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会泉法师介绍了常惺的学问道德与办学经验。正好会泉也有办学之意，便请常惺先到厦门看看。常惺考察了厦门佛教情形后，认为厦门南普陀寺确是办学的理想场所。经过几次协商后，决定在南普陀寺创办闽南佛学院，并定于秋间正式开学。
闽南佛学院首届学僧多半是安徽佛教学校毕业后继续深造的，最初分专修、普通二科，计约七、八十人。常惺担任院长兼专修课的主讲，三年间先后讲授了《摄大乘论》、《辩中边论》、《因明入正理论》、《成唯识论》等唯识法相的论典。授课时，厦门大学哲学系的教授陈定谟 、学生林藜光(后来成为梵文佛学专家)、邵尔章等人常来听讲，常惺高深的佛学造诣与智巧的辩才，赢得大家一致敬佩。
1927年四月，南普陀寺会泉法师任期届满，依十方丛林选贤制度规定告退，闽南佛学院首届学僧同时宣告毕业，常惺推荐太虚大师任南普陀寺住持兼第二任闽南佛学院院长。常惺离开厦门后先到上海，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请他宣讲《大乘起信论》。“世界”二字取佛经“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之义，并非国际性组织。他改革了讲经的方式，不披衣，不登座，而是一面讲一面写，采取了大学讲课的方式，从而更有利于接引知识分子。
1929 年夏，北平台源法师创办佛学研究社于东城柏林寺。暑假期间，曾担任广东省省长的著名护法居士朱子桥将军发起暑假讲经会，请常惺讲经，很得听众的护持。1930年9月，北平柏林教理院(即世界佛学苑)之华英文系成立，常惺与台源同任院长。设在福建漳州南山寺的锡兰留学团也迁移至柏林寺，学僧三十余人，水平都比较高，常惺这一年讲的是《因明入正理论》。在北平时他常被邀请到各大学和华北居士林讲演佛法，如在中国大学讲《佛家思想的起源及其变迁》,在朝阳大学讲《佛家的忏悔主义》，在华北居士林讲《人生的意义何在？》。
1933年，太虚大师任期届满，决意告退。此前，南普陀寺派已退居的会泉、监院大惺、知客广究三人为代表，专程来泰州光孝寺礼清常惺。常惺遂于1932年12月1日到达厦门，次日在南普陀寺举行升座典礼。在受请典礼上，太虚大师致辞。大意是说：今天是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欢迎常惺法师和弘一法师的一天，因自己任期将满，依照制度请大家选举新住持。由于常惺长期从事佛学教育，其道德学识，早为佛教界所公认，所以大家一致选举常惺法师为新住持并兼任佛学院院长。
常惺在欢迎大会上谦虚地说：“我于数年前在此滥竽院事，对于实际愧无补益。此次谬承本寺太虚大师、两序大众以及各界护法、诸山耆德，以及本寺退居和尚、执事大众这样热心维护常住与学院，尤其太虚大师负其重大责任，常惺何妨随诸公之后，所谓萧规曹随，做些现成事情。 这是常惺所以义不容辞允负本寺本院责任的一点微意。”常惺的讲话如此恳切，使在校的青年学僧深受教育和感动。
常惺请弘一大师协助整顿教育，且以身垂范。两位大师共同建立了佛教养正院，教育青年学僧“蒙以养正”。常惺还专门请印顺、苇宗来佛学院讲课，三年间又培养了一批佛学人才。
常惺创办僧教育达于四省，受益弟子遍于全国。他法缘之盛，德望之高，是在中国佛教史上所罕见的。1989年，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真禅大法师在纪念常惺法师忌辰五十周年的文章中这样写到：“当法师高建法幢于海陵，真禅亲炙左右，恭聆法要，其后两度请益于京口，收益良多。”
被称为莲宗十三代祖师的印光大师，曾于1934年应常惺之邀到闽南佛学院讲学。他在“自传”中这样赞颂常惺法师：“在当时的青年学僧心目中，常惺法师是一位被崇仰的大德，我就决定去一趟。”由此不难看出当年常惺法师在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
五、领袖生涯 成绩卓著
常惺法师一生中弘化四方，成为中国佛教界一代领袖人物。他的足迹遍及江苏、上海、云南、安徽、福建等地。他在佛教的教育、文化、慈善诸方面成绩卓著。
1924年7月，世界佛教联合会在江西庐山召开，常惺出席并在会上专题演讲了《西洋文化与东洋文化》，受到与会者的高度重视。
1927年，常惺应云南王竹村居士(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邀请，往云南昆明弘法。他在昆明领导成立云南佛教会，并在该会讲授《佛学概论》，因为通俗易懂，深得大众欢迎。时云南发生中法战争，常惺组织领导“云南金卍字救护队”随军出发，救死扶伤，做了大量救济工作。对此，他曾写了一篇报告，名为《云南金卍字救护队成立的经过及其出发后工作的情形》，详细报导这时期的救扶工作。
1931年起，常惺同时担任泰州光孝寺和北京万寿寺住持，1933年再度担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身兼数职，辛苦忙碌可想而知，但由于他出色的领导能力，各寺都能香火旺些。1936年冬天，时任驻日本大使的许世英命黄山管理处请常惺主持黄山佛教建设。这时，黄山的寺院有慈光寺、半山寺、文殊寺、狮子林、紫云庵等，经过考察，常惺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但由于全面抗战爆发，未能实现。
三十年代初，中国佛教会内部存在严重的派别斗争，太虚派主张革新，圆瑛派则主张保守，两派势如水火。时任中国佛教会秘书长的常惺积极从中调和，由于他的学识、人品、智慧在中国佛教界有着崇高威望，终于促进两派停战息事，归于团结。
中国早期的佛学院是丛林化的，很重视“上殿过堂”(即宗教修持和日常饮食的集体化)，而学僧因为珍惜做功课时间，多不甚喜欢这一套。常惺尽管平时很忙，但都亲自领众上殿过堂，这在光孝佛学社闽南佛学院，以及后来在北平柏林教理院当院长时都是如此。大法师以身作则，学僧们自然不敢怠慢。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为了募集佛教战地救护队的经费到南洋去，中国佛教会工作由常惺主持。常惺服从抗战需要，专门训练僧侣救护队，办理收容所、佛教医院及佛教僧侣掩埋队等，全身心领导中国佛教界参加抗日斗争。
1939年1月14日，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常惺法师在上海宝隆医院圆寂，享年四十三岁。奔走于抗战第一线的一代高僧，终因辛劳过度过早地离开人间，这不仅是中国佛教事业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一大损失。常惺法师圆寂后，时任光孝寺住持的南亭和尚遣其光孝寺监院苇宗法师代表其至沪为常惺治丧，后奉骨灰舍利回光孝寺，南亭迎出城郊，悲痛不已，举行公祭后将骨灰舍利营塔供养，并奉其莲位入供祖堂。太虚大师白发哭青丝，并为常惺撰写挽联及墓志铭，其挽联云：“识面今廿三载，方喜责可君贷；知心亦十八年，那堪逝占我先。”可见其期望之殷与哀痛之剧。
常惺法师的部分著作收集在《常惺集》中，今存泰州市图书馆。
《近代高僧常惺法师(范观澜)》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