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人》。)。因此， “念佛即是參禅，參禅乃生淨土”，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相輔相成的。關于儒、釋、道叁教的特點，他認爲：“爲學有叁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禅不能出世。此叁者，經世、出世之學備矣。”(注：《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39，《說·學要》。)在調合儒釋方面，他主張，佛之五戒就是儒之五常，兩者是統一的。“且佛製五戒，即儒之五常：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但從佛口所說，言別而義同。”(注：《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5，《法語·示袁大塗》。 )德清在廣東的傳法活動和中興曹溪的努力，對嶺南佛教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禅淨兼修、叁教合一的佛學思想，“不僅促進了居士佛教的興起，而且爲遺民逃禅提供了理論導向”(注：蔡鴻生著：《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7頁。)。
遺民僧的形成完全是時代的産物。滿清入關，明朝滅亡，在這明清易代之際，遺民逃禅成了時代的風氣。此時的嶺南，皈依即是歸隱，遁入空門即是敦尚節義，僧舍尼庵成爲抗清志士們的避難所。在遺民僧裏面，有許多是士大夫出身，中過舉人，點過進士，深受傳統儒學的薰陶，能詩會畫，經世致用。隨著遺民僧的大量湧入，給佛門注入了新的血液，也使清初的嶺南佛門呈現出許多新的精神風貌，沾儒風，擅外學，會通內外，遺民情重，由此也導致了佛教內部僧侶結構的變化和風格的演變。(注：參見蔡鴻生著：《清初嶺南佛門事略》第一章，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儒釋合一、禅淨雙修、外學盛行、寫詩作畫、經商理財、遺民情結等，所有這一切嶺南佛門的傳統特點，都對澳門佛教産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都可以在澳門佛教中尋出端倪。
二、澳門佛教的曆史發展
(一)普濟禅院
創建于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的普濟禅院，是澳門本土佛教有史可考的最早紀錄。關于普濟禅院的始建年代，衆說紛纭。有人認爲該寺創建于明天啓年間，其根據是院內存有一塊名爲“祀壇”的碑石。據說該碑石“高逾四尺，是花崗岩石，俗稱麻石，中間刻著“祀壇”兩個大字，兩邊各有一行小字，一爲“天啓七年七月吉日立”，一爲“南邑許望官喜舍”。”(注：李鵬翥著：《澳門古今》，叁聯書店香港分社/澳門星光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213頁。)又據說，此小屋位于今普濟禅院的慧因大師紀念亭一端，屬遊人止步的範圍。屋內還有兩塊重修望廈祀壇碑記：一塊立于清朝道光十叁年(公元1823年)，另一塊立于清朝光緒八年(1882)，碑石上刻著：“普濟禅院祀壇之建創自明天啓七年閩省南邑許望冠所造也向在院外之右”，“道光十叁年集衆捐資重修……將祀壇遷建于院內之花園俾香煙有賴且可免設司祠之人”(注：同上引書，第213—214頁。)。其實，此“祀壇”原本就不是普濟禅院之物。據鄧《志》卷叁《壇廟》說：“壇則不屋，達天陽也；廟則不壇，兼人享也；幽明屈伸之義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事孔明，後世所忽……”申《志》卷二《壇廟》所記與鄧《志》基本相同。由此可證，此祀壇的確本非廟中之物，本來是村民用來祭祀無後的孤魂野鬼的，在方志中的正名爲“厲壇”。又有別名爲“義祀壇”或“無祀壇”，如蓮峰廟旁的祀壇便有此稱。所以，此祀壇雖然現存于望廈普濟禅院的花園內，但其最初實與禅院無涉，其紀年不可作禅院創寺之證，但卻可以爲望廈村開村年代之證。由天啓七年“祀壇”之碑石，可證望廈正式開村立壇就在天啓七年。此“祀壇”其實就是設在望廈村村口的社稷壇，所謂開村立社，兩者應是同時進行的。但自清道光以後至現在，人們便一直誤認爲祀壇碑是屬于普濟禅院之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清末以來已很少人知道明至清前期所實行的“壇則不屋”和“廟則不壇”的原則了。因此才有爲壇加屋甚至把壇搬入廟內的現象出現和流行。再說，祀壇的性質和含義本身更可證明其本非崇拜觀音的觀音堂亦即普濟禅院所應設的(注：此段參閱澳門大學譚世寶教授的打印稿。)。
既然不能以“祀壇”的年代確定普濟禅院的始建年代，那麼，前述該院建于崇祯五年的說法根據何在呢？證據有二：一是普濟禅院大雄寶殿古銅鍾。李鵬翥在《澳門古今》中說：“普濟禅院的大雄寶殿，莊嚴宏偉，內供叁尊叁寶佛像，俱是丈八金身，魁梧奇偉；旁懸一個大銅鍾，古色斑駁。原來這個銅鍾在《香山縣志》中有所記載：“普濟禅院鍾款，右鍾在澳門望廈村，款雲：崇祯五年。””(注：李鵬翥著：《澳門古今》，叁聯書店香港分社/澳門星光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215頁。)若此說屬實，則此廟始建之年當爲崇祯五年(1632)。因爲銅鍾應是立廟的基本必須用品之一，而且是長久性的耐用品，故開光啓用後無特別原因就不會更置。二是普濟禅院後山的普濟寺普同塔。據普濟禅院上任住持慧因在塔後的碑志上稱：“本山自天啓叁年由循智祖師斥衣缽資購下，崇祯五年建斯普同塔。雍正癸卯比丘天樹、乾隆丙午比丘靜持、同治癸酉比丘暢瀾均重修之。至民國丙子，塔漸頹毀，比丘遐齡、比丘濟航經營之，遂成今觀焉。”此碑志所提供給我們的明確信息，正如《澳門宗教》的作者之一鄭炜明所說：“由此碑志我們可以推知普濟禅院或最遲于明朝天啓叁年(1623)起已開始經營，創院祖師爲循智大師，而普同塔則始建于明崇祯五年(1632)，立志的慧因大師乃普濟禅院的前任住持，他的說法應該可信。”(注：鄭炜明、黃啓臣著：《澳門宗教》，澳門基金會，1994年11月第1版，第13頁。 )至于普濟禅院的創建時間，雖無明示，但給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創院祖師循智大師于天啓叁年開始斥資經營，九年之後即崇祯五年普同塔建成，這一時間恰與普濟禅院大銅鍾的款文相符。我們是否可以作出這樣的推論：普同塔的建成時間就是普濟禅院的落成時間，同在崇祯五年。這樣規模的一座寺院，從籌劃至建成，曆經九年時間，是完全可能的。而若因此認爲“寺廟建于明末天啓年間，1623年投入使用”(注：李桂玲編著：《臺港澳宗教概況》，東方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442頁。)， 則顯然屬于誤斷。
普濟禅院是澳門最古老巨刹，曆史悠久、規模宏大、建築雄偉。《澳門紀略》曰：“舊有普濟禅院。”《香山縣志》亦雲：“普濟禅院在澳門望廈村。”普濟禅院，原名觀音堂，在昔日望廈村的東面，因供奉觀音菩薩而得名。在望廈村的西面，原有一所觀音古廟，是土著村民所建，規模較小，每逢觀音誕辰，只許本地村民膜拜，排擠外地信衆，因此當時居澳的福建籍人士便發起建成比原古廟更爲軒昂的觀音堂。觀音堂建成後，叁百多年來，幾經擴建，終于發展爲規模巨大、莊嚴宏偉的普濟禅院。
(二)開山祖師大汕
普濟禅院建立不久，神州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明清鼎革，遺民逃禅成爲時代風潮。在這股洶湧澎湃的遺民浪潮沖擊下，嶺南佛門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據不完全統計，僅皈依在曹洞宗第叁十四代傳人天然函罡座下的“今”、“古”兩輩遺民，包括出家者和居士，就有一百多人。(注：陳伯陶著：《勝朝粵東遺民錄》卷四。)遺民逃禅的風潮不僅對嶺南佛門有巨大的影響，對澳門佛教的影響也是至深且巨的。甚至可以說，正是明末清初的遺民僧，掀起了澳門佛教的第一次高潮。
遺民僧中對澳門佛教影響最大的，首推石濂大汕。 大汕(1633 —1705)字石濂，亦作石蓮、石湖，號廠翁，亦號石頭陀。俗姓徐，江蘇吳縣人(一說江西九江人)。大汕“幼而警敏，善畫仕女。作詩有佳句，有故出家，蹤迹詭秘”。(注：潘耒：《救狂砭語》，第55頁。)大汕出家的原因不詳，有說其曾當過府縣門役，因“以訟亡命”而“剪發爲頭陀裝”。(注：《南海百詠續編》注，見《獨漉堂集》，中山大學出版社。)中年以後，大汕來到廣州，在廣州一住30年。初時以賣觀音畫爲生，後得平南王尚之信賞識，住持廣州城西長壽寺。大汕交遊廣闊，經常出入官紳、士人中間，與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吳梅村、陳其年、高士奇、王士祯等名流都有交往。清康熙叁十四年(1695)春，大汕應越南阮主時代的顯宗阮福周(明王，1692—1725)之請，前往順化、會安傳法。次年滿載金銀珠寶而歸。此時，大汕與嶺南名士潘耒交惡，與屈大均等亦皆失和，康熙四十一年(1702)被粵東按察使許嗣興以“訟上”、“通洋”等罪名擒治，押解至贛州，至于山寺，皈依者甚衆，又爲江西巡撫李基和逮解回籍，死于常山途次。
大汕天資獨具，頗有匠心，能詩會畫，通星象律曆，善園林設計，喜新奇器玩。著述甚豐，但多已不存，主要著作有《離六堂集》和《海外紀事》。1696年秋大汕回廣州後，出巨款修建長壽寺、峽山寺，並擴建澳門普濟禅院。長壽寺位于廣州城西郊，萬曆叁十四年(1606)巡撫禦使沈正建所建，至康熙初已廢。經大汕重修的長壽寺，“文木爲梁，英石爲壁，曲房奧室，備極精工”(注：張渠：《粵東聞見錄》。)，具池沼、園林、宮室之勝。內有離六堂，池水與江潮相通，池上複有小橋。清遠峽山寺，又名飛來寺，爲平南王尚可喜所重建，後轉贈大汕作爲長壽寺下院。澳門普濟禅院祖師堂，是專門紀念禅院開山祖師大汕和尚的內堂，堂內懸挂著大汕的自畫像，畫中法師長發披肩，目光坦蕩。兩旁的對聯“長壽智燈傳普濟，峽山明月照蓮峰”，道出了他的傳法業績，也透露出這些寺院之間的密切關系。
清代的曹洞宗僧人多出自湛然圓澄和無明慧經門下，其中，前者習稱雲門系，後者習稱壽昌系。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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