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谛略傳及其譯經成就

　　肖太國

　　真谛是中國佛教史上四大翻譯家之一，他在華短短二十叁年期間，所翻譯的經典多達二百余卷，這個數目僅次于玄奘，而近于鸠摩羅什。雖然成就位列玄奘和鸠摩羅什之後，但是，考慮到他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的坎坷經曆，這些成績不能不令人驚歎。所以，我們有必要對真谛的譯經成就進行整理和分析。在介紹真谛的這些翻譯成就之前，首先來介紹一下他的生平。

　　(一)真谛傳略

　　真谛(公元499——569年)，梵名拘那羅陀或波羅末陀，華言親依，出身于西印度優禅尼婆羅門族，他氣質殊勝，頗富才學。包容異教，心胸開闊。閱曆豐富，勇敢卓越。年少時到處遊曆，遍訪名師，學通內外，尤其精通大乘學說。爲了弘揚佛法，他泛遊南海，後來住在扶南國(今柬埔寨)。梁武帝大同年間(公元535—545年)，梁朝直後(官名)張汜送扶南國的使者回國，順便迎請佛家大德和大乘經論、《雜華》等經。扶南國推薦真谛來華，真谛欣然同意。他帶了梵本經論二百四十箱，于大同元年(546年)八月到了南海郡(今天廣東省南部)，當時已經年近五十了。

　　真谛在中國命運多舛，經曆坎坷。正如呂澂先生所言，他是從印度來華的翻譯家之中遭遇最爲不幸的一位。一方面，真谛在華期間，轉徙各地，居無定所。他于中大同元年(即546年)來到中國，當時48歲。于大建元年(即569年)去世，時年71歲。在這23年的時間裏，他輾轉于南海(今廣東省南部)、建業(今江蘇南京)、富春(今浙江省富陽縣)、豫章(今江西南昌)、新吳(今江西省奉新縣)、始興(今廣東省曲江縣)、南康(今江西省贛縣西南)、晉安(今福建省晉江縣)、梁安(今廣東省惠陽一帶)等地區，其中，從南海去建業在路上整整用了兩年的時間，可謂費盡了周折。

　　另一方面，真谛叁次啓程，希望回到故國印度，但又均告失敗。真谛第一次回國是在永定叁年，即559年，時年61歲。這一年或者上一年，他剛剛翻譯完了《立世阿毗昙》十卷。當時，“真谛雖傳經論”，卻感到“道缺情離，本意不申”，郁郁不能得志，難以實現自己弘揚佛法的願望，所以他“遂欲泛舶，往楞伽修國”。由于“道俗虔請，結誓留之”，他“不免物議，遂停南越”，[1]沒有回去。于是住在晉安，與僧宗、法准、僧忍等人核對以前所翻譯的經論。真谛第二次回國是在天嘉二年，即561年，時年63歲。由于漂泊不定，不能夠穩定下自己的心情(“飄寓投委，無心甯寄”)，真谛又乘船去梁安郡，再換乘大船，想回印度(“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裝大舶欲返西國”)，可是弟子們再叁勸阻，太守王方奢也虔誠邀請，真谛只好“權止海隅”，[2]在建造寺翻譯《谛節經》一卷，《義疏》四卷。真谛第叁次回國是在天嘉叁年，即562年，時年64歲。是年九月，他又從梁安出發，“泛舶西引”，想回天竺。可是，由于“業風賦命”，遇到了大風，船只又于十二月“飄還廣州”。刺史歐陽頠邀請他住在製旨寺，“請翻新文”。真谛看到“西還無措”[3]，就與慧恺等人一起翻譯《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

　　不但回國無望，真谛留在中國翻譯和傳播佛教唯識宗思想的願望也難以實

　　現。據《拘那羅陀傳》(即真谛傳記，道宣《續高僧傳》卷一)所說，當時，反對真谛的人攻擊他所翻譯和介紹的學說有礙統治，有傷風化，不宜提倡：“言乖

　　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所以，他的學說在陳代始終沒有流行。

　　由于印度大乘佛學反映平民思想，與統治階級關系不甚密切，而真谛又受到這些

　　思想的影響，在他所翻譯的理論裏，存在著“轉依”[4]之類的概念，它的含義與“解脫”相近，追求從根本(所依)上著眼，來消滅錯誤的認識，而另外建立正確的認識。這種思想隱含著變革社會現實的要求，對當時的統治者構成了妨礙，因而得不到統治階級的支持，自然不能大行其道。這是真谛的思想不能流行的原因之一，詳細原因放在後文“義學大師”部分進行分析。

　　由于環境異常惡劣，抱負很難實現，真谛非常郁悶，幾次想到了自殺。光大二年(568年)，他已經70歲了，由于“厭世浮雜，情弊形骸”，他悲觀厭世地跑到

　　南海的北山，“將捐性命”，可是自殺沒有實現。當時“正講俱舍”的慧恺聽到消息“聞告馳往”。前去的人很多，“道俗奔赴，相繼山川”。此後，刺史歐陽纥派人“伺衛防遏”[5]， 守護著他，防止他再尋短見。

　　對于命運不濟，真谛師徒曾經悲歎不已。真谛自殺未遂，回來以後，慧恺等人“如先奉侍”他。有一天，真谛“喟然憤氣沖口者叁”，長長地悲歎了叁聲，慧恺“問其故”，真谛回答說，“但恨弘法非時，有阻來意耳。”只恨自己生不逢時，弘揚佛法不能如願。慧恺“聞之如噎”，過了一會兒“聲淚俱發”，然後跪倒在地說：“大法絕塵，遠通赤縣”，[6]立志日後要傳播師傅的學說。

　　真谛爲人嚴肅，性喜幽閑。不貪享樂，生活節儉。據說他還有神通之術。《續高僧傳》說，真谛定力很大，不可估量：“神思幽通，量非情測”。他一般離群索居，住處“四絕水洲”。他生活“節儉知足”，即使天氣寒冷，也不多穿一件衣服。有一天 ，已經“氣屬嚴冬”，他“衣服單疏”，而且已經“忍噤通霄”了，弟子們“終夜靜立奉侍”。當他睡著了以後，弟子慧恺悄悄地“以衣被覆之”，真谛覺察到了以後，把衣被“曳之于地”。據說真谛有很多神異的事情。他住在一個四面環水的小島上。有一天，弟子歐陽纥陪他回小島，歐陽纥見到波濤洶湧，就不敢渡水。真谛則把坐具鋪到水面上，自己坐到坐具上，好象乘船一樣，漂到對岸，而且“坐具不濕”。有的時候他拿一片荷葉，“搨水乘之而度”。

　　真谛于大建元年(569年)71歲的時候“遘疾”，臥病在床，留下遺言，“嚴正勖示因果”，把它交給弟子智休。這一年正月十一日中午圓寂。[7]十二日，在潮亭荼毗[8]，人們建塔供養。十叁日，僧宗、法准等人各帶經論“還返匡山”。 [9]沙門法海把真谛的文章結集成書。

　　雖然“時逢喪亂”，社會環境比較動蕩，真谛剛到建業就遇到了梁朝末年的政變。而且在以後的日子裏，他一直在顛沛流離，到處流浪，生活環境很不穩定，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的追求。他以非凡的毅力“隨方翻譯”，“流離弘化，隨方卷行”，[10]繼續著自己的佛經翻譯事業，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真谛不僅從事佛經翻譯工作，還對所翻譯的佛經進行講解，而且撰寫了很多注疏。湯用彤先生認爲，真谛不僅僅是一位譯經大家，還是一位義學大師。真谛窮其畢生精力所傳播的思想是印度瑜伽行派的學說，即“唯識無塵”的“有宗”[11]思想，他對佛教思想的貢獻體現在推崇、傳播《攝大乘論》和開創、發展攝論學派上。

　　綜上所述，真谛在中國二十叁年期間，飽經磨難，曆經坎坷。然而，在這樣的逆境之中，他竟然翻譯了的衆多的經論，成爲名副其實的佛經翻譯大家。下面介紹一下他的翻譯成就。

　　(二)譯經成就

　　真谛在華翻譯佛經的時間縱跨了南朝梁、陳兩代，共計二十叁年。這個數字是從真谛大同元年(546年)48歲來華，到大建元年(569年)71歲圓寂，計算得出的。真谛所翻譯的經論等共有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根據湯用彤的考證，到梁朝時達到叁百多卷。真谛帶來的經書共有二百四十捆，其中《華嚴經》、《涅槃經》、《金光明經》的梵文本在建康，其余的在廣州製旨寺、王園寺。翻譯出來的經書僅僅只有幾捆，占他所帶來經書的很小一部分。據《續高僧傳﹒拘那羅陀》記載：

　　“今總曆二代共通數之，故始梁武之末，至陳宣即位，凡二十叁載，所出經論記傳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微附華飾，盛顯隋唐，見曹毗別曆及唐貞觀內典錄。余有未譯梵本書並多羅樹葉。凡有二百四十甲。若依陳紙翻之，則列二萬余卷。今見譯訖，止是數甲之文，並在廣州製旨王園兩寺。是知法寶弘博，定在中天；識量玼瑣，誠歸東夏。何以明之？見譯藏經減叁千卷，生便棄擲，習學全希。用此量情，情可知矣。”[12]

　　真谛所翻譯的經典有《解節經》[13]、《決定藏論》以及《轉識論》、《顯識論》、

　　《叁無性論》(這叁部論都注明了是從《無相論》中引出，論記說《無性論》就是《顯揚聖教論》的無性品)，天親的《佛性論》、無著的《中邊分別論》[14]以及世親的《大乘唯識論》[15]。按照湯用彤先生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的考證：

　　真谛翻譯時間不詳的重要經典有：《叁無性論》兩卷，《顯識論》一卷，《轉識論》一卷，《無相思塵論》一卷，《大涅槃經論》一卷，《決定藏論》叁卷，《金剛般若論》一卷，《四谛論》四卷，《佛性論》四卷，《寶行王正論》一卷，《正說道理論》一卷，《十八空論》一卷，《成就叁乘論》一卷，《意業論》一卷，《解拳論》一卷，《佛阿毗昙經》一卷，《遺教論》一卷，《修禅定法》一卷，《僧澀多律》一卷，《部異執論》一卷，《金七十論》叁卷，《外國語》七卷，《婆薮盤豆傳》一卷。

　　真谛不清楚年月的義疏有：《如實論疏》叁卷，《金光明疏》十叁卷，《部異執論疏》十卷，《四谛論疏》叁卷，《無上依經疏》四卷，《破我論疏》一卷，《佛性義》二卷，《禅定》一卷，《衆經通序》二卷。總起來說，真谛翻譯的有經，有論，有釋經論，有論釋。有的時候論偈[16]單寫別行，如果與疏相區別則稱爲經本、論本。而呂澂先生在《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則采用了《開元錄》的記載，認定真谛翻譯的書籍有四十九部，一百四十幾卷。並刊定現存書籍爲二十六部，八十七卷。呂澂考定的數目比湯用彤考定的少了一二百卷。

　　要之，真谛所翻譯的經論，《續高僧傳》卷一記載爲：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曆代叁寶記》記載爲：四十八部，二百叁十二卷；賴永海主編的《中國佛教百科全書》曆史卷采用了《開元釋教錄》第七卷的記載：叁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這些差異主要是所采用的考據不同、認定標准差異造成的。盡管在真谛的翻譯成績方面說法有些差異，但是《續高僧傳》、《曆代叁寶記》認定的數字都在二百卷以上。與玄奘和鸠摩羅什相比，真谛在惡劣的社會條件下能夠取得這樣的譯經成績是難能可貴的。

　　我們不妨略作對比來說明問題：

　　唐玄奘西行的時候雖然是混藏在逃難隊伍中才得以遁出國境的，但是，他回來的時候則正值唐朝的鼎盛時期，他返回長安的時候，群衆夾道歡迎，他的翻譯工作得到了唐朝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保護：政府任命房玄齡負責監護他的翻譯，翻譯費用由朝廷撥款，翻譯場所(弘福寺、慈恩寺、玉華殿)由政府提供，翻譯隊伍非常龐大。蔣維喬在《中國佛教史》《唐之諸宗》一章中說：“玄奘門下，弟子叁千，達者七十，其盛可比孔子”。[17]

　　鸠摩羅什從西域來華的時候，雖然時逢五胡亂華、十六國競起的亂世，但是他深得當時勢力強大的前秦王苻堅的崇敬，以至于苻堅派大臣呂光率軍遠征，把他從西域奪到長安。後秦姚興即位後，以國師之禮待之，賜給他逍遙園作爲翻譯場所。鸠摩羅什的翻譯隊伍也頗具實力，其門徒如雲，號稱叁千余人。翻譯《法華經》的時候，各地研究義學的沙門，聚集在譯場中的多達兩千余人。他門下還有“關中四傑”——道生、僧肇、道融、僧睿。

　　真谛就沒有這些優越條件。他從南海到都城建康，在路上就耗去了近兩年的時間，剛到建康又遇到了侯景之亂。然後他被迫轉徙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各地，居無定所，顛沛流離。他的翻譯場所多是一些寺院或者居士提供的，經費來源也不象玄奘和鸠摩羅什那麼充足。這樣比較起來，他能夠翻譯出二百多卷佛經實屬不易，他的契而不舍的精神和頑強的毅力是讓人肅然起敬的。正是由于這些原因，真谛在佛教史上確立了自己四大譯師之一的牢固地位。

　　--------------------------------------------------------------------------------

　　[1][唐]道宣撰《續高僧傳》卷一，《拘那羅陀轉》。《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0卷，第430頁。

　　[2]同上書，第429頁。

　　[3]同上書，同上頁。

　　[4]轉依，佛教用語。法相宗所說徹底轉變我執、法執之二障，以證得涅槃、菩提之二果。這是其全部修習的最高目標。

　　[5][唐]道宣撰《續高僧傳》卷一，《拘那羅陀傳》。《大正藏》第50卷，第430頁。

　　[6][唐]道宣撰《續高僧傳》卷一，《拘那羅陀傳》。《大正藏》第50卷，第430頁。

　　[7]圓寂：佛教名詞。佛教對于僧尼死亡的美稱。

　　[8]荼毗：出家人圓寂後焚身。

　　[9][唐]道宣撰《續高僧傳》卷一，《拘那羅陀傳》。《大正藏》第50卷，第430頁。

　　[10]同上書，同上頁。

　　[11]有宗：上座部系統“說一切有部”和“大乘有宗”的簡稱，這裏指後者。“大乘有宗”即“瑜伽行派”，主張除了心識之外，沒有任何獨立存在的客體。“瑜伽行派”傳入中國後叫法相宗或唯識宗。

　　[12][唐]道宣撰《續高僧傳》卷一，《拘那羅陀傳》。《大正藏》第50卷，第430頁。

　　[13]《解節經》：即《解深密經》，它的內容可以依據圓測《解深密經疏》中所引用的各個條目加以推測。

　　[14]《中邊分別論》：《辨中邊論》的別譯。

　　[15]《大乘唯識論》：《唯識二十論》的別譯。

　　[16]偈：梵文音譯，又稱“頌”、“伽他”等。佛經體裁之一。由固定字數的四句組成。

　　[17]蔣維喬撰《中國佛教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181頁。

《真谛略傳及其譯經成就(肖太國)》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