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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中的人生智慧:以出世心做入世事(徐小躍)

  國學中的人生智慧:以出世心做入世事

  徐小躍

  中國古代先賢聖哲們最關注的是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社會人生。作爲思想文化的“國學”始終一貫地觀乎“心性”、“生命”、“人生”,一句話,“觀乎人文”。

  儒家所謂的“學問”乃是心性的學問,生命的學問。做學問的終的就是要把“跑掉的心”(“放心”)找回來。

  人既要有“樂觀”的精神,也要有“達觀”的心境,還要有“冷觀”的智慧。這“叁觀”體現了多重性的生活方式,亦反映了儒釋道互補的特性。

  中國人的靈魂是有多重性的。

  在儒家高唱“極高明而道中庸”,道家高唱“夫雖在廟堂之上,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也”,佛家高唱“既在孤峰頂上,又在紅塵浪裏”的聲響中,“以出世的心做入世事情”遂形成中國人共同的向往和追求。

  “儒是牡丹,道是菊,佛是蓮”

  國學寄寓“經史子集”,“儒道佛”乃其精華

  “國學”這一概念是在上個世紀初提出的。當時一些知識分子有感中國傳統文化被全盤否定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損害,遂提出“整理國故”的主張,以此重新振興中華民族的文化,並提升中國人的民族精神。由此可知,“國學”概念的出現其本身就帶有強烈的時代感和民族感。

  何謂“國學”?對“國學”的定義,時下有多種。但在我看來,可把問題簡單化。“國學”是“國故之學”的簡稱。分而言之,“國”,專指中國,“故”是過去的意思,“學”是指學術、思想。合而言之,“國學“就是指中國過去的學術思想,也即中國傳統文化。

  “國學”存放在哪裏?要了解這一點,我在這裏借用中國古代圖書分類法以述之。中國古人將不同性質、內容的書籍分爲四類,即“經”、“史”、“子”、“集”。“國學”就是保存在這“經”、“史”、“子”、“集”當中。“經”主要指儒家的典籍和研究儒家經典的名著,“經”有《六經》、《七經》、《九經》、《十叁經》之說。 “史”指各種體裁的曆史書籍,像《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子”主要是儒家以外的諸子百家及道教佛教方面的著作。“集”是總集、選集、別集,還有詩、詞、賦,像《楚辭》《樂府詩集》等。

  如果要問“國學”的精華是什麼?那就要說到“儒道佛”了。有的學者就把“國學”主要歸結爲儒道佛叁家的思想文化。在中國過去就有這樣的說法,天有叁光:日、月、星;人有叁教:儒、道、佛。可見,中國人是多麼看重這叁家。

  對作爲“國學”主要組成部分的儒道佛叁家,我們最應該了解的是什麼呢?回答是:思想。因爲思想是一切文化的基礎和核心。而思想是由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所構成。真正要進入國學的殿堂,真正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就一定要對它的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有所把握。

  國學觀乎“心性”、“生命”、“人生”,一句話“觀乎人文”

  中國古代的先賢聖哲們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價值選擇和判斷。中國聖賢最關注的不是外在的自然,不是高高在上的天國,亦不是純粹的思辨領域,而是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社會人生。古人雲:“思以其道易天下”。就是說,中國古人思考著用他們的思想、觀念,也即“道”來改變天下。說白了就是,他們建立學說、提出思想的目的乃是:改變天下、和諧社會、淨化人心、安頓生命。

  群經之首的《周易》有這麼一句話:“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它強調的是通過關注“人文”,以達到變化和成就天下以及天下人之心的目的。這裏出現了爲大家非常熟知的一個概念——人文,這是當下許多人都喜談的一個概念,“人文關懷”、“人文精神”、“人文素養”等等。但你要問他究竟什麼叫“人文”?恐怕很少人能明了它的深義。《周易》是這樣給“人文”下定義的,它說:“文明以止,人文也。”意思是,能止于文明的即是人文。這是對作爲人並能夠成爲人而提出的標准。中國古人告訴你作爲一個人,要知道“當其所爲”和“不當其所爲”。也就是說,人一定要知道你應當做什麼,不應當做什麼。這裏有不能越過之線,即當“止”之線。如果再用一個概念加以說明的話,那就是“義”。“義者,宜也;宜者,應當也,適當也。”儒家最重這一“止”和“義”。《大學》有道:“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由此可見,這裏談的都是人之爲人的根據問題。所以,我們說,所謂“人文”是專就人的本性而言的。簡言之,“人文”要關乎的是人的本質問題,也即人性。

  什麼是人之爲人的“根性”呢?這一問題在儒家那裏尤其得到重視。孟子有句名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所謂“幾希”就是一點點,微乎其微。在孟子看來,人與禽獸動物的區別就是一點點。通俗地說,人與禽獸差別不大。有關現代科學研究表明,人與動物之間的一致性竟達到99.99%,只有0.01不一樣。0.01還不是“幾希”嗎?現在的問題是,這一“幾希”究竟是什麼?儒家六經之一的《禮記·曲禮上》說:“鹦鹉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即是說,鹦鹉會說話,但究其本性,它還是飛鳥,猩猩也會說話,但是究其本性,它還是禽獸,如一個人不知禮,不行禮的話,即便你能說會道,那也與禽獸無別。前引荀子所論已知,人不同于禽獸的地方絕不在“知”,而是在“義”。

  儒家並沒有把我們熟知的人會說話,人有知識理性,人會製造和使用工具等視爲人與禽獸不同的根本之所在。中國古人不是不知道這些,但他們似乎看得更深遠。在他們看來,人高于禽獸的諸種能力如果沒有一個更根本的“存在”支撐著,那麼,人的這些能力就有可能造成非常可怕的後果。人類曆史發展中出現的種種殘酷的刑具、殺人武器,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那麼,人之所以不同于禽獸的這一點點的“性德”,一點點的“性命”,一點點的“德能”,一點點的“明德”,一點點的“靈光”,即“幾希”到底是什麼呢?還是孟子給出了答案,那就是“良心”。包括孟子在內的以後整個儒家,都視“良心”爲一超越善惡的至善、純善之心,亦叫“本心”。這是天地給人類的“殊勝”贈品。

  我們每個人都有“幾希”,但由于受到後天的汙染,或由于不善于保存,作爲人最寶貴的這一“幾希”就會丟失。如何對待“良心”,又將君子與一般人區分開來?孟子說:“君子所以遍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于是乎,“存心養性”,“盡心知性”遂成爲儒家思想的旨歸。孟子直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由此可知,儒家所謂“學問”乃是心性的學問,生命的學問。做學問的終的就是要把“跑掉的心”(“放心”)找回來。中國人評價一位真正的學者,不會只說他“學富五車,才高八鬥”,而是把“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視爲是對學者最高的評價。通俗地說,就是指爲人爲學,道德文章、德性問學,這兩方面集于一身。

  孔子曾感歎:“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在這裏,孔子追憶和贊揚“古之學者”的爲學之終的是爲了使自己精神境界的提高,心靈世界的淨化,生命層次的升華。而歎息和批評“今之學者”的爲學之動機是追名逐利,做學問是做給別人看的,與自己的內在的生命價值和意義的弘揚完全脫節。

  我常常提醒所謂做學問的人,當然包括我本人,要避免在大學校園、科研機構出現“經師易遇,人師難遭”的局面。什麼叫“經師”?就是說他專業知識非常精通,像這樣能傳授知識的老師太多了。什麼叫“人師”?就是既有德行又有學問,道德文章雙馨,人格魅力非常強的人,這種老師難以碰到。作爲一名學者,或說作爲一名知識分子,其終的是要求他們能承擔起國家和民族的大任,把愛人、愛天下作爲自己終身欲承擔和實現的責任。知識分子不可以目光短淺,不可以急功近利,不可以唯利是圖。這也正是古人爲什麼那麼強調“士不可以不弘毅”(《論語》語)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由上可知,作爲思想文化的“國學”始終一貫地觀乎“心性”、“生命”、“人生”,一句話,“觀乎人文”。如用一個哲學概念和命題來說“國學的精華”,那就是“國學”非常重視人的存在方式問題的探討。

  儒道佛皆以“修身”爲本

  對儒道佛叁家的核心價值觀念以及功能作用等問題的探討乃是表現“國學精華”的最好方式。

  儒家乃“遊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道家乃“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佛家乃言空說假,力主離苦得樂。盡管儒道佛叁家在其長期的曆史發展中有著不同的形態,但他們都有其體現各家思想本質的內容,或者說皆有其自身的核心價值體系。在我看來,“仁信敬誠禮義廉恥”構成儒家核心價值體系。“道德自然無爲處下”構成道家核心價值體系。“中道慈悲苦集滅道”構成佛家核心價值體系。儒家是通過“仁愛”之道,道家是通過“自然”之道,佛家是通過“慈悲”之道,以實現社會、人生的和諧與完善。

  儒道佛叁家分別通過“社會”(人生)、“自然”(人身)、“涅槃”(人死)叁極的設定來構建他們的思想體系,來展示他們各自的世界圖景。儒道兩家,特別是儒家,它強調的是人“生”學。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敬鬼神而遠之”這樣一種重生輕死,重人事,輕鬼事,重此岸,輕彼岸的“現實”傾向對儒家以及中國人的價值取向都産生了極其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道家和道教亦談人“身”的修煉,同樣的重“生”。總而言之,他們都主張把價值取向定在“此生”、“此身”、“此世”上。當然,在道教體系中也不乏超越性境界的設定,像“天庭”、“鬼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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