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眉任筆酬－－我的因明研究回顧
沈劍英
一、緣起
我的治學經曆頗爲曲折。我原本從事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後來卻轉向了抽象世界，改治語言和邏輯，這是過去嚴酷的政治環境所使然。在“文革”中，爲避禍我自毀了多部文學作品和文學研究的手稿，自是痛心之極!但是在那個極“左”思潮猖獗的年代，那些手稿一旦被造反派抄走，經過他們上綱上線地歪曲，
“莫須有”的罪名便會落到我的頭上。
“文革”革掉了我的文學夢，所以我決心遠離文藝這個“階級鬥爭的晴雨表”，以求自保。後來我總算是走出“牛棚”，跻身于“文革”後期“複課鬧革命”的行列，從此改行搞起了語言和邏輯的教學，並且開始涉獵印度邏輯，尤其是因明。但因明畢竟是佛家邏輯，帶有一點宗教色彩，所以我只是從圖書館借來書閉門研習，從不與外人道，遇有疑義，亦無處可以請益咨疑。
我真正開始研究因明，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1976年春我第二次下放“五七幹校”勞動，在勞動的後期，突然傳來“四人幫”倒臺的喜訊，真是“初聞涕淚滿衣裳”，“漫卷詩書喜欲狂”!當年杜甫聽到安史之亂終于平息時的那種極度喜悅的心情，我亦真正地領略到了。從“五七幹校”回來以後，我即注入較多的時間來研究因明，後來我又從專營舊書的上海書店買到塵封已A的多種因明舊籍以及比較邏輯一類的書，更增益了我對因明的了解。至1978年，我已將研習因明的心得整理成《因明學概論》一稿(後來正式出版時更名爲《因明學研究》)。
二、際遇
1979年8月，首屆全國邏輯代表大會在北京通縣召開，邏輯界的名宿皆來與會，盛況空前。我當時提交的就是《因明學概論》的打印稿，此稿受到與會同仁的關注，我也因之被推舉爲中國邏輯學會的理事。
會後我又重新修訂了書稿，但書稿在謀求出版的過程中卻經曆了挫折。前後拖延了將近五年，至1983年才有了轉機。那時王元化先生正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的總編輯，計劃編一套《中國學術叢書》，他對因明研究甚爲關注，就將拙著列入該叢書。我也將《因明學概論》易名爲《因明學研究》，這乃是拜商務印書館某編輯之所賜，因該編輯對“概論”二字頗有微詞，我就只得改稱“研究”了，只是少了一些自謙的意涵!
《因明學研究》于1985年5月正式出版，是這套叢書中出得最早的一本。這是我的一大際遇，其背景是改革開放已進行到第七個年頭，人們已從極“左”年代的政治枷鎖和思想桎梏中逐漸解脫出來，思想觀念和行爲准則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傳統文化越來越受到青睐。所以這套叢書陸續又出版了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釋》、呂思勉的《先秦學術概論》和《中國民族史》、柳贻徵的《中國文化史》
(上、下兩冊)、伍蠡甫的《名畫家論》等，都是一些享有盛名的前輩學者的傳世名著，拙著能忝列其中，
自是莫大的榮幸，也說明這套叢書具有不拘一格的開放度，這也是時代觀念更新的結果，改革初期余毒猶存的那種局面已一去不複返了。
《因明學研究》出版以後，受到各方的關愛：如此書于1986年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1991年，我國臺灣編纂《中華佛教百科》時，從此書中采撷了數萬字(經我同意授權)：1994年，臺灣智者出版社出版了此書的繁體字本(經我同意授權)；1996年，東方出版中心重印此書(連同第一次印刷，印數達17500冊)；2002年，東方出版中心又出版了此書的修訂本。這都是在改革開放新形勢下才能出現的事情，要在過去，這種純學術的冷門著作連出版都難，更不用說評獎、再版和兩岸交流之事了。
叁、墾荒
隨著國家的發展，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我們的治學條件和生活環境均大爲改善，得以心情舒暢地從事研究和著述。而且對因明深入研究以後可以發現，其有待開墾的荒地很多，需要投入相當多的精力去做，要不惜耗時費力才能成其一隅。所以我給自己定下了一個原則，就是抓大放小。順著既定目標走下去，盡量不要爲一些具體問題的爭論而分散精力。准此，多年來我主要致力于下列六個項目的研究和著述：
1、 譯解《因明正理門論》
《因明正理門論》是印度中古邏輯之父陳那創立新因明的奠基之作，是漢傳因明的基礎文獻。但是這樣一部重要論典，由于文簡義奧，曆來解者不多，且散佚幾盡，今唯存神泰《因明正理門論述記》殘卷一種，釋文至“倒離”止，以下佚失，僅存五分之二左右。民國時期丘檗曾作過《校疏》，然較簡略，少有影響。1988年，爲了給研究生開“《因明正理門論》研究”這門課，我用了年余時間寫出了《因明正理門論譯解》，後來收爲《佛家邏輯》的下卷(上卷爲《佛家邏輯論》)。拙著《佛家邏輯》由北京開明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嗣後，臺灣商鼎文化出版社將此書列入“佛家名著選刊”，于1994年印行了臺灣版(事前經我同意授權)。2007年我又應中華書局之邀，將《因明正理門論》從《佛家邏輯》一書中抽出來，
重加修訂，補寫了導言，單獨成書(《真如·因明學叢書》之一)。
2、主編《中國佛教邏輯史》
印度的古因明早在東晉末即已譯傳至我國；唐代時，玄奘又譯傳了陳那的新因明，在當時産生了較大的影響；至宋代，漢傳因明衰落，而藏傳因明崛起，成果璀璨；民國時期，藉著一些因明文疏從日本取回重印，漢傳因明的研究終于複蘇再興。但是這一曆史以往缺少總結，所以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即計劃著編撰一部《中國佛教邏輯史》。然就我而言，難度最大的是藏傳因明部分。早在撰寫《中國邏輯史·唐明卷》時，我與藏傳佛教專家王森先生就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此卷由我擔任責任編委，其中我負責寫漢傳因明史，王老則負責撰寫藏傳因明史。後來我想請王老在此基礎上再加展開，作爲《中國佛教邏輯史》的第二編，不幸王老病體日衰，不久即與世長辭!我也曾親赴拉薩想邀請楊化群先生擔綱藏傳因明部分，但他那時已中風偏癱。待《中國邏輯史》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批准立項不久，楊先生也溘然離世了。最後只能由我們自己來克服編寫的困難，由編寫組成員姚南強挑起藏傳因明的編撰重任。
《中國佛教邏輯史》于1992年批准立項，至1998年結項，用了六年時間。此書于2001年由華東師大出版社出版。
3、譯介《遮羅迦本集》第叁編第八章
《遮羅迦本集》
(Carakasamhita)是古印度內科學的一部醫書，其中第叁編第八章專門闡說論議原則(古印度邏輯和論辯學說)，這是印度最爲古老的邏輯文獻，與其同時代的佛教邏輯文獻則爲《方便心論》。《方便心論》早在東晉末年即由佛陀跋陀羅譯傳來華，而《遮羅迦本集》的邏輯學說則迄未譯介。所以我于1998年據宇井伯壽的日譯轉譯爲中文，並據《方便心論》、
《正理經》、 《正理疏》、
《如實論》等古印度重要的邏輯文獻诠釋和論析遮羅迦的邏輯學說，撰寫了叁萬字的長文，題爲《遮羅迦本集的論議學說》。此文最初發表于臺灣《正觀》雜志第八期(1999年3月)，後又刊于嶽麓出版社出版的《戒幢佛學》第一期(2001年)。
4、校釋唐淨眼兩種因明疏抄的敦煌寫卷
淨眼乃奘門大德，撰有叁種因明著作，其中兩種錄存于敦煌藏經洞，終于安然度過了千余年。這兩種寫卷就是《因明入正理論略抄》、
《因明入正理論後疏》，由佚名書法高手以草書抄寫在一個卷子裏。寫本保存較爲完好，唯草書不易辨識，故此卷雖于清末即已出土，然乏人研究。1986年，日本學者武邑尚邦曾對此卷作過初步研究，並寫出釋文，但由于我孤陋寡聞，而未能從一開始就借鑒他的成果，卻做了許多重複勞動的事!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亦未必一無好處，因爲我獨立完成釋文後再看到武邑氏的釋文，就很容易發現彼此釋文的長短，從而棄其所短，取其所長，補己之不足。拙釋
《敦煌藏經之淨眼法師因明論疏寫卷》由杭州華寶齋書社于2002年公開出版。最爲難得的是此書系線裝本(一函二冊)，十分精美，而且趕在我七十初度之際出版，該社還如期送來七十冊贈書，價值堪稱不菲。我原以爲像這種高價書(定價580元)恐怕不會有多少人問津的，數年後我到杭州清河坊步行街遊覽，在街首華寶齋門市部見到陳列的此書，問起銷售情況，不意答稱已售罄，僅剩這一部樣書了，驚訝之余亦感一絲快慰。
5、對敦煌遺書中的因明寫卷作全面考察
淨眼《略抄》與《後疏》的敦煌寫卷的釋文出版後，一些學者(如劉培育先生)建議我對淨眼二疏作诠釋。但這項工作難度甚大，而且要诠釋還必須隨文論析、指其長短，我並無把握做好此事，只能試著一步步地去探其幽徑。幸虧我對陳那《因明正理門論》作過研究，又對《唯識論》有所涉獵，而且對文軌《莊嚴疏》和窺基《大疏》等皆所熟悉，終于寫出《<略抄>研究》上、下兩文和《<後疏>研究》上、下兩文，這幾篇文章都比較長，每篇約叁、四萬字，依次刊于臺灣《正觀》雜志第31期(2004年)、第37期(2006年)、第43期(2007年)、第44期(2008年)。
诠釋和評析淨眼因明二疏的目的總算達到了，在這一過程中，我又確立了新的目標，即擴大審視範圍，對敦煌遺書中的因明文獻作全面考察。于是我又校點了敦煌寫本文軌《因明入正理論疏》卷上殘本和《過類疏》斷片，並寫出二本的釋文。在此基礎上，我又撰寫了《文軌及其<因明入正理論疏>》一文，對《文軌疏》的曆史地位、流傳和散佚的年代以及《文軌疏》複原等問題作了論述，此文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在敦煌遺書中，除了上述四種因明寫卷外，據我所見，尚有《因明論叁十叁過》寫本、
《因明入正理論》寫本殘卷、
《能立能破俱正智所攝》寫本殘卷叁種。以上第一種是學習劄記之類，其本身學術性不高，但抄錄在《因明論叁十叁過》之後的《金剛經纂讀誦功德記》中卻出現了一個時間座標，即此卷乃形成于元代天曆元年(1328年)之後，比藏經洞的封洞時間晚了叁百余年，故雖屬敦煌遺書，卻非藏經洞中之物，由此可知，晚至元代中期猶有僧人在研習《因明入正理論》。第二種寫本抄錄的是因明論典，由于此論定本流傳至今未嘗佚失，故寫本的研究價值亦屬一般。第叁種寫本則是一件古廢品，當是宋以後的東西，只能說是信手寫來而已，沒有什麼研究價值。對此我在《唐代因明研究與敦煌因明寫卷》一文中均作了概括的論介，此文載于《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6、 校補《因明入正理論文軌疏》
在全面考察敦煌遺書中的因明寫本以後，我又萌生了一個新的計劃，就是重新校補《文軌疏》；文軌所撰的《因明入正理論疏》是唐代因明研究鼎盛期中較早也是卓有影響的一部文疏，但它早在兩宋之際即已散佚，流傳至日域的《文軌疏》至18世紀後半葉也僅存第一卷了。1933年在山西趙城發現《金藏》，其中有《因明論理門十四過類疏》一卷，經考證，這就是《文軌疏》第叁卷的後半部分。于是南京支那內學院在1934年根據《續藏經》所收的《文軌疏》卷一和趙城本《過類疏》殘卷，並輯錄善珠《明燈抄》、藏俊《大疏抄》等文獻所引《文軌疏》文句，整理成《因明入正理論莊嚴疏》四卷，這是當時所能達到的比較完備的一個文本，它在因明研究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現在，隨著對敦煌因明文獻的整理，又發現了不少《文軌疏》的佚文，具備了再次校補《文軌疏》的條件，所以我就著手校補工作。首先，我據經錄所記，將《文軌疏》按叁卷複原，將新發現的佚文依次輯入各卷。其次，校訂《莊嚴疏》輯自《明燈抄》、
《大疏抄》、
《大疏裹書》等所引《文軌疏》的佚文，並補入一些漏輯的佚文。第叁，校勘時遇有異文、脫漏、衍字和錯字等，皆選優擇正納入文本，並出校記說明；對《文軌疏》中引用經論之處，則加注釋指明出處。我所出的校正和引文出處注釋達173條。
《<文軌疏>校補》發表于甘肅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因明》第一輯(2008年3月)。
以上4、5、6項成果最終彙編成…“書，即《敦煌因明文獻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8年6月出版。
我研究因明已叁十五年，真正出成果的時間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叁十年。我常暗自慶幸，我遭逢陽九之厄時年紀還輕，還經得起折磨，甚至在自勝的心態下，苦難還有勵志的一面，我相信總有苦盡甘來的一日，這正是支撐我在艱苦的歲月裏堅持讀書積累知識的力量。要是到老了再受難，那才是真苦，很難再有作爲了。
叁十年來我們的國家終于一步步進入萬象更新、政通人和的盛世。我們欣逢其時，受益甚多，感受至深。所以我的感懷詩中有句雲：
“欣逢晚歲多晴日，始得舒眉任筆酬。”我雖然已屆暮年，然心態不老，思維猶健，依然乾乾終日，猶欲于有生之年在學術研究上多盡一己之綿力。若能爲後人做一些鋪路的工作，則是我之所願。
摘自《寒山寺》佛教雙月刊
《舒眉任筆酬－－我的因明研究回顧(沈劍英)》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