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創西行求法的朱士行——中國佛教史話之十一

　　方之

　　中國佛教徒西行求法的壯舉，千百年來，一直受到人們的歌頌和贊揚。他們爲了自己的信仰，爲了求法，在古代交通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不惜去冒生命的危險。在中國佛教史上，首次冒這種生命危險的是朱士行。

　　 朱士行，公元叁世紀人，生卒年月均不詳。據梁《高僧傳》卷四說他是“颍川(今河南禹縣)人，志業方直，勸阻不能移其操。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以後，專務經典。”看來他是少年時代就出了家的，而且是一位精勤好學的人。不過當時的出家人，只是剃除須發而已，並沒有受戒。因爲當時，佛教傳入中國雖己近二百年，但戒律方面的典籍尚未翻譯過來。直到曹魏嘉平年間(公元249—254年)，才有印度僧人昙柯迦羅等人譯出《僧祗戒心》 (即《僧祗律戒本》)和《羯磨法》首次傳戒時，朱士行才得有機會正式受戒，成爲名符其實的僧人。

　　 朱士行時代，翻譯的經典已經不少，他出家之後，都作了專門研究。當時最爲流行的是般若學一類的經典，他也是這方面的學者之一，經常在洛陽一帶講《道行般若》。這部經是漢末印度僧人竺佛朔翻譯的，文句簡略，義理不全據《開元釋教錄》卷一雲：“竺佛朔，印度人，識性明敏，博綜多能，以靈帝光和之初(公元128年)，赍《道行》等，經來適洛陽，轉梵爲漢。”竺佛朔翻譯了兩部經，除《道行經》一卷外，還有《般舟叁昧經》二卷。他譯經時，由肢人支谶傳語，河南孟福和張蓮二人筆受。朱士行在講竺佛朔譯的《道行經》時，經常感歎說：這是大乘佛教一部重要的經典，可惜文字略而義不全。他決心孤身西行，遠求大本。乃于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從雍州(今西安西北)出發，西度流沙，經過千辛萬苦，步行到于阗(今新疆和田)。于阗是大乘經典很集中的地方，大小乘並有。朱土行經過一番努力，終于得到了《放光般若》梵本九十章，六十余萬言。他喜出望外，本來要立即送回漢地，但是由于小乘學人的阻撓，沒能夠實現。小乘人不承認大乘經典是佛說，他們稱之爲《婆羅門書》(梵書)。他們以威脅的口吻對于阗國王說：“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爲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1]。”國王聽從了小乘學者這些話，便不准朱士行將《放光般若》送出境。後經過多方周折，才子太康叁年(公元282年)派其弟子弗如檀送到洛陽，而朱士行自己則繼續留在于阗，八十歲病故。

　　 《放光般若》被送到洛陽之後，未能即時譯成漢文。又經過了十年，才送到陳留(今河南開封東南)倉垣水南寺，由竺叔蘭[2]和無羅叉[3]二人翻譯。此經譯出之後，風行一時，許多佛教界著名人士，如帛法祚、支孝龍、竺法蘊、康僧淵、竺法汰、竺法開等都對此經進行了研究，或作注解或講說。中山(今河北正定東北)有僧人派專人到陳留用絹抄寫，迎回中山時，受到盛大歡迎。中山王和僧衆高舉幢幡出城四十裏迎接。由此可以想見其熱鬧的場面。

　　 朱士行是中國佛教史上西行求法的第一人，爲後世西行求法者作出了光輝的榜樣。在求法的成就上，他雖只送回了一部《放光般若》，但是他那種對佛法的赤忱和不怕艱險、爲法忘身的精神，最後葬身異域，永遠值得後人欽佩和崇敬。近代學者湯用彤評價說：“士行行萬余裏，在外二十余年，終送其所求之經達本國，其後竟死于于阒……真可謂弘法不惜生命者矣……四百余年後，玄奘忘身西行……二人之造詣、事功，實不相侔，而其志願風骨卻足相埒也。”[4]湯氏對朱士行的這個評價是符合實際的。他西行求法所送回的《放光般若》譯出後，對魏、晉時期的義學興起，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注釋：

　　 [1]梁《高僧傳》卷四《朱士行傳》

　　 [2]竺叔蘭，居士，祖籍印度、出生在中國，善梵漢語文，從二咨受經法，一聞而悟，後死于荊州(詳見《開元錄》卷二)。

　　 [3]無羅叉，西域僧人。

　　 [4]湯著《漢魂兩晉南北朝佛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