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的國立佛經譯場　

　　果仁　

　　隋唐以來的佛經翻譯逐漸擴充，成爲一個國立的分工合作的編譯館，那時稱爲“譯場”。只是那時的譯場是臨時敕設的機構，如譯某部經，或某一些經時，即設立，經譯完後，即解散譯場。譯場中，各部門的人選是由國內大寺的名僧中選聘的，經籍譯完，即分別遣回。譯場的組織極爲龐大，有多至五六百人或近千人。可惜詳細情形現在已不能十分清楚。其譯經的程序共分十部。每部各有主持人以司專責。十部的職掌分述如下：

　　(一)譯主。即譯場的主持人，也就是翻譯的主持人。我們現在所見到的佛經所題某人譯，其實譯者不只此一人，只是單舉譯主一個人的姓名以明責任而已。譯主須精通華梵文字，並須教理娴熟，戒行卓荦爲衆所欽服方可。遇有疑文歧義，尚須負責判定其得失，以定取舍。工作時譯主坐在譯場的中間正面。

　　(二)證義。坐在譯主的左邊，與譯主評量已譯的意義與梵文有何不同，以便酌量修正。據說法藏大師，即因與玄奘的譯文的意義有不同意的地方，辯論結果終不能相合。幹是他退出了玄奘主持的譯場。

　　(叁)證文。坐在譯主的右邊，聽譯主高讀梵文，以驗其差誤。證義是考驗中譯的文義是否妥當，護文是考驗所譯的原文是否有錯誤。原文若有錯誤，當然譯文不能妥善。

　　(四)書字。根據梵文厚本，寫成中文，但仍是梵音。這一職司也稱爲“度語”。倘譯主是外國人，而又不能十分通曉中文時，那末，書字一職絕不可少。

　　(五)筆受。翻梵音爲中國的語言。如梵文稱“纥裏那野”，書字只寫“纥裏那野”四字，筆受即翻成中國的“心”宇；書字只寫“素怛覽”，筆受即翻成中國的經卷的“經”字。

　　(六)綴文。因爲西方的語言習慣與結構與中國不同，有些附屬的句子，或形容字的次序與中國文法不同，所以有時需要把句子裏面的排列次序肛側，或是重新組織。譬如筆受寫的是“照見五蘊彼自性空”。綴文即可改成“照見五蘊皆空”。

　　(七)參譯。一方面校勘原文是否有誤，一方面再由譯文回證原文，反證二者是否完全相合。如果翻成中文再由中文翻回梵文時若不相合，即是翻譯有了問題。

　　(八)刊定。刊削冗長，定取句義。因爲梵文的組織或句法，容易使中國人覺得過分的重複，中國文字一向喜歡簡潔，所以要在不影響原義的條件下，刊削冗長或重複的字句。

　　(九)潤文。有時潤文與刊定二人合作，或只設一人。刊定的工作多半是刪削 ，潤文的工作多半是增益。如心經中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是諸法空相，不生不，不垢下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句中“是故”二字梵文所無，是加上去的。

　　(十)梵呗。用高聲念經的調子把新譯的經朗誦一遍，以驗其是否順口順耳。因爲佛經總是要人念誦的。

　　除了上述的十部，必須由僧衆選拔外，尚有若幹不限人數的僧衆來聽譯主講說新譯的經，如有疑難，可以隨時發問討論，所以不論在教義方面，在文字方面，若有一宇的不妥，不但通不過這十重關卡，即使這十個人一時有所忽略，也很難逃過幾百人聽衆的討論和辯難。同時朝廷爲了鄭重這種事業，還要派欽命大臣在譯場作監護大使，有時在開始翻經的第一天，皇帝還親自到譯場擔任“筆受”的工作。以隋唐時代中國人力財力之盛，國內局面安定統一，國君敕集海內第一流的人才參加翻譯的工作，當然所翻的經文本質與量均超過前代遠甚。

　　以上是說的當時翻譯的人才和譯場的組織，就以翻譯人所備具的條件來看，不但在當時是個最好的標准，即使在今日以至將來，還是不刊之論。隋代的彥琮曾舉有八個條件：

　　(一)翻譯的人應誠心愛護佛家的道理和教養，有志救人救世，翻譯工作曆時長久，而絕無懈怠。

　　(二)要有好的操行，他的作品才爲人看重。

　　(叁)要博通佛家大小二乘的經典，才不致于義理有不明白的地方。

　　(四)要精熟佛教以外的書籍，有文學的修養，譯出的經才不致拙笨。

　　(五)要有公平的器廑，不可固執己見。

　　(六)要名利心淡，不要急于出名。

　　(七)要精熟梵文。

　　(八)要懂得文字學，用字才會正確。

　　以上八條雖是說的 “應當”如此的條件，但在事實上，他們那些翻譯的人才也真正不折不扣的達到了這種標准。他們冒死跋涉萬裏去求法，當然是有誠意弘揚佛法的，有志救世的。他們一生的精力全花在研究佛理上面，當然精通大小二乘。他們不去考秀才進士進取功名，而去出家，當然是沒有名利心的。而且從那些譯家本身的作品看來，他們的梵文的修養，中文的修養，文學的造詣都是很高的，這八條並不是虛設的標准，而是事實上已經作到的標准。

　　唐代國立譯場的製度非常完備，場內組織設有許多職掌，翻譯時有譯主、筆受、證義、潤文等各種分工。隨著翻譯的進行，同時開展譯文的講解討論，反複鑽研，使翻譯和研究相結合。這種優良傳統，直到今天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摘自《傳燈》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