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谛的译经事业

　　肖太国

　　众所周知，佛教发源于南亚的印度，后来逐渐传播到东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在传播的过程当中，语言不通是首先需要克服的一个巨大障碍，因此，一大批佛经翻译家应运而生。在中国，一直有“四大译经家”之说(或曰“四大译师”，指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或义净)，而真谛就是其中非常卓越的一位。

　　一、 译经成就

　　真谛是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家之一，他在华短短二十三年期间，所翻译的经典多达二百余卷，这个数目仅次于玄奘，而近于鸠摩罗什。虽然成就位列玄奘和鸠摩罗什之后，但是，考虑到他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坎坷经历，这些成绩不能不令人惊叹。所以，在介绍真谛的这些翻译成就之前，首先来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一)真谛传略

　　真谛(公元499——569年)，梵名拘那罗陀或波罗末陀，华言亲依。他气质殊胜，颇富才学。包容异教，心胸开阔。阅历丰富，勇敢卓越。《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中说：

　　“拘那罗陀，陈言亲依，或云波罗末陀。译云真谛，并梵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焉。景行澄明，器宇清肃。风神爽拔，悠然自远。群藏广部，罔不厝怀。艺术异能偏素谙练。虽遵融佛理，而以信道知名。远涉艰关，无惮夷险，历游诸国，随机利见。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唱三宝。大同中，敕直后张汜等送扶南献使返国。仍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真谛远闻行化，仪轨圣贤，搜选名匠，惠益民品。彼国乃屈真谛，并赍经论。恭膺帝旨，既素蓄在涣然闻命，以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达于南海。”

　　真谛出身于西印度优禅尼婆罗门族，年少时到处游历，遍访名师，学通内外，尤其精通大乘学说。为了弘扬佛法，他泛游南海，后来住在扶南国(今柬埔寨)。梁武帝大同年间(公元535—545年)，梁朝直后(官名)张汜送扶南国的使者回国，顺便迎请佛家大德和大乘经论、《杂华》等经。扶南国推荐真谛来华，真谛欣然同意。他带了梵本经论二百四十箱，于大同元年(546年)八月到了南海郡(今天广东省南部)，当时已经年近五十了。

　　真谛在中国命运多舛，经历坎坷。正如吕澂先生所言，他是从印度来华的翻译家之中遭遇最为不幸的一位。

　　一方面，真谛在华期间，转徙各地，居无定所。他于中大同元年(即546年)来到中国，当时48岁。于大建元年(即569年)去世，时年71岁。在这23年的时间里，他辗转于南海(今广东省南部)、建业(今江苏南京)、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县)、豫章(今江西南昌)、新吴(今江西省奉新县)、始兴(今广东省曲江县)、南康(今江西省赣县西南)、晋安(今福建省晋江县)、梁安(今广东省惠阳一带)等地区，其中，从南海去建业在路上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可谓费尽了周折。(“沿路所经，乃停两载”)关于真谛在华行迹，可以参看下面的《真谛在华行踪略图》。

　　另一方面，真谛三次启程，希望回到故国印度，但又均告失败。

　　真谛第一次回国是在永定三年，即559年，时年61岁。这一年或者上一年，他刚刚翻译完了《立世阿毗昙》十卷。当时，“真谛虽传经论”，却感到“道缺情离，本意不申”，郁郁不能得志，难以实现自己弘扬佛法的愿望，所以他“遂欲泛舶，往楞伽修国”。由于“道俗虔请，结誓留之”，他“不免物议，遂停南越”，没有回去。于是住在晋安，与僧宗、法准、僧忍等人核对以前所翻译的经论。

　　真谛第二次回国是在天嘉二年，即561年，时年63岁。由于漂泊不定，不能够稳定下自己的心情(“飘寓投委，无心宁寄”)，真谛又乘船去梁安郡，再换乘大船，想回印度(“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可是弟子们再三劝阻，太守王方奢也虔诚邀请，真谛只好“权止海隅”，在建造寺翻译《谛节经》一卷，《义疏》四卷。

　　真谛第三次回国是在天嘉三年，即562年，时年64岁。是年九月，他又从梁安出发，“泛舶西引”，想回天竺。可是，由于“业风赋命”，遇到了大风，船只又于十二月“飘还广州”。刺史欧阳頠邀请他住在制旨寺，“请翻新文”。真谛看

　　到“西还无措”，就与慧恺等人一起翻译《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

　　不但回国无望，真谛留在中国翻译和传播佛教唯识宗思想的愿望也难以实

　　表注：背景图取自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332页。

　　现。据《拘那罗陀传》(即真谛传记，道宣《续高僧传》卷一)所说，当时，反对真谛的人攻击他所翻译和介绍的学说有碍统治，有伤风化，不宜提倡：“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所以，他的学说在陈代始终没有流行。由于印度大乘佛学反映平民思想，与统治阶级关系不甚密切，而真谛又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在他所翻译的理论里，存在着“转依”之类的概念，它的含义与“解脱”相近，追求从根本(所依)上着眼，来消灭错误的认识，而另外建立正确的认识。这种思想隐含着变革社会现实的要求，对当时的统治者构成了妨碍，因而得不到统治阶级的支持，自然不能大行其道。这是真谛的思想不能流行的原因之一，详细原因放在后文“义学大师”部分进行分析。

　　由于环境异常恶劣，抱负很难实现，真谛非常郁闷，几次想到了自杀。光大二年(568年)，他已经70岁了，由于“厌世浮杂，情弊形骸”，他悲观厌世地跑到南海的北山，“将捐性命”，可是自杀没有实现。当时“正讲俱舍”的慧恺听到消息“闻告驰往”。前去的人很多，“道俗奔赴，相继山川”。此后， 刺史欧阳纥派人“伺卫防遏”， 守护着他，防止他再寻短见。

　　对于命运不济，真谛师徒曾经悲叹不已。真谛自杀未遂，回来以后，慧恺等人“如先奉侍”他。有一天，真谛“喟然愤气冲口者三”，长长地悲叹了三声，慧恺“问其故”，真谛回答说，“但恨弘法非时，有阻来意耳。”只恨自己生不逢时，弘扬佛法不能如愿。慧恺“闻之如噎”，过了一会儿“声泪俱发”，然后跪倒在地说：“大法绝尘，远通赤县”，立志日后要传播师傅的学说。

　　真谛为人严肃，性喜幽闲。不贪享乐，生活节俭。据说他还有神通之术。《续高僧传》说，真谛定力很大，不可估量：“神思幽通，量非情测”。他一般离群索居，住处“四绝水洲”。他生活“节俭知足”，即使天气寒冷，也不多穿一件衣服。有一天 ，已经“气属严冬”，他“衣服单疏”，而且已经“忍噤通霄”了，弟子们“终夜静立奉侍”。当他睡着了以后，弟子慧恺悄悄地“以衣被覆之”，真谛觉察到了以后，把衣被“曳之于地”。据说真谛有很多神异的事情。他住在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上。有一天，弟子欧阳纥陪他回小岛，欧阳纥见到波涛汹涌，就不敢渡水。真谛则把坐具铺到水面上，自己坐到坐具上，好象乘船一样，漂到对岸，而且“坐具不湿”。有的时候他拿一片荷叶，“搨水乘之而度”。

　　真谛于大建元年(569年)71岁的时候“遘疾”，卧病在床，留下遗言，“严正勖示因果”，把它交给弟子智休。这一年正月十一日中午圆寂。十二日，在潮亭荼毗，人们建塔供养。十三日，僧宗、法准等人各带经论“还返匡山”。沙门法海把真谛的文章结集成书。

　　虽然“时逢丧乱”， 社会环境比较动荡，真谛刚到建业就遇到了梁朝末年的政变。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在颠沛流离，到处流浪，生活环境很不稳定，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追求。他以非凡的毅力“随方翻译”， “ 流离弘化，随方卷行”，继续着自己的佛经翻译事业，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真谛不仅从事佛经翻译工作，还对所翻译的佛经进行讲解，而且撰写了很多注疏。汤用彤先生认为，真谛不仅仅是一位译经大家，还是一位义学大师。真谛穷其毕生精力所传播的思想是印度瑜伽行派的学说，即“唯识无尘”的“有宗”思想，他对佛教思想的贡献体现在推崇、传播《摄大乘论》和开创、发展摄论学派上。

　　综上所述，真谛在中国二十三年期间，饱经磨难，历经坎坷。然而，在这样的逆境之中，他竟然翻译了的众多的经论，成为名副其实的佛经翻译大家。下面介绍一下他的翻译成就。

　　(二)译经成就

　　真谛在华翻译佛经的时间纵跨了南朝梁、陈两代，共计二十三年。这个数字是从真谛大同元年(546年)48岁来华，到大建元年(569年)71岁圆寂，计算得出的。真谛所翻译的经论等共有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根据汤用彤的考证，到梁朝时达到三百多卷。真谛带来的经书共有二百四十捆，其中《华严经》、《涅槃经》、《金光明经》的梵文本在建康，其余的在广州制旨寺、王园寺。翻译出来的经书仅仅只有几捆，占他所带来经书的很小一部分。据《续高僧传﹒拘那罗陀》记载：

　　“今总历二代共通数之，故始梁武之末，至陈宣即位，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微附华饰，盛显隋唐，见曹毗别历及唐贞观内典录。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甲。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今见译讫，止是数甲之文，并在广州制旨王园两寺。是知法宝弘博，定在中天；识量玼琐，诚归东夏。何以明之？见译藏经减三千卷，生便弃掷，习学全希。用此量情，情可知矣。”

　　真谛所翻译的经典有《解节经》、《决定藏论》以及《转识论》、《显识论》、《三无性论》(这三部论都注明了是从《无相论》中引出，论记说《无性论》就是《显扬圣教论》的无性品)，天亲的《佛性论》、无着的《中边分别论》以及世亲的《大乘唯识论》。按照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的考证：

　　真谛翻译时间不详的重要经典有：《三无性论》两卷，《显识论》一卷，《转识论》一卷，《无相思尘论》一卷，《大涅槃经论》一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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