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與藏經洞的發現
陳國燦
莫高窟所在的敦煌綠洲，在漢代以前，曾爲大月氏人部落所居住，常受到匈奴人的侵擾。漢武帝發兵將匈奴逐出河西走廊後，于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年)在河西建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西元前一一一年)，又從武威分出張掖郡；從酒泉又分出敦煌郡。爲了鞏固漢王朝在河西四郡的統治；同時也爲了保護漢通往西域的通道，漢武帝將長城從陰山往西，一直修到了敦煌郡的西北面，並在敦煌的西北面設置了玉門關，在郡的西南面設置了陽關。由此敦煌成爲通向西域的西大門，東來西去的使者、僧侶、商隊，都要在這裏頒發〝過所〞，或休憩、或貿販。故自漢魏以後，敦煌便成爲“華戎輻辏”、中西交通的樞紐之地；中西之間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個中心。這就是莫高窟能出現在敦煌的曆史背景。
魏晉之際，“世居敦煌”的著名高僧竺法護，八歲時就拜外國沙門竺高座爲師，其時約在曹魏正始五年(西元二四四年)，這表明，佛教初傳中國時，敦煌便是佛教傳播的據點之一。而莫高窟的開鑿，則在十六國時期。 莫高窟在唐代盛時“計窟室一千余龛”，現存七百余窟，即南區的四九二個洞窟，都是有佛像壁畫的供養佛窟，保存較好；北區的二四叁個洞窟多是僧房窟、匠人居住窟或瘗窟。
莫高窟自十六國時期開始開鑿，直到元朝，前後幾近千年，在佛窟的形製上呈現出了不同時期的不同特點。第一種是早期的禅房窟，如二六八窟，甬道式佛窟後部塑有佛像，窟的兩側各開二小禅窟，稍晚又將甬道擴大成殿堂，堂兩側各開四小禅窟，如西魏的二八五窟(圖一)第二種是中心塔柱型，塔柱四面均開有佛龛，供信衆繞塔觀像禮佛如北周的四二八窟(圖二)。第叁種是殿堂式，後壁開佛龛或壁前置佛壇，四壁爲佛經經義畫，如盛唐的四五窟。第四種是二進加窟檐式，分前、後室，前室加木結構屋檐，塑天王、力士像。後室有佛龛或塔柱式佛龛，四壁繪佛經畫或千佛，如隋代初建、北宋乾德八年(西元九七O年)加修的四二七窟。
莫高窟的佛像雕塑，共有兩千多尊，小者高十幾公分，大者二、叁十公尺。其形製有影塑、淺浮雕、深浮雕及通體圓塑多種，佛龛或佛壇上的通體圓塑佛、菩薩像有叁身、五身、七身(圖叁)集于一鋪，多者達九身、十一身，隋唐以來的雕塑，姿態表情各異，多能傳神。巨佛的雕塑乃是就砂礫岩先鑿成佛形，然後在石胎上泥塑，如九六窟通高叁四、五公尺的唐彌勒大佛。
莫高窟現保存北涼至元朝的壁畫總有四萬五千多平方公尺，以佛教經義畫爲主體，其中有描述釋迦牟尼生平的佛傳畫。其次一種是佛本生故事畫，屬于描繪佛降生以前、各式教化衆生的故事。第叁種是將佛經主旨形象化的經變畫，阿彌陀佛經變(圖四)、如彌勒經變、維摩诘經變等。還有專門宣揚佛度化事迹的因緣故事畫。此外，還有社會生活畫，如河西節度使張議潮出行圖、耕稼收獲圖。還有供養人佛像畫以及各類藻井、紋飾等。
明朝以來朝廷將西部的國門收縮到嘉峪關，敦煌的僧俗人等悉數被遷往關內，莫高窟由此變爲荒涼之區，掩沒無聞。直到清朝中葉，隨著移民實邊政策的推行，敦煌又恢複了昔日漢民的農耕生活，莫高窟才又成爲人們崇信佛教的處所，間或也有少數遊方的喇嘛暫住此地。
清光緒年間，有一位從湖北流浪至此的王圓箓道士，定居于此，借莫高窟及其寺廟來從事他的道教活動。然而，他卻意外地發現了16號洞窟甬道北壁的“藏經洞”(17號窟)。(圖五)
光緒廿六年(1900年)五月，王圓箓請人清理16號洞窟甬道積沙後，發現北側壁上有裂痕，于是在五月廿六日淩晨，他剝開裂縫，發現這是磚砌的小門，便將其所砌磚搬開，卻看到洞室裏堆滿了各種用白布包裹的一包一包各種古代的寫本和印本的經卷；經史子集等各類古籍和各類官私檔案；文學及各種民族文字文獻；共約近五萬卷、號，其中佛經約占近90%(圖)，此外還有各種佛像絹畫、供養絹畫(圖)、佛幡及各種銅、木佛像等。
這是一個驚人的大發現，寫卷中有曆史紀年最晚的文卷是《大宋鹹平五年(西元1002年)敦煌王曹宗壽婦人泛氏造經錄》，然而，在約十四種民族文字的寫本中，沒有西夏文、蒙古文文書。由此學者們對敦煌藏經洞的封閉作了種種推測，法人伯希和(P.Pelliot)認爲是西夏人1035年占領敦煌前的封閉；斯坦因(A.Stein)推測爲佛物廢棄後的封存；日本關百益文認爲是基于伊斯蘭教的哈剌汗國1006年東侵，佛教于阗王國被消滅的威脅而作的封閉。諸說中，恐怕以後一說較具合理性。
王圓箓發現藏經洞後，曾向敦煌縣長汪宗瀚、安肅道道臺廷棟並甘肅藩臺報備，卻沒有引起這些官員的重視，同時也由于搬遷經費無著，只是下令王圓箓就地封存。然而，他的發現卻引起了西方探險家們的興趣。
1907年5月，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到莫高窟找到王圓箓，用誘騙的手法以40個馬蹄銀錠，竊走了七千份古寫本、刻本卷子，還有殘片散頁六千多號，以及一些佛絹畫、佛幡等。斯坦因說：“當全部24箱沈甸甸的寫卷和另外5箱繪畫等藝術品安然返抵大英博物館時，我才如釋重負地松了一口氣”。
1908年春，法人伯希和在烏魯木齊，聽官員們說敦煌發現藏經洞，便立刻趕往敦煌莫高窟，在與王道士作了一番交涉後，這年3月3日，王同意伯希和到藏經洞中鑒別挑選(圖)，精挑細選了個半月，最後以五百兩銀子騙走了六千余件。伯希和在將大批經卷裝箱從天津乘海輪運往法國巴黎之後，又帶了一小皮箱的經卷到北京向士大夫們請教文書的內容，于是引起北京文化界、知識界的大嘩，紛紛呼籲請政府立即製止外人竊奪、購買；立刻將藏經洞經卷運京，在朝野各界壓力下，朝廷才派員至敦煌，于1910年將剩余的經卷運往北京。啓運時清點尚有九千余卷，叁個月後到達北京時只剩下八千余卷了，存放于京師圖書館。
在京師派大員到敦煌莫高窟清點經卷之前，王圓箓已風聞到官府要如數上調，運走經卷，便事先從藏經洞中偷偷的搬出許多捆經卷，別藏于寺廟的轉經桶中或其他洞窟。
1912年日本大谷探險隊的橘瑞超與吉川小一郎來到莫高窟，又從王圓箓手中騙購了近叁百卷寫經，另外他們還在各窟搜尋到一批佛經寫本。
1914年，俄國考古學會會長奧登堡(S.F.Oldenburg)來到莫高窟，又從王圓箓手中騙取了二百件寫經。奧登堡還對洞窟作了大量的勘查，對南區和北區的石窟作了搜尋，搜得殘片剩頁近一萬八千號。
千年前密藏于藏經洞的大批曆史文化遺産，就這樣流落了到世界各地。這是在清朝朝廷腐敗統治下，出現的國家厄運。
藏經洞的發現開創了一門新學─敦煌學。由于藏經洞及其藏品的這種特殊遭遇，使得這門新學從一開始就帶有國際性的特點，直到現在。也仍然是國際學壇上的一門顯學。
莫高窟最後一次被外人盜竊是在1924年，這一年美國波士頓弗格博物館的華格納來莫高窟作“考察”，他乘人不備之際，用化學膠布黏走了十余幅精美的壁畫，同時還將叁二八窟窟龛的唐代供養菩薩像偷走。
抗戰期間，于右任等國府要員對莫高窟作過考察，1943年張大千等人在此對洞窟作過編號，對壁畫作過臨摹，1944年畫家常書鴻籲請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建立敦煌學術研究所，並得到批准，從此莫高窟才受到了科學有效的保護。1983年敦煌文物藝術研究所在段文傑、樊錦詩等人領導下，擴建爲敦煌研究院，而今，莫高窟已進行了全面的整修，作了加意的保護和科學的管理，並被聯合國列入爲人類重要文化遺産項目。
(陳國燦教授，敦煌吐魯蕃學會副會長、武漢大學博士班指導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