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種業說　

　　王春華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暫時抛開他日後的政治歧途，只看他早期的一些思想，依然能從中看到佛法的影子，他就是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現代作家， “五四”運動時期文學革命的重要參加者，代表作有《苦茶隨筆》、《雨天的書》、《苦竹雜記)等散文集。此人一生都反對極權、專製、盲從，力主自由、寬容、平等，反對偶像崇拜的他很容易就在情感上投向釋加牟尼佛的懷抱，因佛教本來就反對一個萬能的神操縱人類的命運這種觀點。

　　正所謂因果自負，決定人命運的力量就在一個人自己的起心動念、言行舉止上。幾乎所有的東西方宗教都有一個永恒的主題．那就是靈魂的救贖。但與別的所有宗教不同的是，佛教主張：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救贖是個體自覺自願，並以自力爲主的自我拯救。佛教從頭到尾講的都是自我的覺悟，覺悟自我的虛幻不實。就好像在六度之中，智慧度必須攝受其余五度，否則就不可能達到究竟解脫；同樣，佛教認爲人最需要的是看透世事無常的智慧，這種智慧可以由佛陀來啓發、點亮，但它絕不是某一位天神的特權，也不是這位天神的恩賜，而是源自我們失落已久的的本性，故而心、佛、衆生才二無差別，只是覺與未覺、悟與未悟而已。

　　周作人同樣反對一切不能以理性來衡量、約束的宗教狂熱，堅決反對盲目崇拜，反對個體無條件地交出自己的思考權，拜倒在一個永遠在各方面都遠超我們、我們永遠也無法與其比肩的一位權威腳下。他對宗教的態度自然也延伸進他對政治製度的看法，所以周作人才極力反對假借一切形式進行的或公開、或隱蔽的專製統治。在他看來，專製統治的民衆基礎就是迷信的大衆，方法就是移植宗教的一神論爲實際政治生活中的一人、一個團體的極權專製。

　　而且周作人還深刻地意識到，對中國人而言，大多數底層民衆從佛教中吸取的恰恰不是佛法的思辨、理性、平等、慈悲、智慧等內容，而是硬把它降低到與自己的根基、民族性相適應的原始巫術的水平，因此他非常傷感地議論道： “習慣了的迫壓與苦痛，比不習慣的自由，滋味更甜美。”所以他才格外注重啓蒙民衆的理性、普及教育、推廣科學，打破偶像崇拜、懼怕權威等民族劣根性，自己作自己的主人，從迷失已久的獸道鬼道中步入“人道”。

　　周作人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觀點——“種業論”，用他的原話來說即爲： “一國文明之消長，以種業爲因依，其由來者遠，欲探厥極，當上涉于幽冥之界。種業者，本于國人彜德，驸以習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歲月，積漸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數百年……”

　　許多世間學者對種業論作出了種種分析，其實一言以蔽之，我們在這裏總能看出佛教中”共業”的理論苗芽。周作人認爲中國人國民性當中的盲從、麻木、奴性十足、匪氣十足、勝者爲王敗者爲寇等等劣根性，都是一種精神遺傳。不過也就是在這裏，我們看到了周作人佛學思想的盲點。因種業的強大，周作人感覺到了整個中華民族種姓的先天不足，因而從根本上講，他大體是悲觀的，但真正的佛子絕不是這樣。

　　周作人看到了民族種業劣根性的存在，也即“共業”的強大，但他根本看不到個體的本質及個體真正意義上的行動完全可以徹底改變自他的全部生存實際。大乘佛法的精髓就在于，通過自利利他的種種行持，在佛陀的教法指引下，我們一定可以回歸人人本具、本有的清淨狀態。這種原始的無生狀態，沒有任何一種世間理論描述過；個體如何由于無明妄動而自陷輪回，也沒有任何一種世間學說揭示過；衆生如何去妄顯真，再度回歸本來面目，同樣也沒有任何一個理論家摸索進正軌，最終通達目的地。大家基本上是悲哀地看到在現在這一短暫的生存時日中，我們不知生從何來，由哪裏繼承下來這一大堆擺脫不掉的生理及精神遺傳特質；我們也不知死往何處去，絕大多數人都認爲自身的種種自然、社會屬性，又會通過DNA再遺傳給下一代人。 從這裏，我們應該發現他以及一大批悲觀者的致命傷了。盡管他本人對未來尚保留有—定的希望，但我們總能感覺到這希望是那麼的蒼白無力，原因就在于他沒有看到“共業”中 “別業”的力量。所有的怨天尤人、悲觀郁悶都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因爲這種種心態全是就事論事，沒跳出自身的框框，也沒把握住自身的本質。拔著自己的頭發是離不開地球的。

　　摘自《禅露》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