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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谛的譯經事業(肖太國)

  真谛的譯經事業

  肖太國

  衆所周知,佛教發源于南亞的印度,後來逐漸傳播到東亞、東南亞乃至世界各地。在傳播的過程當中,語言不通是首先需要克服的一個巨大障礙,因此,一大批佛經翻譯家應運而生。在中國,一直有“四大譯經家”之說(或曰“四大譯師”,指鸠摩羅什、真谛、玄奘、不空或義淨),而真谛就是其中非常卓越的一位。

  一、 譯經成就

  真谛是中國佛教史上四大翻譯家之一,他在華短短二十叁年期間,所翻譯的經典多達二百余卷,這個數目僅次于玄奘,而近于鸠摩羅什。雖然成就位列玄奘和鸠摩羅什之後,但是,考慮到他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的坎坷經曆,這些成績不能不令人驚歎。所以,在介紹真谛的這些翻譯成就之前,首先來介紹一下他的生平。

  (一)真谛傳略

  真谛(公元499——569年),梵名拘那羅陀或波羅末陀,華言親依。他氣質殊勝,頗富才學。包容異教,心胸開闊。閱曆豐富,勇敢卓越。《續高僧傳﹒拘那羅陀》中說:

  “拘那羅陀,陳言親依,或雲波羅末陀。譯雲真谛,並梵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優禅尼國人焉。景行澄明,器宇清肅。風神爽拔,悠然自遠。群藏廣部,罔不厝懷。藝術異能偏素谙練。雖遵融佛理,而以信道知名。遠涉艱關,無憚夷險,曆遊諸國,隨機利見。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唱叁寶。大同中,敕直後張汜等送扶南獻使返國。仍請名德叁藏、大乘諸論、雜華經等。真谛遠聞行化,儀軌聖賢,搜選名匠,惠益民品。彼國乃屈真谛,並赍經論。恭膺帝旨,既素蓄在渙然聞命,以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達于南海。”

  真谛出身于西印度優禅尼婆羅門族,年少時到處遊曆,遍訪名師,學通內外,尤其精通大乘學說。爲了弘揚佛法,他泛遊南海,後來住在扶南國(今柬埔寨)。梁武帝大同年間(公元535—545年),梁朝直後(官名)張汜送扶南國的使者回國,順便迎請佛家大德和大乘經論、《雜華》等經。扶南國推薦真谛來華,真谛欣然同意。他帶了梵本經論二百四十箱,于大同元年(546年)八月到了南海郡(今天廣東省南部),當時已經年近五十了。

  真谛在中國命運多舛,經曆坎坷。正如呂澂先生所言,他是從印度來華的翻譯家之中遭遇最爲不幸的一位。

  一方面,真谛在華期間,轉徙各地,居無定所。他于中大同元年(即546年)來到中國,當時48歲。于大建元年(即569年)去世,時年71歲。在這23年的時間裏,他輾轉于南海(今廣東省南部)、建業(今江蘇南京)、富春(今浙江省富陽縣)、豫章(今江西南昌)、新吳(今江西省奉新縣)、始興(今廣東省曲江縣)、南康(今江西省贛縣西南)、晉安(今福建省晉江縣)、梁安(今廣東省惠陽一帶)等地區,其中,從南海去建業在路上整整用了兩年的時間。可謂費盡了周折。(“沿路所經,乃停兩載”)關于真谛在華行迹,可以參看下面的《真谛在華行蹤略圖》。

  另一方面,真谛叁次啓程,希望回到故國印度,但又均告失敗。

  真谛第一次回國是在永定叁年,即559年,時年61歲。這一年或者上一年,他剛剛翻譯完了《立世阿毗昙》十卷。當時,“真谛雖傳經論”,卻感到“道缺情離,本意不申”,郁郁不能得志,難以實現自己弘揚佛法的願望,所以他“遂欲泛舶,往楞伽修國”。由于“道俗虔請,結誓留之”,他“不免物議,遂停南越”,沒有回去。于是住在晉安,與僧宗、法准、僧忍等人核對以前所翻譯的經論。

  真谛第二次回國是在天嘉二年,即561年,時年63歲。由于漂泊不定,不能夠穩定下自己的心情(“飄寓投委,無心甯寄”),真谛又乘船去梁安郡,再換乘大船,想回印度(“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裝大舶欲返西國”),可是弟子們再叁勸阻,太守王方奢也虔誠邀請,真谛只好“權止海隅”,在建造寺翻譯《谛節經》一卷,《義疏》四卷。

  真谛第叁次回國是在天嘉叁年,即562年,時年64歲。是年九月,他又從梁安出發,“泛舶西引”,想回天竺。可是,由于“業風賦命”,遇到了大風,船只又于十二月“飄還廣州”。刺史歐陽頠邀請他住在製旨寺,“請翻新文”。真谛看

  到“西還無措”,就與慧恺等人一起翻譯《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

  不但回國無望,真谛留在中國翻譯和傳播佛教唯識宗思想的願望也難以實

  表注:背景圖取自韓國磐《魏晉南北朝史綱》,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332頁。

  現。據《拘那羅陀傳》(即真谛傳記,道宣《續高僧傳》卷一)所說,當時,反對真谛的人攻擊他所翻譯和介紹的學說有礙統治,有傷風化,不宜提倡:“言乖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所以,他的學說在陳代始終沒有流行。由于印度大乘佛學反映平民思想,與統治階級關系不甚密切,而真谛又受到這些思想的影響,在他所翻譯的理論裏,存在著“轉依”之類的概念,它的含義與“解脫”相近,追求從根本(所依)上著眼,來消滅錯誤的認識,而另外建立正確的認識。這種思想隱含著變革社會現實的要求,對當時的統治者構成了妨礙,因而得不到統治階級的支持,自然不能大行其道。這是真谛的思想不能流行的原因之一,詳細原因放在後文“義學大師”部分進行分析。

  由于環境異常惡劣,抱負很難實現,真谛非常郁悶,幾次想到了自殺。光大二年(568年),他已經70歲了,由于“厭世浮雜,情弊形骸”,他悲觀厭世地跑到南海的北山,“將捐性命”,可是自殺沒有實現。當時“正講俱舍”的慧恺聽到消息“聞告馳往”。前去的人很多,“道俗奔赴,相繼山川”。此後, 刺史歐陽纥派人“伺衛防遏”, 守護著他,防止他再尋短見。

  對于命運不濟,真谛師徒曾經悲歎不已。真谛自殺未遂,回來以後,慧恺等人“如先奉侍”他。有一天,真谛“喟然憤氣沖口者叁”,長長地悲歎了叁聲,慧恺“問其故”,真谛回答說,“但恨弘法非時,有阻來意耳。”只恨自己生不逢時,弘揚佛法不能如願。慧恺“聞之如噎”,過了一會兒“聲淚俱發”,然後跪倒在地說:“大法絕塵,遠通赤縣”,立志日後要傳播師傅的學說。

  真谛爲人嚴肅,性喜幽閑。不貪享樂,生活節儉。據說他還有神通之術。《續高僧傳》說,真谛定力很大,不可估量:“神思幽通,量非情測”。他一般離群索居,住處“四絕水洲”。他生活“節儉知足”,即使天氣寒冷,也不多穿一件衣服。有一天 ,已經“氣屬嚴冬”,他“衣服單疏”,而且已經“忍噤通霄”了,弟子們“終夜靜立奉侍”。當他睡著了以後,弟子慧恺悄悄地“以衣被覆之”,真谛覺察到了以後,把衣被“曳之于地”。據說真谛有很多神異的事情。他住在一個四面環水的小島上。有一天,弟子歐陽纥陪他回小島,歐陽纥見到波濤洶湧,就不敢渡水。真谛則把坐具鋪到水面上,自己坐到坐具上,好象乘船一樣,漂到對岸,而且“坐具不濕”。有的時候他拿一片荷葉,“搨水乘之而度”。

  真谛于大建元年(569年)71歲的時候“遘疾”,臥病在床,留下遺言,“嚴正勖示因果”,把它交給弟子智休。這一年正月十一日中午圓寂。十二日,在潮亭荼毗,人們建塔供養。十叁日,僧宗、法准等人各帶經論“還返匡山”。沙門法海把真谛的文章結集成書。

  雖然“時逢喪亂”, 社會環境比較動蕩,真谛剛到建業就遇到了梁朝末年的政變。而且在以後的日子裏,他一直在顛沛流離,到處流浪,生活環境很不穩定,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的追求。他以非凡的毅力“隨方翻譯”, “ 流離弘化,隨方卷行”,繼續著自己的佛經翻譯事業,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真谛不僅從事佛經翻譯工作,還對所翻譯的佛經進行講解,而且撰寫了很多注疏。湯用彤先生認爲,真谛不僅僅是一位譯經大家,還是一位義學大師。真谛窮其畢生精力所傳播的思想是印度瑜伽行派的學說,即“唯識無塵”的“有宗”思想,他對佛教思想的貢獻體現在推崇、傳播《攝大乘論》和開創、發展攝論學派上。

  綜上所述,真谛在中國二十叁年期間,飽經磨難,曆經坎坷。然而,在這樣的逆境之中,他竟然翻譯了的衆多的經論,成爲名副其實的佛經翻譯大家。下面介紹一下他的翻譯成就。

  (二)譯經成就

  真谛在華翻譯佛經的時間縱跨了南朝梁、陳兩代,共計二十叁年。這個數字是從真谛大同元年(546年)48歲來華,到大建元年(569年)71歲圓寂,計算得出的。真谛所翻譯的經論等共有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根據湯用彤的考證,到梁朝時達到叁百多卷。真谛帶來的經書共有二百四十捆,其中《華嚴經》、《涅槃經》、《金光明經》的梵文本在建康,其余的在廣州製旨寺、王園寺。翻譯出來的經書僅僅只有幾捆,占他所帶來經書的很小一部分。據《續高僧傳﹒拘那羅陀》記載:

  “今總曆二代共通數之,故始梁武之末,至陳宣即位,凡二十叁載,所出經論記傳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微附華飾,盛顯隋唐,見曹毗別曆及唐貞觀內典錄。余有未譯梵本書並多羅樹葉。凡有二百四十甲。若依陳紙翻之,則列二萬余卷。今見譯訖,止是數甲之文,並在廣州製旨王園兩寺。是知法寶弘博,定在中天;識量玼瑣,誠歸東夏。何以明之?見譯藏經減叁千卷,生便棄擲,習學全希。用此量情,情可知矣。”

  真谛所翻譯的經典有《解節經》、《決定藏論》以及《轉識論》、《顯識論》、《叁無性論》(這叁部論都注明了是從《無相論》中引出,論記說《無性論》就是《顯揚聖教論》的無性品),天親的《佛性論》、無著的《中邊分別論》以及世親的《大乘唯識論》。按照湯用彤先生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的考證:

  真谛翻譯時間不詳的重要經典有:《叁無性論》兩卷,《顯識論》一卷,《轉識論》一卷,《無相思塵論》一卷,《大涅槃經論》一卷,《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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