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日佛教文化關系略述

　　李向平

　　公元六世紀初，中國佛教傳入日本，佛教遂成爲日本的主要宗教之一。從此，佛教在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元明清時期，中國佛教呈現衰落狀態，諸宗經論多輸入于日本．時至本世紀初葉，中國原有之許多佛教經典又自日本還輸中國，普寫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新篇章。

　　一、楊文會居土與南條文雄

　　楊文會居士(1837——1911)乃中國現代佛教複興的巨擘．他爲弘揚佛法而創設的金陵刻經處及只洹精舍，直接成爲中國現代佛教久衰而興的前提。

　　1878年，楊文會居士跟隨曾紅澤出使英法等國，在倫敦結識了正在牛津大學專究梵文的日本學僧南條文雄．當時，南條文雄由日本至英國留學，除專攻梵文外，正在致力《翻譯名義集》及《佛所行贊》等梵文原典，並校訂梵文《阿彌陀經》、《金剛般若經》、《無量壽經》和《般若心經》，並編有《大明叁藏聖教目錄》，由牛津大學出版．將漢譯叁藏佛典介紹給西方文化界。楊文會與南條文雄結識之後，悲智大開，亟欲尋求唐宋古德失落的經疏，以期複興中國佛教．兩人遂成莫逆之交，彼此歸國後，書信往來，爲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1880年左右，南條文雄以及赤松連城，島田蕃根等人，爲楊文會居士訪得日本舊刻藏經另本二百余種。其中，許多是唐代會昌破佛後即已失傳，宋明以來千余年在中國巳不獲睹的重要典藉，如隋嘉祥大師所著的《中論疏》、《百論疏》，唐窺基撰的《因明論疏》、《成唯識論述記》等，皆爲叁論宗、唯識宗的重要著疏，于中國巳成絕學者。楊文會將這些佛教經典在其創辦的金陵刻經處重刻流通，並回贈南條文雄及日本友人，從而延續了中國佛教的發展曆史，更重要的是，因此而引起了近、現代中國僧人學者研習佛學的濃厚興趣，逐步形成爲一股在現代中國文化史上引人注目並以唯識宗爲主要內容的佛教複興思潮。

　　梁啓超在其《清代學述概論》說道：“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皆歸依文會。”其後成爲現代中國佛教複興之中堅人物如太虛大師、歐陽競無居士以及桂伯華，譚嗣同、章太炎、孫少侯、李證剛、梅撷芸、蒯若木等人，無不出自楊文會門下。由此可見楊文會與南條文雄之交往，在現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意義。

　　二、太虛大師與東亞佛教大會

　　一九二四年，太虛大師(1889-1947)爲促進世界佛教文化的交流，增進世界佛教徒的友誼，乃與學界名流、政商耆宿五十余人，于江西廬山共同發起世界佛教聯合會。此乃中國佛教史上曠古未有的盛舉。

　　日本佛教界以法相宗管長佐伯大僧正及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木村泰賢博士爲首，一行六人出席了這次世界佛教聯合會。他們所到之上海、北京等地，均受到當地佛教會和居士林信衆的熱誠歡迎，雙方進行了佛學演講，互贈書籍、交流佛教文化狀況等活動。根據廬山世界佛教聯合會決議，定于一九二五年在日本東京召開東亞佛教大會。

　　中國方面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太虛、持松、王一亭，韓清淨、劉仁航等二十八人，太虛大師爲團長。太虛大師在會議上宣讀了《阿陀那識之研究》的學術論文。會後，參觀了日本各地佛教名勝及佛教大學，出席各種團體歡迎會，先後演講達叁十余次，日本佛教界的名流學者也多次來訪，彼此交換意見，大大促進了中日佛教的發展及其思想的溝通．太虛大師乃以佛法爲兩國人民的傳統信仰，並以此作爲增進兩國人民友誼的基礎，懇切盼望中日兩國佛教徒共同合作，弘撫佛陀精神。他在日本帝國俱樂部講道；“……中日親善，實爲兩國國民應有之要事，以同文同種之國，實不應有此互相猜忌之心。今後以佛法謀中、日之親善，實爲得計，故盼兩國人士之努力精進。”

　　日本佛教界總招待水野梅曉，乃太虛多年老友，爲其領導中國佛教代表團成員出席東亞佛教大會圓滿完成使命，特撰《民國佛教界之盛主太虛法師》一文以表其感懷。其文雲：“法師……偕二十余缁素共來赴會，造日華兩國佛教史上未曾有之記錄。法師欲依佛教主義之宣傳，令歐美人改造對世界之基礎觀念，于謀世界人類之和平與福祉之大抱負下，不以其勞爲勞，誠精力絕人之勇者也。日本佛教徒于法師，得一新來同事，及將發揮東方文化與世界之好伴侶。”

　　太虛回國後，發表《敬告亞洲佛教徒》一文，揭示了亞洲佛教徒的共同責任及同有之理想。太虛大師還在文中首先指出了中日兩國佛教文化特征上的“四短與四長”。他認爲日本佛教的“四短與四長”是：

　　日本(包括臺灣、朝鮮)佛教徒有團體之組織，能爲利濟社會事業，長一。各宗有各宗本山支寺布教所及專門學校，有教育專宗人才及宣傳專宗教義之機關，雖博大精深者不多見，而于本宗之義大致明白，長二。皆能愛國爲國出力，在國家同視爲重要國民，長叁。對于代表現代之西洋文化思想，已能充分容受，且能用之研究佛學以適應現代思想，長四。人人持戒、習禅、誦經等自修，漸爲輕視，而坐洞、結茅，閉關尤絕無行者，鹜外而不重內，短一。偏重各個宗派之系統，而乏佛教全體之統一，甚至十余宗派有裂爲十余教之勢，雖有佛教聯合會之說，僅爲各宗派之聯絡，不能組成一個整體，短二。爲國之心過重，有將佛教作爲國家一大機器中之一小機件之勢，失佛教超國族而普遍于世界的精神，短叁。佛教徒亦以科學爲本，評判佛教之教理，而失沒了佛法超越現代科學之殊勝，不能轉科學而反爲科學轉，所講佛學，往往如水沖敗死，殆無乳味，短四。

　　至于中國佛教的“四短與四長”則是：

　　中國(包括蒙古、西藏)佛教徒利濟社會事業及教化社會事業，極不發達，僅有識之徒與群衆所生薦亡、求福等齋會經忏關系，短一。諸僧寺雖標別禅、講、相承，有宗派源流之異，但其內容或毫無實際(若禅寺並不參禅等)或混合鮮專精之修學(若雖參禅學兼傳戒作經忏等)，短二。習稱方外，對于世事視若風馬牛不相及，爲治國者所輕視，短叁。缺乏科學知識，于代表現代之西洋思想，鮮能了解，呆板陳腐，說法不能應當世之機，短四。其上者能隱匿山林，抖落榮利，岩洞茅蓬，關房禅堂，甘苦淡食，持戒修定，長一。禅、淨、律、密，臺、賢、性、相，鹹無專主，不嚴別門戶以相排斥，長二。不爲國性所拘，今佛教有獨立于世之大風，合于佛教超出世俗之本質，長叁。各宗之學理，雖隋、唐來已經華學之變化，而未因近世思想文化之變遷，尚能窺見佛教之純粹真相，長四。

　　因此，中日佛教應該取其所長，補其所短，共同發揚佛教之文化理想。這些論述，即使是對今日世界的佛教文化建設及中日佛教之交流，也是有其深刻啓迪之處的。

　　叁、密教之東來

　　密教在中國，以唐代最盛，至晚唐漸漸衰微，明清又有朝廷特申禁令，民間不得傳授真言密法，故密教在近現代中國幾乎失傳。在日本，自弘法大師來唐求學，回國後于高野山建設密宗道場，大弘密教後，迄今不絕，遂稱爲“東密”。

　　本世紀初，中國僧侶有大勇、持松、顯蔭、談玄等人，先後赴日本求學密教，其于中國之密教弘傳則有一種新的趨勢。

　　最早東渡日本求學密法者，則是大勇及持松二僧．他倆于一九二二年聯袂東渡日本，于高野山密宗大學專修密法，經一年方余，傳法灌頂，授阿阇黎位。回國後，先後于上海、杭州、武漢傳授密法。當時，不但在家居士從其學密，紛紛迎請傳法灌頂，而且武昌佛學院諸多學僧、院董，亦都受其影響，從其學習密教，改信密宗。其法緣之盛，爲唐朝之後所僅見。于是，中絕千余年之密法，頓呈勃興之望。

　　此外，有顯蔭法師東渡日本，就天德寺穆韶阿閹黎學密法，受灌頂法．其天資秀質，慧解過人，日本佛學界人士亦多尊重。一九二二年，日本佛教界著名學者高楠順次郎發起新修大藏經，博參唐宋元明清曆代大藏，遍搜高麗、西藏、印度及歐洲之經典，以備枝仇，特請顯蔭法師爲之作序，刊于新修大藏經樣本卷首。顯蔭在日本除修密法之外，還注重中日佛教文化的溝通並促進留日華僑對祖國佛教文化的認識，爲此而草擬《遠東佛教協會組織大綱》，以爲聯絡華僑傳播中國文化的機構，後定名爲《遠東佛教協會》。

　　還有淡玄法師，入日本學得東密與臺密兩支密法，獲得其全盤灌頂學位。就日本密教而盲，弘法傳去的爲“東密”，而以天臺教觀爲中心的密法，又叫“臺密”，淡玄不僅學得日本東、臺二密，並攜帶有二千余種密宗經籍回到中國，其中多有中國之失傳者及其他密宗應用法物。一九二四年回上海後，談玄特借佛學會上海分會，將其分爲書籍、圖表、法物叁大類公開展覽，實有助于現代中國佛教的發展，

　　雖然這東來之密教，盛傳一時卻又如昙花一現般的趨向式微。大勇法師舍其東密，率領法尊等二十余人赴西藏學習藏密，但是，他們作爲現代中國之日本留學僧，無疑也是效法中國六朝時代高僧求法精神，對國際間佛教文化交流起了重大的作用，也當是現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