殊菩薩應化道場之清涼勝境。

　　據《文鈔叁編卷叁·大師複陳伯達書一》雲： “光緒十二年朝五臺。先在北京琉璃廠遍求《清涼山志》，只得一部，日常看之。以天冷，至叁月初，方到山。” 大師又在《文鈔續編卷下·重修清涼山志序》中雲： “憶昔光緒十叁年，在紅螺山，告假朝五臺(即清涼之別名)。欲請《清涼山志》，至京琉璃廠，遍問各舊書店，只得一部，因而購之。今爲排印流通，俾後來易得，而釋已遺憾，何幸如之。” 這些文字記載，皆出大師書信中，但在朝拜北五臺山的時間上稍有出入。但《印光大師行業記》雲： “師修淨土，久而彌笃，聞紅螺山資梧寺爲專修淨土道場，遂于二十六歲(光緒十二年丙戌)辭師前往。是年十月，入堂念佛，沐徹祖之遺澤而淨業大進。”又雲：“翌年正月，告暫假，朝五臺。畢，仍回資福，曆任上客堂香燈、寮元等職。”特別是大師在《文鈔叁編·複卓智立居士書七》中雲：“此光緒十二年(在春天)事(至八月十五，光下山上北京紅螺山，從此未返長安，已叁十八年矣)。”

　　既然大師在紅螺山進堂參加冬季佛七，這勢必要等到佛七結束才能擅自行動。因爲那時堂裏規矩甚嚴，凡是進堂念佛者在佛七期間是沒有擅自離開的自由與權利。而冬季的十個念佛七要整整七十天時間，一般是到臘月廿五日後方解七。佛七完畢，已經是歲暮年殘之際，常住勢必要留師過年，這是出于佛教的慈悲與禮節。所以，就根據這幾段文字，可以推論大師是于光緒十叁年正月告假，暫離紅螺山而朝拜北五臺山。估計大師在《文鈔叁編卷叁·大師複陳伯達書一》所雲：“光緒十二年朝五臺”之語出于記憶之錯，或是他人傳抄之誤筆。

　　凡去過山西五臺山的人都知道，那裏高出聳擁，疊翠環抱，四季清涼。如北臺頂，便是在六月叁伏天日亦常飛雪。大師正月告假離開紅螺山，之所以沒有急著趕往五臺山，因爲冰雪封山，道末開通。所以在北京各處挂搭，並先求得《清涼山志》一部，至叁月方抵五臺山。

　　一路上曆經艱苦，備受辛酸。這次朝拜五臺，大師在山中只住了四十余天就返回北京紅螺山了。通過朝山，犬是感觸到世人的不務實修之過錯，在《文鈔叁編·複陳鉑達書一》中說：“住山四十余日，見來朝山者，多說見文殊菩薩，實少真行持者。固知朝山者說附和古人之迹以自誇耳!使其果見，其人必與隨波打混者金踰各別。否則，文殊便不自重而輕以現身。所爲何事

　　理即佛，即一切衆生是，非指背塵合覺面言；若背塵合覺，則便屬名字矣。”

　　大師一生弘揚佛法皆從平實處來，故在文字中從未透露自己這次朝拜五臺的絲毫不可思議處，跟他人一樣，平平常常。但這正反映大師的非同平常，之所以秘密保守是爲了“不泄如來密因”故，以免招人譏嫌造謠故，以杜後人模仿弄虛故。

　　大師爲報答文殊菩薩救苦情殷，度生念切之恩，在《重修清涼山志序》中說：“文殊菩薩：遭證一真，德超十地；入叁德之秘藏，居常住之寂光。但以救苦情殷，度生念切，故複不違寂光，現身塵刹，種種方便，度脫衆生。其爲七佛師、作菩薩母，猶屬迹門之事；若論本地，則非佛莫知。雖盡塵刹界，無非所住，而障重之凡夫，何由識其妙用，瞻其法範乎哉。以故不得不爲初機，設一應化之地，俾有所趣向，而種出世之善根。故從昔以來，與萬菩薩，常住清涼寶山，演說一實之道，兼示不思議種種神化。令善根成熟者，印證真常；未成熟者，因茲增長。”足見大師深體菩薩之心也。

　　民果廿一年，因江西許止淨居士之懇請請，大十以七十二歲之高齡開始搜集史料，遍查叁藏，重新修訂《清涼山志》，第二年作序流通。又因華嚴嶺僧祈作一贊，以備撚誦之儀，大十作贊曰：

　　文殊菩薩德難量，久成龍種上法王。因憐衆生迷自性，特輔釋迦攝玄綱。

　　爲七佛師提莫測，作菩薩母用無方。常住寂光應衆感，萬川一月影成彰。

　　摘自《寒山寺》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