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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史話 西晉時代的譯人和譯經

  西晉時代的譯人和譯經——中國佛教史話之十二

  

  方之

  司馬氏的西晉王朝,是繼叁國之後比較統一的王朝。但因西北各少數民族相互攻伐,戰爭連年不斷。因此建都在洛陽的西晉王朝,只存在了五十二年(公元265一316)。在這五十二年中,佛教較之于叁國時期卻有所發展,來華的西域僧人和本國僧人以及居士的譯經事業,又有新的進展,寺院的建設和出家的僧尼都有所增加。這主要是由于西晉王朝的統治階級支持佛教的結果。

   據史料記載,西晉的佛教活動,主要是翻譯經典。譯經的人,有中外僧俗一十二人。其中主要的譯人是竺法護、無羅叉、竺叔蘭和帛法祖等。現將各譯人和譯經的情況,分別簡述如下:

   竺法護,梵名昙摩羅刹,祖籍月支,世居敦煌。他八歲出家,因禮竺上座爲師,故改姓竺。他笃志好學,萬裏尋師,隨師遊曆西域諸國,學會叁十六種語文,收集了大量梵本經典帶回敦煌,畢生從事譯經事業。從晉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至愍帝建興元年(公元313年),他譯出《光贊般若》等經一百七十五部,合叁百五十四卷。他是西晉譯經最多的人。他譯經,得到優婆塞[1]聶承遠、聶道真父子的大力協助。

   安法欽,安息國沙門。他學贍衆經,幽鑒無滯。于西晉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至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于洛陽譯出《道神足無極變化》等經五部一十六卷。

   疆粱婁至,此雲真喜,西域人。他志情曠放,弘化在懷,西晉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廣州譯出《十二遊經》一部一卷。

   無羅叉,于阗(今新疆和田)沙門,西晉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在陳留(今河南開封東南)倉垣水南寺與竺叔蘭共譯《放光般若經》一部叁十卷(此經原是叁國時期朱士行從于阗抄寫,共九十章六十余萬言。西晉太康叁年(公元282年),他派弟子佛如檀等十人送還洛陽,後輾轉傳到陳留倉垣水南寺,才由無羅叉和竺叔蘭譯出)。

   竺叔蘭,居士,祖籍印度。其父避難來中國,住河南,生叔蘭。叔蘭幼年時,從二舅谘受經法,一聞便悟,並習梵、漢兩種語文及諸文史。他與無羅叉共譯《放光般若經》後,自己又譯出《異毗摩羅诘經》叁卷和《首楞嚴經》二卷。

   帛法祖,又名帛遠,河內(今河南沁陽)人,幼年出家。他學通內外,尤精《方等》。在長安,以講習爲業,于西晉惠帝時,譯出《菩薩逝》等經十六部一十八卷。

   釋法立,不知何許人。他智道弘拔,悟物爲先。西晉惠帝時,與釋法炬在洛陽共譯《諸德福田》等經四部一十二卷。

   釋法炬,姓氏不詳。他器量高峙,遊化在懷。西晉惠帝時(公元290—306年),初與釋法立共譯四部經。後法立死,他即自譯《優填王》等經四十部,合五十卷。

   聶承遠,居士,明解有才,笃志務法。先助竺法護譯經,後自己于惠帝時譯出《超日明叁昧經》二卷和《越難經》一卷。

   聶道真,居士,聶承遠之子,初與其父助竺法護譯經,後自譯《無垢施菩薩分別應辯》等經二十四部,合叁十六卷。

   支法度,沙門,不知是何許人。因姓支,可能是月支人,或是中國人從師姓。他于西晉惠帝永甯元年(公元301年)譯出《逝童子》等經四部五卷。

   若羅嚴,外國沙門,譯出《時非時經》一部一卷。《經》後有《記》雲:“外國法師若羅嚴,手執胡本,口自宣譯,涼州道人于阗城中寫記”(《開元釋教錄》卷二)因爲沒有譯經的年代,智升說:“且附西晉錄中”。

   上述各譯人的譯經數量,都是依據唐智升《開元釋教錄》卷二的統計。西晉王朝的全部譯經,智升說起自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年),至愍帝建興四年(公元316年),凡經四帝五十二年,缁素一十二人,譯出經戒集等及新舊集失譯諸經,總共叁百叁十叁部,合五百九十卷。

   西晉譯經,總的說來,尚不能盡如人意, 也就是說翻譯水平還不高。因此後人研讀西晉譯經者極少。東晉道安對西晉某些人的譯經有所評價。例如《出叁藏記集》卷七所載道安《合放光光贊略解序》中,評竺法護的《光贊般若》譯本,說他純用直譯,因而文辭粗糙。他說:“言准天竺,事不加飾,悉則悉矣,而辭質勝文也”。這就是說他的譯經,重質不重文。評無羅叉與竺叔蘭合譯的《放光般若》,他說:“言少事約,刪削複重,事事顯炳,然易觀也,而從約必有所遺”。這就是說他們刪繁就簡,其結果很可能會有遺漏。不過刪繁就簡的譯經,豈止西晉時代有,中國譯經史上表明後世也有。

   西晉的譯經,雖然涉及到許多方面,而幾位主要的譯人,如竺法護、無羅叉、竺叔蘭、帛法祖等人的學術思想,仍以弘揚《方等》、《般若》爲主。這是當時的學風,是社會上義學沙門所一致的趨向。

   由于佛經的大量譯出,這不免引起土生土長的道教徒中某些人的嫉恨,他們起來要與佛教爭高低。據傳佛道之爭,從東漢就已開始[2]。原因是佛教爲外來文化,必然要與中國的固有文化相沖突,這是必然的。所以在西晉惠帝時(公元290—306年),出現了王浮的《老子化胡經》,以揚道抑佛。但是不管道教徒如何抑,而佛教卻在日益發展。不但譯經增多,而且據唐代法琳的《辯證論》卷叁說,西晉的長安和洛陽,共有寺院一百八十所,僧尼叁幹七百余人。由此可見佛教信仰在西晉時代,已經是相當普遍了。

   注釋:

   [1]優婆塞是Upasaka的譯音,意爲清信士,即在家信佛的居士。

   [2]蔣維喬《中國佛教史》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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