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用非心非佛来引导修行者。在《语录》里，有这样一断话：
大梅山法常禅师初参祖，问：“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常即大悟，后居大梅山。祖闻师住山，乃令一僧到。云：“和尚见马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常云：“马师向我道即心即佛，我便向这里住。”僧云：“马师近日佛法又别。”常云：“作么生别？”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常云：“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举似祖，祖曰：“梅子熟也。”
法常与马祖的话都很巧妙，反映出两人“心心相印”。马祖用“梅子熟也”来称赞法常，说明了非心非佛仍然只是破除修行者的妄念执着，是方便施设而已。如果大家仍然不解一片苦心，那就是法常所说的“这老汉惑乱人”了。在法常看来，既然所有言说只是方便，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也都是“虚妄假说”，没必要理会它“是”与“非”--这是用双否定的方式，来显示心灵的自由无碍。这与马祖的本意是息息相通的。从《语录》中另一段话可以看出马祖的“老婆心切”：
僧问：“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祖曰：“为止小儿啼。”曰：“啼止时如何？”祖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种，人来时如何？”曰：“且教伊体会大道。”
十分清楚，马祖的意思是要求人们“体会大道”，自己在实际修行和生活实践里体会、契合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的道理，不执着于祖师们的言论。所以，当人向马祖请教如何修行时，他作了一番议论：
僧问：“如何是修道？”曰：“道不属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即同声闻；若言不修，即同凡夫。”又问：“作何见解，即得达道？”祖曰：“自性本来具足，但于善恶事中不滞，唤作修道人。……对迷说悟，本既无迷，悟亦不立。一切众生从无量劫来，不出法性三昧，长在法性三昧中。着衣吃饭言谈，只对六根运用，一切施为尽是法性。不解返源，随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种种业。若能一念返照，全体圣心。汝等诸人各达自心，莫记吾语。纵饶说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纵说不得，其心亦不减；说得亦是汝心。
在回答“修道”的问题中，马祖从一般众生谈到声闻等修行中人，批评他们因为迷妄执着而不得解脱、不得顿悟本性。论述的要点一是佛性本来具足，长在自己的法性三昧中，因此，修行者不要向外追求形式上的东西；二是祖师的言教乃至三藏教典等种种教法都是随机说法，随类而解，不能生搬硬套，不求甚解，不切实际，还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这正是众生、修行者乃至声闻人烦恼、沉沦的最关键原因；三是只要一念回转，彻见本性，不随名逐相，不迷情造业，力行菩萨道，就能够转迷成悟、消解烦恼。总之，“破执”是非心非佛的最终目的。
应该说，马祖提出“非心非佛”是有针对性的，也标志着禅宗佛性学说理论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第一，传统的所谓“即心即佛”之说，是一种简单的肯定，缺乏辩证逻辑思维，而显得单调和粗浅；第二，自慧能提出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以来，即心即佛说的思想也深入人心，但是被一些修行者执着，几十年竟沦为窠臼，颇有“异化”的危险。也就是说，即心即佛成了僵化的教条，使原本灵动的南禅精神面临退化的危险【参吴立民主编：《禅宗宗派源流》，143～144页。】。马祖用辩证的思想来纠正原有理论思路上的欠缺，来教正修行者实践中的错失。
从经典依据上来看，南宗禅即心即佛说内在的矛盾来自早期祖师们对《楞伽经》与《般若经》思想的杂糅与调和【 参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322页。】。《楞伽经》的如来藏说把人的自性看成是善与不善的本原，而善与不善是二元对立的，尽管经中也提出“众生自心现流，一时清净”，但是要想化对立为一元即改恶从善，就必须逐渐地修行。对一般人来讲，作到改恶从善、转染成净，就必须调节身心去念佛、打坐，修种种方便法门，要不断地背离妄念、抑制恶行，经受着心灵的熬煎与锻造。《般若经》系列的般若思想却是利用“空性”来破除二元的对立，试图消解迷悟、善恶、圣凡等的界限差别，确立佛性平等的观念。这种顿悟学说，对艰难修行的人来讲，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他们舍弃实在的修行，迷恋于“空性”时，执心、执佛就自然成了习气。这样，即心即佛被一些人“玩味”成“障道因缘”就不是意外的了。有“心”即被“心”所缚，有“佛”即被“佛”所缚，心灵中若有它们，就不可能自由无碍，口头上有它们，就只是口头禅。真正的无分别境界，便是进一步的“空”去。马祖利用“非心非佛”的否定语式，目的就是启发人们不断地瓦解原有理念而破除执着，到最后万念脱落、真性透彻。所以，马祖“非心非佛”的出现使当时禅宗面貌发生了巨变。
三、平常心是道：心行清净，事事无碍，应世利人，这是修行者的根本目的。
马祖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从“肯定”到“否定”，运用辩证逻辑的推理方法，最终成立他的根本禅法即“平常心是道”。《语录》在回答关于“修道”问题时认为：
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为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道。”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菩萨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门？云何言无尽灯？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万法皆从心生，心为万法之根本。经云：“识心达本源，故号沙门。”名等义等一切诸法，皆等纯一无杂。若于教门中得随时自在，建立法界，尽是法界；若立真如，尽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尽是理；若立事，一切法尽是事；举一千从，理事无别，尽是妙用，更无别理，皆由心之回转。……一切法皆是佛法，诸法即是解脱，解脱者即是真如，诸法不出于真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议用，不待时节。……若见此理，真正不造诸业，随分过生，一衣一衲，戒行增熏，积于净业。但能如是，何虑不通！
马祖在这里揭示了“平常心是道”的含义。他立论的依据一是“心为万法之根本”，所以要“识心达本源”；二是“一切法皆是佛法”，所以要“事理双通”。由此，他提出“平常心”是“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也就是说，平常心是没有被“生死心、造作、趋向”等污染的“菩萨道”。紧接着论述的内容，都是阐明“沙门”(显然也包括所有修道者或信徒)应该作到的事，概括地说就是“随分过生”、“积于净业”。菩萨道是修行者的理想和追求，是佛教的实践观、修行观、入世观、解脱观，是大乘佛教的本质体现，是佛教“出世间”精神的实质。从其思想的建立依据看，仍然深受《华严经》“四法界”的影响。世界一切有差别的事法(事法界)都有平等的理性(理法界)，相互之间圆融无碍(理事无碍法界)，事法的差别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其本质都是相互契合的，每一事法都蕴涵与代表了一切万法理性，一多相即，重重无尽(事事无碍法界)。由于事物都是互为因果，都是“因陀罗网”上的一颗颗“宝珠”，互融互摄。《华严经》中用“海印三昧”来描述事物间圆融无碍的最高境界，形容世界上的森罗万象像海水一样被显现出来，每一滴水都具有百川之味与水性，相互包容，相互贯通。马祖在论述“道不属修”而反对妄念执着时，也用“海印三昧”来形容，他说：“摄一切法，如百千异流，同归大海，都名海水；住于一味，即摄众味，住于大海，即混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一切水。”又讲：“有为是无为家用，无为是有为家依。”从而，要求人们应该“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这其中的“不尽”肯定的是事法、世间法、一切的日用行事，“不住”是提倡的是不偏执于理法、出世间法、个人的证悟境界。如果修行者在心中消解是非、取舍、断常、凡圣等偏执妄念，排除矫揉造作等不实枉行，同时也能够培育宠辱不惊、任运自然的良好心态与精神品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胸怀天下，利益群生，这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的基本内涵，其本质是菩萨道。
“积于净业”的菩萨道，作起来并不容易。 破除情执是第一关。人们一般都是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观察世界，按照自己的善恶喜好去规定事物的。即使佛教修行者，也大多容易沉湎于自己的一些理解或满足于已经感觉的一些境界，由此引发出不少的障碍。佛教提倡“应无所住”的目的，要求人们虽然是凡夫，但不要沉溺于情欲、烦恼；即使是“圣贤”也不要贪图境界享乐而背离社会生活和苦难众生。否则就不是平常心，就是心存污染。《大乘起信论》中认为，“一心二门”是众生出入于世、出世间的桥梁。马祖在《语录》里，用有为与无为、迷与悟、识与智等来类比“生灭门”与“真如门”，最终用“无生法忍”来代表“一心”。他说：“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缘，即是生灭义；不取诸法，即是真如义。声闻闻见佛性，菩萨眼见佛性，了达无二。名平等性，性无有异，用则不同。在迷为识，在悟为智；顺理为悟，顺事为迷。……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即不生，即是无生法忍。”对待“修”与“不修”，也要“俱了心及境界”，不生妄想。因此，马祖所谓的“道不用修”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修行、不做善法、不努力精进，而是反对那种自以为是、心存杂念的造作，自欺欺人、哗众取宠的形式，不求实际、误人子弟的表象，提倡真实体悟、没有分别执着的自然而然的生活，在生活中修行，修行中生活。在破除情执中，对修行者来讲，如何面对祖师甚至佛陀的教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最后克服“所知障”的关键，也是考验“平常心”的一个重要标准。马祖在他的“应机接物”过程中，一再粉碎弟子们对教法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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