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來中國大陸佛學研究現況與未來展望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華方田
鑒往知來： 兩岸佛學教育研究現況與發展研討會
論文專集(2002.04)
頁65-69
2002中華佛學研究所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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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專集(2002.04)
目次
一、二十世紀佛學研究的曆史回顧
二、取得的成就
叁、階段性特性
四、問題與展望
一、二十世紀佛學研究的曆史回顧
自兩漢之際佛教初傳中土到現在，中國佛學已經走過了兩千個年頭。兩千年來，中國佛學研究經曆了漫長曲折的發展過程，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若談到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學術性的佛學研究 ，大概應該從二十世紀初算起。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佛學研究逐漸擺脫了以護教、闡教爲中心的信仰主義研究形態，開始走上了現代意義的佛學研究之路。回顧一百年來中國佛學研究的發展過程，可以大分爲幾個階段：從二十世紀初到1949年，爲第一階段；從1950年到1978年十一屆叁中全會召開，爲第二階段；從1978年十一屆叁中全會之後到現在爲第叁階段。在第一階段中，特別是二十世紀二、叁十年代，中國佛學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造就了二十世紀佛學研究的第一個繁榮期。這一繁榮局面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就外部環境來說，西風東漸引發了國人對傳統文化的反思，面對民族危亡，一些仁人志士試圖從佛學中尋求救國救民之道。就內部原因來說，可以舉出下面幾個：一是文獻方面，中國亡佚已久的許多佛教典籍從日本傳回，激發了業已衰微的佛教義學的複興，敦煌佛教文獻的發現，爲佛學研究提供了很多寶貴的資料，特別是《壇經》等禅宗文獻的發現，使清理傳統舊說及回答禅宗史上的一些爭論的問題成爲可能。二是方法方面，隨著西方和日本等近代科學的研究方法的傳入，中國佛教研究逐漸擺脫了單純的信仰主義的“教內言教”的研究狀況，開始吸收並采用以文獻學和曆史學爲主的研究方法進行佛學研究，從外部觀察和分析、評價佛教的“教外言教”的研究成爲佛學研究的主流。叁是研究者的職業化和學院化，使他們既能系統地學習掌握新知識與新方法，又能在研究中保持價值中立，他們並不需要承擔任何宣傳或批判的實用性責任 。這一時期在佛學研究上卓有成就的，有僧伽界的釋太虛、釋印順等，有居士界的歐陽竟無、呂澄、唐大圓、王恩洋等，有學術界的梁啓超、胡適、陳寅恪、湯用彤、黃忏華等。這一階段佛學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在繼承傳統的考據學方法的基礎上，結合文獻學與曆史學的方法，對佛教史的方方面面進行系統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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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1949年中國大陸的社會性質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對學術研究特別是對包括佛學研究在內的宗教學研究影響深刻。實際上，在第二個大階段中，又可以細分爲文革前與文革後兩個時期。據統計，文革前從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間，中國大陸共發表佛學文章1003篇；而文革後，從1967年到1974年，整個中國大陸沒有發表一篇宗教文章 ，這一階段的佛學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在研究方法上，雖然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被普遍運用的文獻學與曆史學的研究方法，仍然在一些學者那裏被延續下來，但是從整體上看，這一時期的佛學研究基本上局限在意識形態的影響之下，表現爲佛學研究被放置于哲學的研究中，唯物與唯心的二元對立以及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論成爲評價或批判佛教的唯一標准，階級鬥爭史觀在對宗教社會作用的評價中居主導地位。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大陸的佛學研究在相對寬松和自由的環境下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這一進展是全方位的、迅猛的，很難用較短的時間和篇幅作全面的總結和評判，本文僅對這一階段的佛學研究，就個人的所見所想，談談自己的一孔之見。
二、取得的成就
二十世紀最後的二十年，中國大陸的佛學研究事業在停滯了數十年之後，從廢墟中站立起來，並呈現出迅猛發展的態勢。這種變化的發生，主要歸因于整體政治與社會環境的改善，端正了對馬列主義宗教觀的全面理解，克服了佛教研究工作中“左”的幹擾和影響，加強了對宗教研究工作的宏觀指導和協調。1979年“全國宗教學研究規劃會議”之後，宗教學成爲單列的規劃學科，並首次成立了中國宗教學會，陸續召開了一系列地區性的規劃會議，就學科建設問題作出規劃，提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研究課題，從而極大地推進了宗教研究 。在這樣的形勢下，作爲宗教學之下的二級分支學科的佛學，因其研究基礎堅實，研究熱度高，涉及範圍寬，從而取得了遠較其他宗教分支學科更大的發展，佛學研究的成果甚至超過了宗教其余各分支學科的總和。這一階段佛學研究的進展主要表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科研隊伍擴大，研究人材輩出。目前大陸的佛學研究隊伍基本上分屬四個系統：一是社會科學院系統，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亞太研究所(前南亞研究所)，上海、陝西、新疆、西藏等地方社科院等。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爲例，該所成立于1964年8月，是中國唯一的國家級宗教學術研究機構。目前工作人員有近100人，其中高級研究人員45人。在佛學研究方面，設有佛教研究室和佛教文化藝術研究室，當代宗教研究室和《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編輯部也有部分佛學專業的研究人員。全所共有佛學科研人員20人，約占全所科研人員的叁分之一。近年來很多地方社科院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對佛學研究的重視，如新疆、甘肅、甯夏、雲南、河南、陝西等省的社科院均設立了宗教研究所，在這些宗教研究所中，佛學研究大都是最重要的部分。二是高校系統，如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複旦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老牌大學，在原有的基礎上加強了佛學學科教學與科研的力量，許多大學紛紛成立了宗教系或宗教研究所，如北京大學哲學系在1992年即開始設立宗教學專業並面向全國召生，中國人民大學于1991年成立了“宗教研究所”，設立宗教專業，開始招收宗教學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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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正式成立宗教學系，並于去年組建了“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高校系統佛學研究的特點是科研與教學相結合，佛學專業的碩、博士點多，有利于佛學研究後繼人材的培養和佛學的普及與傳播。以上兩個系統成爲近年來中國大陸佛學研究的主要力量，
叁是政府的宗教管理部門的研究機構，如國務院宗教事物管理局宗教研究中心，主要側重于中外宗教現狀、宗教政策、法規和宗教事務管理。
四是各級佛教協會及其下屬的佛教研究所和佛學院。目前中國大陸有初、中、高各級佛學院約叁十八所，著名的有中國佛學院、閩南佛學院、四川尼衆佛學院等，還有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戒幢佛學研究所、河北禅學研究所等多所教內研究機構。
從傳統上說，社科院系統的佛學研究力量，無論從人員配備、研究規模，還是成果水平等方面看，都是最強的，被稱爲“國家隊”。但近年來，隨著老一輩學者的去世或離退，人材斷層比較嚴重，加之社科系統科研體製所存在的諸多問題一時得不到解決，無法充分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造成人材流失和人材浪費等問題。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來伴隨著高校改革的不斷深入，高校的佛學研究呈異軍突起之勢，湧現出大批具有高等學位、受過系統學術訓練的中青年佛學才俊，爲佛學研究事業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二，科研成果增多，研究範圍擴大，學術交流頻繁。二十年來，大陸佛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發表了數以萬計的佛學著作和文章，範圍涉及經典文獻，佛教曆史、宗派、義理、人物、佛教哲學、區域佛教、佛教經濟、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其中佛教史的研究尤爲突出，有通史、簡史、斷代史、地方史，又有文化史、思想史、宗派史等。在學術交流方面，在八十年代以前，大陸學術界幾乎沒有舉行過佛學討論會，學術交流渠道不暢。1980年9月由剛成立的中國宗教學會、中國南亞學會、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及西北大學在西安聯合召開了建國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的佛教學術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老、中、青學者32人，提交論文26篇。會議期間，日本著名佛教學者中村元教授率領東洋思想學術交流團一行八人與中國代表團舉行了學術座談會。這次會議的舉行標志著中國佛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在中國佛學研究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開拓意義。 從此以後，全國每年都要舉辦多次各種議題的國內或國際佛學研討會，據不全完統計，從1980年到1995年，全國共召開各種佛學研討會四十余次，1996年到現在的五年間，共召開佛學會議約五十次。這些佛學會議的舉行促進了大陸佛學的繁榮，加強了國內外學者間的交流與合作。
第叁，研究方法多元化。傳統的曆史學的研究方法和佛教哲學的研究方法依然有著很強的生命力，佛教文獻學和考古學的研究方法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文化學的研究在八十年代末及九十年代初盛極一時，比較宗教學、宗教社會學、民俗學等的研究方法也漸漸爲人們所了解，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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