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明旸法師《佛法概要》有感——兼懷明旸法師生西兩周年紀念
俞朝卿
演教弘宗願力深，高山流水有知音。
著經留作將來眼，福慧雙修萬古箴。
本人初誦明旸法師大作《佛法概要》後，深感以此詩回敬明師其人其作，亦非常貼切。故引錄如上。明師在1991年10月《佛法概要》臺灣新修正版“序言詩”有雲：““概論(要)”宣揚聖賢理，要章演暢慈悲聲。新篇遺教師尊訓，版面嘉言腦際萦”。這裏告訴我們，《概要》所作，乃直接秉承先師圓瑛大師遺訓而來，“版面嘉言”即序頁特刊之圓老原題詞：“諸供養中，法供養最當知……”。鑒于《圓瑛法彙》卷帙浩瀚，一般人難窺全豹，遂想撰一綜合性通俗化專著，以作深學《法彙》之入門書。故有明師《佛法概要》獻于佛界聖賢和衆生。十年磨一書，洋洋百萬言。內容宏富，形式多樣。有史、有論、有敘。特別對印、中佛教十大聲聞、五大菩薩等的生平事迹和修學法門等，作了全面系統的介紹；各宗義理，也一一平等述說，以示圓融無礙。臺灣、香港修正重印版，專寫了第八冊，本文主要就學習《概要》第八冊之內容，談叁點體會。
一、愛國愛教 佛界楷模
愛國愛教，是我國佛教界的優秀曆史傳統之一。明旸大師秉承其恩師圓瑛大師之衣缽，繼續發揚這一寶貴傳統于不同曆史時期。且能與時俱進，呈現其獨有特點。約言之，可稱曆史久長，氣宇軒昂，遂爲佛界楷模。
先說曆史久長。明旸法師剛到22歲(1937年)的青年期，即隨愛國老僧圓瑛大師，參加抗日救國工作。並先後兩次赴南洋、新加坡、印尼、菲律賓等地，宣傳“抗日救國，募捐赈災”。在“七七”事變後，全力協助圓老組織“江、浙、滬佛教青年僧侶救護隊”。“八一叁”淞滬抗戰爆發，上海僧侶救護隊開赴吳淞戰場，冒著敵人的槍炮(火)，搶救傷員。明旸法師(時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長圓瑛老的秘書兼總聯絡)在短短的叁個月中，僧侶救護隊救護的傷員計有8273名，被當時上海報紙譽爲“英勇僧侶”，外文報紙贊爲“戰神之敵”。1949年，正當上海解放前夕，南洋佛教界的師友，曾紛紛多次函電邀約圓老和明師去南洋。甚至擬在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各造一座圓明講堂，以供大師擇處弘法。此時圓老和明師一致認爲“我們是中國僧人，應熱愛自己的祖國，要立足于中國，高樹法幢，廣作佛事”。這才對得起“中國佛教的曆代祖師和數十萬佛教徒”，就此而婉言謝絕了他們的誠意邀請。這只是略舉從抗日戰爭到全國解放兩個曆史時期明師愛國愛教之重要表現。至于建國後半個多世紀內，明暘法師作爲全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和上海佛教協會負責人，其愛國愛教業績，只要稍事關注一下報刊傳媒，國人均會留下鮮明、深刻之印象。因此，明老以87歲高齡西歸，其弘法一生，同時也是愛國一生。
二、踐行人間佛教 自覺適應(服務)社會
在全國解放後，他能“與時俱進”，日益自覺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首先，是弘揚“入世”精神，著力福慧雙修，以人生價值觀感化育人。
《佛法概要》第一、二章，就是專論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及其基本內容的。他在回答學佛從何處下手，怎樣才能成佛的問題時說：“唯有修福修慧，積極利他，“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功行圓滿，才能成佛”。在強調福慧雙修時解釋：“修福即是——要求在人的本位上從事有益的事業，促進人類的幸福、社會進步、國家繁榮。”“修慧即是學習，增長知識，尊重知識。佛者，覺也。即具有高度覺悟、高度文化修養和道德修養。”還說“學佛要先學做人。成佛的基礎在于人格的完成(善)，必須對自己嚴格要求，“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見義勇爲，助人爲樂。”“待人接物而無執著，隨緣而遇，隨遇而安，——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再以自私自利爲出發點。(做到)社會上和睦共處”等等。明師就是這樣通俗生動而又實際地把學佛、做人、待人、利他、修身、成佛等等圓融無礙地貫通起來，把世間與出世間統一起來，所以他還特地引《華嚴經》論證說：“心、佛及衆生，是叁無差別”的，引圓瑛老詩雲“梧桐葉落始知秋，佛法休抛世法求，消息不須旁處覓，直于落處(按即住世所在)見根由”。顯然，以上所引諸說，與社會主義社會培養“四有”新人和兩個文明建設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當然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明法師精心于實踐人間佛教思想的自然流露，是自覺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相協調)的深刻體現。
其次，是珍愛民族傳統文化，熱心重教興學。
由于明旸法師出生書香門第(父爲律師，母任校長)，又加自身終身勤奮好學，天資聰穎。因而，他有著比較系統、全面的文化觀。他認爲人類文化的發展，是一個連續不斷的曆史過程；宗教文化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文化的發展，不可能割斷傳統文化；中國佛教文化“是傳統文化的重要部門”，“發掘整理研究宗教文化遺産，汲取其中一些有價值的精華，無疑可以豐富社會主義文化”。他還講到佛教“五戒”與社會倫理道德、國家法律等方面的相互關系。認爲“五戒”有一般社會道德規範的內容，與共産主義道德有某些相通之處。——“宗教倫理道德觀念的合理成份，對于信教群衆守紀律、講道德，能起輔助作用”。總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當然要在共産主義思想指導之下發展。宗教也可以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作爲一位高僧大德，有這樣的認識，實爲一種難能可貴之遠見卓識！毋怪乎中共中央統戰部在明師西歸時《唁電》中稱其“爲黨的統一戰線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是黨的“一位肝膽相照的朋友”！
明師珍視我國傳統文化，還表現在重教興學，培養接班人。早在1945年，明師時屆而立之年，即傾力協助圓瑛老，創辦楞嚴專宗學院于上海圓明講堂，明師任該院教務長。1948年又協助圓老辦圓明佛學院。全國解放後，先後任中國佛學院靈岩山分院、上海佛學院的院長。數十年來，爲佛教事業的後繼有人而嘔心瀝血，俨然是位傑出的僧伽教育家。他在《靈岩山分院十周年紀念》抒懷詩中有雲：“教育僧才成大器，栽培佛子沐恩光。滿園桃李花怒放，千年學府萬年長”。這就是他辦學的壯志豪情！
第叁，明師珍視我國傳統文化，生前十分喜好古典詩詞、書法藝術。僅10多年前出版之《佛法概要》中，就一起收錄了他80多首古體詩。1983年爲紀念其先師圓瑛老圓寂30周年，明師特寫《詠“楞嚴經”經名題詩》，一下吟成6首。1989年10月，曾爲《上海龍華寺諸殿閣贊詩》一口氣吟出了9首。明師還愛好中華書法。1991年國內版《佛法概要》中略收其書作近10幅。不僅表明詩、書一體之中華傳統或中國功夫，益見明師自成一體之禅風道骨。人雲：“代代文人通佛、道”。 “高僧大德谙詩書”。而明師正如此。
叁、放眼世界，爲持久和平而奮鬥
如果說，趙樸老生前又一個功勳卓著的利生事業，是以中國佛教協會的名義，發起開辟中、日、韓佛教黃金紐帶，並積極進行多種聯誼活動。對促進叁國人民間友誼發展和文化交流活動，起了極大推動作用，對促進和保持東亞和平，起著曆史性的作用。明旸法師在1976年後，先後任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政協宗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上海佛教協會副會長、名譽會長、會長等主要職務，成了趙樸老從事中國佛教內外重要活動的左膀右臂。明師在《敬祝趙樸初會長八秩晉四壽慶》賀詩中曾有雲：“學富五車爲祖國，經通叁藏渡迷津。老年猶作利生事，永留青史耀古今”。既以此頌仰樸老，其實他自身亦法此律已。明旸法師曾七次東渡日本，或率團、或參與。東京、長崎等許多地方和寺院，都留有明師的足迹和墨迹。作爲和平使者，他爲溝通中日友誼，密切民間往來，聯通一衣帶水，作出了重要貢獻。有次訪日曾作詩雲：“中日佛子心連心，正法弘揚格外親。源遠流長懷古德，共同攜手往來頻”。30年來中日友好發展的曆史，驗 證了“詩記其事，事在詩中”。
人們熟知佛教界與日、韓、東南亞等地的國際交往，已有千余年曆史。因而其繼承性和某種程度上的恢複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佛教文化之向西方傳播，雖有太虛大師早開其端，但不久卻因種種緣由而陷于停滯、消寂。明師生前居然也有七次訪美活動。這種客觀上帶有弘揚佛教文化和平使命的“西方行”，獨具曆史的開創性。以美國在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及其基督教的主流文化之特征，這種赴美的參訪交流，帶有前所未有的社會文化意義和世界曆史影響。如1987年，明法師率“中國佛教僧伽法務團”70多名僧人，前往美國萬佛城，舉行爲期七天的水陸空大法會，在該處設置了七個不同的壇場，參加法會的有美、日、加、新、馬、菲、港、臺等近10個國家和地區的數萬人。這是中國佛教對外傳播史上一次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宗教活動。法會旨在超度有史以來死于天災人禍的全球所有亡靈，祈禱世界和平。壇場內外，人們對中國大陸的佛教人才、梵呗法器等各方面，均贊不絕口。這是一次弘揚中國佛教文化的大盛會，也是東、西文化的大交流會。法會真正做到了“了解他人，宣傳自己，擴大影響，加強友好”。這是以明旸法師爲首的中國佛教法務團載入史冊的和平友好活動。實是功德無量，影響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