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會泉法師介紹了常惺的學問道德與辦學經驗。正好會泉也有辦學之意，便請常惺先到廈門看看。常惺考察了廈門佛教情形後，認爲廈門南普陀寺確是辦學的理想場所。經過幾次協商後，決定在南普陀寺創辦閩南佛學院，並定于秋間正式開學。
閩南佛學院首屆學僧多半是安徽佛教學校畢業後繼續深造的，最初分專修、普通二科，計約七、八十人。常惺擔任院長兼專修課的主講，叁年間先後講授了《攝大乘論》、《辯中邊論》、《因明入正理論》、《成唯識論》等唯識法相的論典。授課時，廈門大學哲學系的教授陳定谟 、學生林藜光(後來成爲梵文佛學專家)、邵爾章等人常來聽講，常惺高深的佛學造詣與智巧的辯才，贏得大家一致敬佩。
1927年四月，南普陀寺會泉法師任期屆滿，依十方叢林選賢製度規定告退，閩南佛學院首屆學僧同時宣告畢業，常惺推薦太虛大師任南普陀寺住持兼第二任閩南佛學院院長。常惺離開廈門後先到上海，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請他宣講《大乘起信論》。“世界”二字取佛經“豎窮叁際，橫遍十方”之義，並非國際性組織。他改革了講經的方式，不披衣，不登座，而是一面講一面寫，采取了大學講課的方式，從而更有利于接引知識分子。
1929 年夏，北平臺源法師創辦佛學研究社于東城柏林寺。暑假期間，曾擔任廣東省省長的著名護法居士朱子橋將軍發起暑假講經會，請常惺講經，很得聽衆的護持。1930年9月，北平柏林教理院(即世界佛學苑)之華英文系成立，常惺與臺源同任院長。設在福建漳州南山寺的錫蘭留學團也遷移至柏林寺，學僧叁十余人，水平都比較高，常惺這一年講的是《因明入正理論》。在北平時他常被邀請到各大學和華北居士林講演佛法，如在中國大學講《佛家思想的起源及其變遷》,在朝陽大學講《佛家的忏悔主義》，在華北居士林講《人生的意義何在？》。
1933年，太虛大師任期屆滿，決意告退。此前，南普陀寺派已退居的會泉、監院大惺、知客廣究叁人爲代表，專程來泰州光孝寺禮清常惺。常惺遂于1932年12月1日到達廈門，次日在南普陀寺舉行升座典禮。在受請典禮上，太虛大師致辭。大意是說：今天是南普陀寺、閩南佛學院歡迎常惺法師和弘一法師的一天，因自己任期將滿，依照製度請大家選舉新住持。由于常惺長期從事佛學教育，其道德學識，早爲佛教界所公認，所以大家一致選舉常惺法師爲新住持並兼任佛學院院長。
常惺在歡迎大會上謙虛地說：“我于數年前在此濫竽院事，對于實際愧無補益。此次謬承本寺太虛大師、兩序大衆以及各界護法、諸山耆德，以及本寺退居和尚、執事大衆這樣熱心維護常住與學院，尤其太虛大師負其重大責任，常惺何妨隨諸公之後，所謂蕭規曹隨，做些現成事情。 這是常惺所以義不容辭允負本寺本院責任的一點微意。”常惺的講話如此懇切，使在校的青年學僧深受教育和感動。
常惺請弘一大師協助整頓教育，且以身垂範。兩位大師共同建立了佛教養正院，教育青年學僧“蒙以養正”。常惺還專門請印順、葦宗來佛學院講課，叁年間又培養了一批佛學人才。
常惺創辦僧教育達于四省，受益弟子遍于全國。他法緣之盛，德望之高，是在中國佛教史上所罕見的。1989年，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真禅大法師在紀念常惺法師忌辰五十周年的文章中這樣寫到：“當法師高建法幢于海陵，真禅親炙左右，恭聆法要，其後兩度請益于京口，收益良多。”
被稱爲蓮宗十叁代祖師的印光大師，曾于1934年應常惺之邀到閩南佛學院講學。他在“自傳”中這樣贊頌常惺法師：“在當時的青年學僧心目中，常惺法師是一位被崇仰的大德，我就決定去一趟。”由此不難看出當年常惺法師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響。
五、領袖生涯 成績卓著
常惺法師一生中弘化四方，成爲中國佛教界一代領袖人物。他的足迹遍及江蘇、上海、雲南、安徽、福建等地。他在佛教的教育、文化、慈善諸方面成績卓著。
1924年7月，世界佛教聯合會在江西廬山召開，常惺出席並在會上專題演講了《西洋文化與東洋文化》，受到與會者的高度重視。
1927年，常惺應雲南王竹村居士(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邀請，往雲南昆明弘法。他在昆明領導成立雲南佛教會，並在該會講授《佛學概論》，因爲通俗易懂，深得大衆歡迎。時雲南發生中法戰爭，常惺組織領導“雲南金卍字救護隊”隨軍出發，救死扶傷，做了大量救濟工作。對此，他曾寫了一篇報告，名爲《雲南金卍字救護隊成立的經過及其出發後工作的情形》，詳細報導這時期的救扶工作。
1931年起，常惺同時擔任泰州光孝寺和北京萬壽寺住持，1933年再度擔任廈門南普陀寺住持，身兼數職，辛苦忙碌可想而知，但由于他出色的領導能力，各寺都能香火旺些。1936年冬天，時任駐日本大使的許世英命黃山管理處請常惺主持黃山佛教建設。這時，黃山的寺院有慈光寺、半山寺、文殊寺、獅子林、紫雲庵等，經過考察，常惺提出了不少建設性意見，但由于全面抗戰爆發，未能實現。
叁十年代初，中國佛教會內部存在嚴重的派別鬥爭，太虛派主張革新，圓瑛派則主張保守，兩派勢如水火。時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的常惺積極從中調和，由于他的學識、人品、智慧在中國佛教界有著崇高威望，終于促進兩派停戰息事，歸于團結。
中國早期的佛學院是叢林化的，很重視“上殿過堂”(即宗教修持和日常飲食的集體化)，而學僧因爲珍惜做功課時間，多不甚喜歡這一套。常惺盡管平時很忙，但都親自領衆上殿過堂，這在光孝佛學社閩南佛學院，以及後來在北平柏林教理院當院長時都是如此。大法師以身作則，學僧們自然不敢怠慢。
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後，中國佛教會理事長圓瑛法師爲了募集佛教戰地救護隊的經費到南洋去，中國佛教會工作由常惺主持。常惺服從抗戰需要，專門訓練僧侶救護隊，辦理收容所、佛教醫院及佛教僧侶掩埋隊等，全身心領導中國佛教界參加抗日鬥爭。
1939年1月14日，因積勞成疾，醫治無效，常惺法師在上海寶隆醫院圓寂，享年四十叁歲。奔走于抗戰第一線的一代高僧，終因辛勞過度過早地離開人間，這不僅是中國佛教事業的重大損失，也是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一大損失。常惺法師圓寂後，時任光孝寺住持的南亭和尚遣其光孝寺監院葦宗法師代表其至滬爲常惺治喪，後奉骨灰舍利回光孝寺，南亭迎出城郊，悲痛不已，舉行公祭後將骨灰舍利營塔供養，並奉其蓮位入供祖堂。太虛大師白發哭青絲，並爲常惺撰寫挽聯及墓志銘，其挽聯雲：“識面今廿叁載，方喜責可君貸；知心亦十八年，那堪逝占我先。”可見其期望之殷與哀痛之劇。
常惺法師的部分著作收集在《常惺集》中，今存泰州市圖書館。
《近代高僧常惺法師(範觀瀾)》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