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浙江籍佛教學者與中國文化
文章轉自浙江學刊(杭州)1988年第3期
作者：華方田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
佛教自漢代傳入我國後，一直存在著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擊撞、沖突與調和、融合的錯綜關系，並最終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浙江古代佛教學者作出了自己的獨特貢獻。本文試圖以四朝《高僧傳》爲主要依據，通過對浙江古代佛教學者的活動之分析研究，探討它和古代浙江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內在關系。
一、古代浙江籍佛教學者的概況隨著佛教在全國範圍的興衰消長，浙江佛教也發生著相應的變化；同時，由于浙江政治、經濟、文化和地理等特點，浙江籍佛教學者也呈現出其令人注目的特殊風采。
首先，從靜態上審視，有以下一些基本情況:
在數量方面，四朝《高僧傳》總共記載了145位浙江籍佛教學者。其中《高僧傳》15人，《續高僧傳》22人，《宋高僧傳》80人，《大明高僧傳》28人。
從時間跨度來說，上述145位佛教學者的生活年代，分別早自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381)，晚至明成祖永樂六年(1408)，前後共1027年，其中除了有15人年代不詳外，兩晉南北朝有25人，隋唐有68人，五代有14人，宋元明有23人。此外，查《禦製神僧傳》和《佛祖統紀》，前者所載浙江“神僧”16人，基本上是與四朝《高僧傳》重複的。《佛祖統紀》中記載了205名浙江僧尼，主要是天臺宗僧人，反映了浙江佛教學者在天臺宗發展史中的突出地位。
在地理分布方面，浙江古代佛教學者主要活動在浙江西北部富饒的平原地帶、東部沿海及一些風景秀麗的地方，即現在的杭州、紹興、甯波和溫州等地。這些地區都是浙江省政治、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或山清水秀的風景勝地。
在派別類型方面，浙江古代佛教學者幾乎遍及中國所有的佛教學派、宗派。從南北朝的成實、涅槃、毗昙等學派，到隋唐時期的天臺、華嚴、律、淨土、禅等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各派各宗都有浙江佛教學者活動的蹤迹，而其中尤以天臺宗人爲最多。
浙江古代佛教學者中又有層次高低之別，其中在中國佛教史和中國文化史上貢獻較大、知名度頗高的有:慧皎、灌頂、道宣、文綱、少康、澄觀、良價、文偃、文益、貫休、延壽、甯、知禮、皎然、元照、智圓等。他們分別在創宗立派、著書立說方面各有突出的貢獻，而且有的在詩歌、繪畫、書法、雕塑等方面也頗爲擅長。他們大大豐富了包括浙江在內的中國思想文化寶庫。
其次，從動態上審視，浙江佛教經曆了顯著的演變過程。
就僧人的數量變化而言，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從逐步發展進到繁榮興盛。在此期間，浙江佛教活動起步雖較中原地區爲遲，但佛教人才迅速成長，名僧輩出。四朝《高僧傳》所載，南北朝時代浙江佛教學者有25人，約占總數的20%。隋唐佛教宗派的紛紛創立，標志著中國佛教達到鼎盛時期，浙江佛教也達到了高潮，湧現出一代佛學宗師。四朝《高僧傳》中記載的此時期的浙江僧人有82名，競占總數量的63%。唐代“會昌法難”及“安史之亂”後，佛教已度過其黃金時代而開始走下坡路了，雖然浙江佛教特別是禅宗和淨土宗仍然保持著發展的勢頭和一定的盛況，但畢竟也是強弩之末了。四朝《高僧傳》中記載的宋元明叁代的浙江僧人共有23位，約占總數量的18%。由此我們也大體上可以從中透視出浙江以至全國佛教發展的興衰過程。
就派別類型的變化而言，迄至南北朝時代，浙江僧人主要隸屬于成實、毗昙、涅槃等佛教學派。隋唐時期，中國佛教形成了天臺、唯識、華嚴、禅、淨土等八大宗派。浙江是天臺宗的根據地，而天臺宗又是第一個中國化的佛教宗派，起著開風氣之先的重大作用，對以後其他一些宗派的形成産生了巨大影響。此時浙江僧侶以天臺宗人居多，幾乎每個浙江佛教學者都是以學習《法華經》開始其佛教生涯的。宋代以來，其他宗派都日趨衰微，唯有典型中國化的禅宗和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宗，分別或以其簡易直接、明心見性的法門或以廉價出售天國門票，贏得了廣大士大夫和下層人民群衆的響應與支持。此後還由于儒釋道的合流，佛教日益與儒、道融爲一體；同時，佛教內部各宗派也呈現出相互交融的趨勢，如禅宗與華嚴、天臺兩宗的融合及禅與淨土的合流，支配了此後浙江佛教學者宗教活動的軌迹。
再就地理文化的角度而言，伴隨著漢文化中心的變遷，浙江佛教的地位和形勢也發生著相應的變化。在地理空間位置上，漢文化中心經曆了由西向東、由北向南的遷移，這就導致了江南文化特別是江浙文化的日益繁榮，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居于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安史之亂”及北宋政權的建立，實現了漢文化中心由西向東的轉徙，而“靖康之難”則造成了中國文化中心南遷的契機，實現了漢文化中心由開封——洛陽的東西向軸心，向杭州——蘇州的南北向軸心的轉變。作爲中國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佛教活動中心也隨之移到了江南。所以，宋元時期佛教各宗派的代表人物大部分爲江南人士，其中又以浙江爲最多，如禅家五宗之曹洞、雲門、法眼叁宗鼻祖良價、文偃、文益，宋代天臺宗之主要代表人物義寂、知禮、遵式，宋代淨土之省常，宋代華嚴之子璿等皆是浙江人士。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自宋代以來浙江在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對傳統文化發展的重大影響。
二、古代浙江籍佛教學者的業績
通覽四朝《高僧傳》及有關資料，我們發現古代浙江籍佛教學者對佛教無不虔誠備至，他們躬行自己的信仰，積極參與一切有利于弘揚、光大佛教的活動，在促進佛教的中國化，豐富中國古代文化，擴大中國佛教的國際影響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以下從六個方面具體說明這些學者的重要活動及其在中國佛教史和中國文化史上的作用。
(1)積極創宗承傳，增添佛教的新氣象。中國佛教在隋唐五代的創宗立派活動中，浙江籍佛教學者發揮了其創造精神，獨樹一幟，開啓一派之風氣。如道宣(596——667)，原籍長城(今浙江長興；一說江蘇丹徒人)，因常住陝西終南山研究、弘傳《四分律》，創立律宗，世稱南山律師。此宗後來極爲盛行，後又經鑒真傳入日本。良價(807——869)，會稽諸暨(今浙江諸暨)人，禅宗曹洞宗創始者之一，因住筠州洞山(今江西宜豐縣)，被稱爲“洞山良價”。良價宣揚“森羅萬象，古佛家風”，主張即事見真，從事象上顯現出理體。此宗宗風細密，流傳久遠，影響很大，並傳入日本。文偃(864—949)，姑蘇嘉興(今浙江嘉興)人，禅宗雲門宗創始者，因住韶州(今廣東韶關)雲門山弘揚禅宗，自成一系，世稱“雲門文偃”。此宗注重一切現成，舉揚一家險峻而簡潔高古的宗風。北宋時極爲隆盛。文益(885—958)，余杭(今浙江杭縣)人，禅宗法眼宗創始者，晚年住金陵(今南京市)清涼院傳法，因稱“清涼文益”。他創立的家風是“對病施，相身裁縫，隨其器
量，掃除情解”(宋·晦岩智昭《人天眼目》卷四)，在宋初盛極一時。
在繼承祖師衣缽，發揚自宗家風方面，浙江古代佛教學者也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在天臺宗的傳法世系中，浙江佛教學者尤爲令人刮目。繼首創天臺宗的四祖智之後，一直到第十五祖義寂，除九、十、十二祖之外，其余八祖皆爲浙江本省人。他們是:五祖灌頂(561—632)，臨海章安(今浙江臨海縣章安鎮)人，世稱章安大師。六祖智威(
—680)，處州缙雲(今浙江缙雲)人，上元元年(674)居于軒轅煉丹山法華寺傳教，故號“法華尊者”，時人稱“大威”。七祖慧威(634—713)，婺州東陽(今浙江東陽)人，號“天宮尊者”，時人稱“小威”。八祖玄朗(673—754)，婺州烏傷(今浙江義烏)人，曾隱居左溪岩，世稱“左溪尊者”。十一祖廣修(771—843)，東陽下崑人。十叁祖元琇，生卒年代不詳，天臺縣人。十四祖清竦，生卒年代不詳，天臺縣人。十五祖義寂(919—987)，溫州人，因住天臺山螺溪傳教院傳授天臺教觀，遂被稱爲“螺溪大師”。其中灌頂從陳後主至德元年(583)師事智起，到隋開皇十七年(597)智去世爲止，一直跟隨智，成爲智創建天臺宗的得力助手。智的著作多是由他筆錄成書的，他建國清寺，敷衍師說，著作宏富，在天臺宗史上居有重要一席。義寂曾通過當時信奉佛教的吳越王錢俶，遣使到高麗(今朝鮮；一說去日本)訪求天臺教典，求得不少典籍，使天臺教典在經過“安史之亂”和“會昌法難”的破壞後由湮滅而複興，實是使天臺宗得以中興的人物。義寂死後，天臺宗內部逐漸演成“山家”、“山外①”兩派。“山家”的挂帥人知禮(960—1028)，“山外”代表人物智圓(976—1022)分別爲四明(今浙江甯波)，和錢塘(杭州)人氏，在天臺宗曆史上和知禮齊名的遵式(964—1032)，爲甯海人。可見，天臺宗的創建、鞏固和發展，實有賴于浙江佛教學者的積極活動。
此外，有澄觀(737—838或738—839)，越州山陰(今紹興)人，初遍學“叁藏”，後專研《華嚴》，成爲華嚴宗的集大成者，被尊爲華嚴四祖。子(
—1038)，嘉禾(今浙江嘉興)人，系宋代華嚴宗代表人物之一。少康(
—865)，缙雲仙都山人，佛教史稱“蓮宗七祖”之一。延壽(904一975)，錢塘人，也稱“蓮宗七祖”之一。省常(959—1020)，錢塘人，“蓮宗七祖”之一。允堪(
—1061)，錢塘人，元照(1048—1116)，余杭人，是爲宋代律宗的兩個重要代表人物。可見，浙江籍古代佛教學者在華嚴宗、淨土宗和律宗的傳承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勤于注疏創體，豐富中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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