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語錄》中記載，大珠慧海禅師初參馬祖時，馬祖問：“來此擬須何事？”慧海答：“來求佛法。”馬祖當即斥責：“自家寶藏不顧，抛家散走作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慧海又問：“阿那個是慧海自家寶藏？”馬祖便說：“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覓求？”于是，慧海頓然覺悟。這裏的“自家寶藏”，不僅有佛性清淨心的意思，還包括衆生日常的起心動念，表示一般的日常行事本身就是“一切具足”。世俗世界就是佛國淨土，平常的生活蘊涵著佛法大意，人在舉首投足、揚眉瞬目、自然而然之間能夠顯示出生命的真谛，一念回轉就可以獲得心靈的自由與生命的超越。所以，馬祖在回答百丈懷海所問“如何是佛旨趣”時，直截了當地說：“正是汝安身立命處！”--這些，都是否定那些只是糾纏在經典詞句與祖師言論、妄想藉此證悟解脫的浮華作風，以及遠離現實生活的修行方式。
在回答藥山惟俨關于“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問題時，馬祖說：“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一天，馬祖又問惟俨“今日見處作麼生？”時，惟俨回答：“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真實。”馬祖在稱贊之後，將計就計，讓他“將叁條篾來束取肚皮，隨處住山”，暗示惟俨“惟有一真實”所流露的差別執著和不徹底性。接著，馬祖教谕惟俨說：“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這裏，馬祖說的是雙關語，叁句話成遞進關系。當時佛教界中人流行“行腳”，名義上是參拜善知識學習禅法，求得開悟的良師。但是，“雲遊四方”、淺嘗辄止的做法也形成了浮躁不實的不良風氣，沒有補益。同時，也不符合佛教禅法、特別是南宗禅法的根本精神。如果把“未有常行而不住”理解爲“契理”，那麼，“未有常住而不行”就可以理解爲“立事”，就是實際行動和生活實踐。後面的兩句，是“常行”的內容，有兩個層次：精神品質上要有“無所益”、“無所爲”的非功利主義目的，理想追求上要有“宜作舟航”而廣度群生的氣度與胸襟。
爲了破除弟子們“有所得”的習氣和心態，讓他們當下回心轉意，徹悟心性平等，自然生活，馬祖運用了靈活多樣的傳法方式，“應物接機”。接機，是禅宗特有的一種教化方法，是師徒之間直接、巧妙、意外的問答形式，多采用非一般的語言作略，諸如暗示、隱喻、反诘、棒打、喝斥等，目的是讓對方脫離語言名相束縛與表象迷惑，而達到徹悟。從整體上看，禅宗南禅從慧能到他的弟子神會、懷讓、行思、慧忠等第二代，主要是用正面的說法和引導來傳授禅法，然而到了馬祖道一、石頭希遷等第叁代之後，采取暗示、反诘語句、動作乃至棒喝的方式傳授禅法和接引弟子們的現象增多。這些方法本來源自現實生活，傳遞某種信息，彼此交流參禅心得和悟境，充實了以正面言教爲主的傳統模式，從而使禅宗叢林生活帶有一種吸引世人注意的粗犷氣息和朝氣【楊曾文：《唐五代禅宗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319頁、320頁。】。馬祖接機方法的運用，與中唐時期禅宗思想上孕育的普遍懷疑、否定、泛神、自由化情緒有關，對于佛祖乃至一切精神束縛的普遍懷疑、否定傾向，就是個體精神對于自由的強烈追求意願，最終完成了中國思想史上一次局部的思想解放運動【吳立民主編：《禅宗宗派源流》，149～150頁。】。不過，時代的思潮固然可能影響個人思想價值趨向的選擇，卻並不一定會根本改變其價值選擇的初衷。馬祖接機方法廣泛運用否定之否定，歸根結蒂是突出其“平常心是道”的思想主張。當然，他的後世弟子們在效仿其接機方法時，有的已經有意無意地改變了其本來的意義和作用，“呵佛罵祖”，不僅是普遍地懷疑與否定，而且禅風流于虛玄、庸俗，最後動搖了信徒們信仰的基礎，適得其反。這是馬祖始料不及的結果。
綜上所述，分析或評價馬祖道一的禅法，“平常心是道”是其突出特點和根本宗旨，它經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的邏輯推演，而最終得以確立。平常心是道，剝離出有關理論的闡釋，顯現出的是現實主義的精神旨趣，建立在徹悟心性基礎之上和利益群生的前提之下。如果說過去南禅祖師們重在“心性”的理體上的頓悟，那麼，馬祖則全力打破染淨、頓漸等二元對立的差別性，重在“心行”即平平常常的實際生活，在切實的生活中體現平等的心性，就是《華嚴經》的“事事無礙法界”，一滴水映現太陽的光輝。一顆平常心，可以把人的本心與宇宙的本體連接起來，把心靈的小宇宙與宇宙的大心靈連接起來，用個人的道德實踐體現宇宙萬法的真理，推動法界衆生的境界不斷提升。
一顆平常心，使中國佛教禅宗的面貌爲之一變，隱含著深刻的社會文化意義。有專家提出，“沒有流民，就沒有唐、五代的禅宗；沒有士大夫，就沒有兩宋的禅宗”【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禅宗通史·導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年，6頁。】，揭示了社會現實生活狀況對禅宗理念的影響，是很有道理的。禅宗最初主要來自民間，其創立與北魏以及隋末的流民問題有很大關系。南禅的發展與唐朝“安史之亂”後的逃亡民衆也有不小的關系。與神秀一系的“官禅”不同，他們不是依靠朝廷官僚的政治勢力支持，而是代表下層普通民衆的“民禅”。下層民衆的精神與生活需求，直接影響著禅法思想的相應特色，這就是平易近人。那麼，那種高高在上的自我欣賞就顯得格格不入，必須憑借一顆平常心“與民同樂”。馬祖道一是生長在遠離皇城的邊民一卒，他的“平常心”自然帶有平民化、世俗化、生活化、簡易化等特點；也正是這種“階級立場”，體現了中國禅宗平實入世的精神品質。馬祖的後世弟子們普遍接受了他的“平常心”，特別是百丈懷海禅師腳踏實地，從自身的日常生活著手，建立了《禅門清規》，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改變了叢林中人“坐而論道”的習氣。以一顆平等心、平常心去實現“道不用修”的旨趣。從“民禅”到“農禅”，開啓了禅宗“農禅並用”的新風，對改變中國佛教的形象和命運，對建立禅宗模式和確定禅宗發展方向，都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與現實價值。
以馬祖道一爲代表的“洪州禅”成爲南宗禅的主流，使其在唐朝中後期取代神秀一系的北禅，發展爲中國佛教的特質。對此，有人評價說，“對于禅宗來說有幸有不幸：幸的是它終于完成了禅思想的中國化的曆程，使它的理路有一個終結，把般若之空與老莊之無融會貫通成爲一種自然人生的最高境界，進入了中國中古文人士大夫的生活；不幸的是它自己也從而衰減了它對意識形態的正面影響力，成了宗教性自我瓦解的內在因素，從而無法收拾中唐以來散亂的人心”【葛兆光：《中國禅思想史》，352頁。】。這是從研究禅宗對士大夫“自心超越”的角度所下的結論，自有其道理。但是，“平常心是道”屬“民禅”一系的精髓，卻始終沒有失去其魅力；相反，卻是封建士大夫們以及禅門中人深陷“自性葛藤”裏，扭曲了這顆平常心，使之散亂不羁，自我瓦解，同時也淡化了修行者的終極信仰，弱化了作爲社會主體信仰或者社會輔助力量的功能；終使綻放的清淨之花，在“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歎息中，悄然枯萎。
〔劉元春，1963年3月生，河南南陽人。現爲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所副研究員。發表有《達摩禅法與中國禅宗》、《延壽“一心爲宗”的現實意蘊》、《大乘佛教道德的現代價值》等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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