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開始複興佛教。這一年，吳越忠懿王錢弘
決定複興靈隱寺，請延壽擔當此任。于是，延壽應招下山，回到了久別的杭州，成爲靈隱新寺的開山。
延壽本有終身隱遁的意願，但作爲受持《法華經》的大乘行者，素有“廣利群品”的志向，所以，一旦聖胎養成，便隨緣入世，利益衆生。另外，忠懿王之招請，或許應系德韶的推薦。德韶曾預言延壽的未來，說他與忠懿王有緣，將來會大興佛法。德韶那時大概已經看出延壽有終身隱遁之志，所以特意爲他指點未來，以期將來一旦機緣成熟，能出世興隆佛法。延壽想必也領會了這層深意，所以才把隱棲之地蔔居在地處天臺與杭州之間的四明雪窦山上。如今機緣既已成熟，也就隨緣下山了。
然而，雪窦的靈山秀水，難免令他深切懷念：“潛龍不離滔滔水，孤鶴唯宜遠遠天”(《山居詩》第六十一首)那裏畢竟是他長養聖胎的地方……
《雪窦山志》載，宋太宗淳化叁年頒發了一道敕谕給雪窦寺：
朕聞叁教之興，爲法不同，同歸于道。道也者，變通不測之謂也。自非洞識杳微，理窮性命，未有能通者也。朕聽斷之暇，無畋遊聲色之好，述成秘藏诠、逍遙
，並佛賦、回向文，共叁十余軸，遣內侍同僧守能
賜明州瀑布觀音禅寺，與僧宗鏡錄同歸藏海，俾僧看閱，免滯面牆，坐進此道，乃朕之意也。
淳化叁年二月一日頒。[18]
講的是，宋太宗把他自己的一些有關佛教的詩賦和文章賜給雪窦寺(時名“瀑布觀音禅寺”)，同時還把“僧”的《宗鏡錄》也一同賜與，令雪窦寺將它們收藏到藏經樓中，供僧人們閱讀。《雪窦寺古志》記載，淳化叁年時，雪窦寺特意爲此而建造了藏經樓。
這道敕谕說明，淳化叁年(992)的時候，宋太宗已經見到了《宗鏡錄》，並且還將它頒賜給了雪窦寺。但值得注意的是，太宗雖將《宗鏡錄》賜給了雪窦寺，但對它的作者延壽卻並沒有尊稱，甚至沒有稱呼名字，而是只稱了一個“僧”字，它說明，延壽雖然在吳越國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這種威望尚未得到大宋朝廷的認可；但盡管如此，朝廷還是要把他的著作與皇上的作品一起頒賜給雪窦寺，這就意味深長了。實際上，《淨慈寺志》卷二十七引《教苑遺事》載，太平興國丁醜(977)朝廷已然賜額給慧日永明院(淨慈寺)曰“壽甯禅院”，追谥延壽爲“宗照大師”[19]，這等于對延壽已經正式認可了，按理說稱延壽的尊號也是順理成章的，但這次卻沒有這樣做。這種矛盾的心理意味著什麼呢？
時值宋初，北宋朝廷正在開展轟轟烈烈的統一大業。建隆叁年(962)奪取荊湘(湖南周保權、湖北高繼沖)，乾德二年(964)討滅後蜀(四川孟昶)，開寶四年(971)攻取南漢(廣東劉
)，開寶八年(975)平定南唐(江蘇李煜)，此時，十國已經統一了一半，閩和吳越也已經順從地稱臣納貢，而且在平定南唐的過程中，吳越軍還配合宋軍從東面夾擊，攻占常州，合圍金陵。[20]天下大勢正以不可抗拒之勢朝著統一的方向發展。
就在吳越協助宋朝消滅了自己的西鄰南唐的這一年(975)十二月，延壽圓寂了。傳說延壽在圓寂前曾留下遺囑，請求吳越王錢弘
歸順朝廷，以免生靈塗炭。其實，時局發展到了這個時候，明眼人都應該看出來了，宋朝的崛起，與以往中原的五代朝廷大不相同，它在統一戰爭中勢如破竹的節節勝利展示了它掃平宇內的氣勢已經不可阻擋。這個曆史潮流，錢弘
應該看到了。開寶九年(976)他曾到開封朝見趙匡胤，《新五代史》卷六七“吳越世家”第七雲：
太祖皇帝時，
嘗來朝，厚禮遣還國。
喜，益以器服珍奇爲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爾，何用獻爲？”
可見趙匡胤必欲一統宇內的決心已不可動搖，也毫不掩飾。吳越既然沒有可以與之相抗衡的力量，那麼，順應曆史潮流也就是錢弘
最好的選擇了。但爲了最終做出這個抉擇，他還需要一個體面的臺階，而延壽的遺囑正好能起到這個作用。
崇信佛教是錢氏家族的傳統，到錢弘
的時候，吳越最有名的佛教大師是延壽得法的師父天臺德韶，其次就是延壽，而德韶已于開寶五年(972)圓寂，所以，到了開寶八年的時候，最受錢氏尊崇的佛門大師也就首推延壽了。因此，延壽留下勸其“重民輕土”的遺囑，自然也就可以爲錢氏歸宋提供一個體面的臺階。于是，當太平興國叁年朝廷诏錢弘
朝觐時，錢弘
便“舉族歸于京師”(新五代史)，獻出了吳越十叁州和全部所轄軍民，史稱“吳越歸地”。《淨慈寺志》卷二十七引《大明一統志》所雲：
叁年戊寅叁月，錢王奉智覺遺囑，上表歸宋，入朝，盡獻十叁州之地。陳忠肅
《智覺像贊》曰：“錢氏重民輕土，舍別歸總，用師之勸谕也。”[21]
應該就是根據這段曆史而來的。
爲了表示對延壽的尊崇，延壽圓寂後，錢弘
曾爲他向朝廷請賜了“壽甯禅院”新寺額和“宗照大師”谥號。同時，可想而知，錢弘
在太平興國叁年(978)進京(開封)時，也必定將其所珍重的延壽的巨著《宗鏡錄》攜至京師，獻上太宗，故而才可能有十五年後將此書頒賜瀑布觀音禅寺(雪窦寺)的一幕。
不過，雖然延壽的遺囑也許可以成爲錢氏歸宋的一個體面的臺階，但從宋室的角度來看，吳越之歸宋實乃大勢所趨，是朝廷的威德和雄厚實力所致，所以是不會認可“吳越歸地”是因爲延壽的勸谕，因而也就不會認可延壽的威望。但是，隨著錢氏一族的離去，吳越的地方政權失去了凝聚力，陷入了不安定的狀態，爲了安撫人心，還是要借助佛教的力量和延壽這樣在當地有名望的佛教宗師的影響力。所以才以一種複雜的心情把延壽的《宗鏡錄》同太宗的佛學作品一起賜給了雪窦寺。
另外，衆所周知，北宋從開寶四年(971)起開始雕造官版大藏經
《開寶大藏經》。錢弘
把《宗鏡錄》獻給朝廷，當有請求將《宗鏡錄》入藏之意，但由于朝廷對延壽不夠認可，所以終究未能批准將其收入《開寶藏》中，這是件非常遺憾的事。但無論如何，淳化叁年(992)時雪窦寺即已迎來了延壽的這部巨著(應該是最早的皇家抄本)，還是一件非常值得欣慰的事情
延壽的法身慧命終于回到了闊別已久的雪窦山！
五、慈氏下生
由于延壽一生成就巨大，威望崇高，所以後世就産生了很多關于他的傳說。其中主要的兩個就是“慈氏下生”和“彌陀化身”。
“慈氏下生”的傳說，根據現有資料，最早出現在慧洪覺範的《禅林僧寶傳》的延壽傳中，所謂“時號慈氏下生”是也。《禅林僧寶傳》的問世(1119年)距延壽去世(975)已經過了一個多世紀，但時間還沒出北宋，還算是比較早期的傳記。不過，由于與延壽同時代的贊甯和道原所作的傳記裏都沒有提到過這個細節，所以我們現在也無法確認慧洪的這個說法是否真有可靠依據。不過，無論如何，這樣的記載至少說明，至少在慧洪的那個時代，也就是延壽去世一百叁十年後，人們已經認爲延壽是慈氏下生、彌勒再誕了，在佛教徒的心目中他已經具有了那樣的地位和分量！
“彌陀化身”的傳說最早出現在《永明道績》中。這個延壽傳是淨慈寺僧大壑(生卒不詳)于明萬曆叁十四年(1606)編撰的。此傳盡可能地收集了以前的資料，並增添了一些新的傳說，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彌陀化身”說。其文曰：
後漢乾佑叁年十一月二日，吳越王以誕辰，飯僧于永明寺。王問師雲，有真僧降否。師曰，長耳和尚乃定光佛應身也。王趨駕參禮。定光雲，彌陀饒舌。少選跏趺而化。[22]
然而，此傳說有二個重大問題：
1、據《淨慈寺志》卷一等，永明院[23]始建于後周顯德元年(954)，吳越王于後漢乾佑叁年(950)飯僧時，永明院尚未建，又怎麼可能在永明院飯僧呢？而且其時延壽尚在天臺山修行，所以其所謂的“師”根本不可能是延壽。
2、據《武林西湖高僧事略》記，長耳和尚，法名行修，亦號耳相，是雪峰義存的弟子之一，居杭州南山法相院。乾佑四年仲冬第二日，吳越王錢氏以誕日飯僧，時問永明：席中有高僧否？永明答雲：長耳和尚乃定光佛應身。此一記載與《永明道績》所說雖時間有一年之差[24]，但顯然爲同一件事。當時尚無永明寺，所以所謂的“永明”絕不可能指延壽，而應該指延壽的剃度之師“永明大師翠岩令參”。據《景德傳燈錄》卷十八的令參傳，天福二年以後，令參應吳越王之請移錫杭州龍冊寺，直至入寂。又據《宋高僧傳》卷二十叁和《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五的慧明傳，令參乾佑年中尚且住世，所以當時在杭州的“永明”只能是“永明大師翠岩令參”，而絕不會是延壽。
以上兩點足以說明“彌陀化身”的傳說顯然是後人附會的。但這個附會說明在以禅淨雙修爲主流的宋元以後的中國佛教中永明延壽的地位之重，影響之大！
筆者最近又新發現了一個有趣的傳說，即清初張岱所撰《西湖夢尋》卷四“淨慈寺”條中雲：
淨慈寺，周顯德元年錢王
建，號慧日永明院……紹興九年，改賜淨慈報恩光化寺額。複毀。孝宗時，一僧募緣修殿，日餍酒肉而返，寺僧問其所募錢幾何，曰：“盡飽腹中矣。”募化叁年，簿上布施金錢，一一開載明白。一日，大喊街頭曰：“吾造殿矣。”複置酒肴，大醉市中，揠喉大嘔，撒地皆成黃金，衆緣自是畢集，而寺遂落成。僧名濟顛。識者曰：“是即永明後身也。”
這個傳說中說，濟顛僧，也就是那個赫赫有名的濟公和尚，是延壽的後身，亦即，濟公的前世是永明延壽，很有意思！
在《永明道績》以前，沒有說延壽是彌陀化身的；在《西湖尋夢》以前，也沒有說濟公是延壽後身的。延壽的傳說，隨著時光的推移，有漸漸增廣的趨勢，這就是所謂曆史的“層累現象”，說明延壽對後世的影響與時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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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禅林僧寶傳》謂：“時號慈氏下生”。
[2] 1、《釋門正統》及《武林西湖高僧事略》作“沖元”，《佛祖統紀》等作“沖玄”。按，當爲“沖玄”，“玄”當因避宋諱(太祖諱“玄朗”)而改爲“元”。參見《曆代避諱辭典》(王彥坤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玄”條。
2、此號始見于《釋門正統》卷八及《鹹淳臨安志》卷七十。
3、“本錢塘人”出《宋高僧傳》。《景德傳燈錄》作“余杭人”，余杭與錢塘大體上可視爲同一個地方，即現在的杭州一帶。從《龍舒淨土文》開始，又有了“本丹陽人、後遷余杭”的說法，根據不明。
[3] 此據《宋高僧傳》卷二十八及《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六等絕大多數延壽傳。唯《佛祖統紀》卷二十六作“開寶七年卒”。
[4] 《釋門正統》卷八作“壽七十四”，《曆代法華持驗記》卷下及《淨土晨鍾》卷十作“年九十八”，今依《宋高僧傳》及《景德傳燈錄》。
[5] 延壽出家的具體時間，說法不一，筆者另有詳細討論，文長，在此不遑詳述。但結論就是在大約天福二年(937)的時候。
[6] 參閱
楊笑天《永明延壽的淨土信仰之確立》。(《佛學研究》年刊1998年)
[7] 關于延壽去雪窦山的具體時間，《釋門正統》卷八說：“入雪窦聚徒十載”，若以建隆元年(960)下山去靈隱寺來推算的話，當爲廣順元年(951)，《釋氏稽古略》卷叁置延壽傳于廣順元年項下，也是這個意思。但《四明山志》卷二、《淨慈寺志》卷八、《釋氏通鑒》卷十二、《雪窦寺志》皆說是廣順二年(952)。也就是說在雪窦山只待了九年。
[8] 臺北明文書局《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叁輯第13冊《雪窦寺志》第13頁。
[9] 《大正藏經》50、p.887.中。
[10] 《大正藏經》51、p.421.下。
[11] 《新纂大日本續藏經》78、p.161.上。
[12] 關于此時期的情況，幾乎所有資料，無論是禅宗的還是淨土宗的，所說大抵都超不過上述叁種資料的範圍。唯有《釋氏稽古略》卷叁的記載多少不同，即∶
師初住雪窦，嘗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岩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會意，白雲深處坐禅僧。
[13] 筆者所用，乃江北刻經處光緒乙酉年(1885)版之再印本，具稱爲《慧日永明智覺禅師山居詩》。版現存金陵刻經處。
[14] 延壽去雪窦山，最初應當純屬隱遁的性質，所以主要還是自修誦經坐禅，這樣天長日久，佳譽遠播，遂有四方僧侶雲集之事。不過，四方僧侶大量雲集，主要應該是在後周世宗廢佛以後。後周世宗廢佛(顯德二年，955)，迫使大量僧侶南逃，所以才可能有大批僧侶的雲集。
[15] 應該是《廣弘明集》，其卷二十七南齊竟陵王蕭子良所作《淨住子淨行法》中有“檢覆叁業門”。見《大正藏經》52、p.309中、下。又，原文爲“覆”，當爲“
”之誤，“
”即“核”也。
[16] 一位是杭州富陽子蒙禅師，一位是杭州朝明陰津禅師。見《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六。
[17] 參閱
楊笑天《永明延壽與僧伽教育》。(《法音》2001年第七期)
[18] 臺北明文書局《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叁輯第13冊《雪窦寺志》第7頁。
[19] 臺北明文書局《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一輯第19冊《淨慈寺志》第1729頁。
[20] 參見周寶珠、陳振主編《簡明宋史》第一章。(人民出版社1985)
[21] 臺北明文書局《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一輯第19冊《淨慈寺志》第1729頁。
[22] 《新纂大日本續藏經》86、p.57.下。
[23] 全名爲慧日永明院。據《淨慈寺志》，永明院于宋高宗十九年(1149)改名爲淨慈寺。
[24] 仲冬指十一月，但乾
四年一月已改元爲廣順。又，據《宋高僧傳》“行修傳”，行修乾
叁年十一月示疾，次年叁月入寂，所以“四年仲冬”之說明顯有誤，當爲“叁年仲冬”。
(作者：楊笑天 系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長、文學博士。)
《永明延壽與雪窦山》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