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佛衣銘》解析
思齊
劉禹錫(772-842)是唐代著名文學家、哲學家，字夢得，出生在嘉興(今屬浙江)，19歲左右遊學長安。貞元九年與柳宗元同榜登進士第。其詩歌與白居易齊名，世稱“劉白”。
劉禹錫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他與佛教結緣是源于他的屢次遭貶。在長期被貶谪的日子裏，劉禹錫所擔任的大多是有職無權的閑官。他無事可做，難以實現自己的抱負，因而內心十分苦悶，他希望能找到一種排遣內心憂愁苦悶的方法。在這種苦悶的心境之下，他開始研讀佛經，頻繁與高僧往來，從中尋求解決人生痛苦煩惱的方法。隨著對佛教理解的日益深入，他從當初的好奇，已經變爲深深了解個中叁昧，以至達到了“事佛而佞”的地步。
劉禹錫在研讀佛經和與高僧往來的過程中，還經常以詩文作爲弘法的工具來宣揚佛法，表達自己的修行體驗。他一生寫了大量佛教詩詞，對弘揚佛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劉禹錫還應邀爲六祖慧能禅師撰寫了《六祖大鑒禅師第二碑》，在碑銘中劉禹錫詳細介紹了六祖慧能大師的生平業績，並對慧能大師的一生給予高度評價。
劉禹錫在撰寫過《六祖大鑒禅師第二碑》之後，又作了《佛衣銘》並序以論述佛衣不傳之事。 《佛衣銘》並序全文如下：
吾既爲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日：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裏。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摩救世，來爲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複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爲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爲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必有張，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朽，衣于何有。其用已陳，孰非刍狗。
在《佛衣銘》序文中，劉禹錫介紹了自己撰寫《佛衣銘》是因爲在撰寫過《曹溪第二碑》之後，念及六祖慧能之後佛衣不傳之事而作。
在《佛衣銘》開端四句“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中，詩人認爲，佛陀住世之時，佛弟子都是以佛爲師，佛陀的旨意大衆都會遵照執行，而在佛陀入滅之後，由于沒有佛的言教約束，很多人都不能嚴格按照戒律的要求來做。于是便出現了戒律松弛的狀況·。很多修行人開始關注名聞利養，爲了得到禅宗傳人的正宗地位，他們都開始把目光投向代表禅宗接法信物的衣缽。這樣，衣缽就成了後世禅子相互爭奪的對象。詩人在銘文中不無感慨地說，
“忽近貴遠，古今常情”。詩人認爲自古以來，人們都是忽視近代的東西，而重視遠古的東西，衣缽之爭就能說明這個問題。
其實對于佛衣之爭，在佛世之時並不存在。佛陀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衆皆默然，唯有迦葉尊者破顔微笑。佛陀便說：
“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诃迦葉。”佛陀于是將“以心印心”的微妙心法傳付給摩诃迦葉。同時將代表接法信物的衣缽傳付給迦葉尊者。迦葉尊者很自然地成爲大家公認的這一微妙法門的傳人。
達摩禅師傳法給慧可禅師之時，也傳付了作爲接法信物的衣缽。慧可之後的傳法也都傳付了衣缽作爲信物。
佛在世時傳付衣缽並不存在爭端，到五祖弘忍之時，由于弘忍將衣缽傳付給六祖慧能，引起了神秀及其他弟子的妒忌，于是在僧徒之間便有衣缽之爭。弘忍禅師在傳付衣缽之時就已經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他在傳法給六祖慧能時說：
“昔達摩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爲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爲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
六祖慧能接法之後，遵從弘忍大師的教導，在傳法給弟子之時，只傳付心法，不再傳付衣缽，免除了衣缽爭奪之患。
銘文“尼父之生，土無一裏。·夢奠之後，履存千祀”四句，是爲了說明人們“忽近貴遠”的心態而作。詩人認爲，孔子當年降生之時，家境貧寒，所居之地非常狹小。但是此後他的名聲漸漸爲人所知，成爲當時著名的教育家。他培養的很多弟子都在各地爲官。由于孔子的名聲很大，所以在他死後，很多政要名流都親自來爲他祭奠。在他過世後很多年，一直有人來祭祀他的功業。這說明，孔子雖然過世了很多年，但人們仍然在紀念他。
“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摩救世，來爲醫王”四句，以比喻的手法說明禅宗之所以能在東土傳承，是因爲達摩禅師的東來，他就像一個大醫王，來救濟中土處于苦難的衆生。
達摩大師在來東土之前，其師父達摩多羅叮囑他，將來應當到中土弘法，那裏有很多人需要救拔。達摩禅師在接法之後，便聽從師父的教導泛海來到中國，先見到梁武帝，因言語不契，于是北上嵩山面壁九年，傳法給弟子慧可，使“直指人心”的微妙之法得以在東土弘傳。此後形成一花開五葉的繁盛局面，使很多人得以明心見性。
“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複關”四句，是對達摩東來的進一步論述。銘文說達摩禅師因與梁武帝見解不同，話不投機，達摩才一葦渡江，來到嵩山。這就像一個奉命出使之人，雖到異國他鄉，因爲沒有人能真正了解他，不能達到真正出使的目的。銘文中的“符節”是出使之人在出使他國時所持的代表王權的信物。
“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爲貴”四句，!是說持節出使的官員，雖然官位很高，但因所到之地的百姓並不知其真實身份，看到車輛到來，便心生畏懼，悄悄離去。詩人用“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來比喻世俗之人不知佛陀傳付衣缽的目的，是爲了傳付“直指人心”的心法，而他們卻舍本逐末，誤認爲得到了衣缽就等于明了佛教心法之旨意。所以他們把衣缽看得非常重要。
六祖慧能禅師認爲衣缽只是代表得法的信物，而真正傳付的是以心印心的心法。如果真正得到了傳法，是用不著擔心別人不信。所以，他在傳法時，只傳付心法，不再傳給代表信物的衣缽。慧能大師在傳法給青原行思時說：
“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
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心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
(見《五燈會元》卷五)”
劉禹錫在銘文中說“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爲寶”。這四句告訴我們，道並不在衣上。衣只不過是種信物而已。二祖慧可得法時對達摩禅師說：
“法既以心傳心，複無文字，用此袈裟何爲
”大師雲：
“內授法印，以契證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雖則袈裟不在法上，法亦不在袈裟，于中叁世諸佛遞相授記。我今以袈裟亦表其信，令後代傳法者有禀承，學道者得知宗旨。斷衆生疑故。”達摩禅師告訴慧可禅師說，袈裟不在法上，法也不在袈裟上，但是叁世諸佛遞相傳授，袈裟是作爲信物，讓今後的傳法者有所依憑。但是一般人卻認爲有了衣缽就等于得到真正的傳承，所以，他們都把衣缽作爲至寶。
“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蚩蚩”，以六祖慧能的經曆告訴人們，六祖禅師在還沒有爲人所知之時，其出身寒微。到黃梅之後，還被人看不起。到他後來接法之後，又回到南方，才逐漸被人所知，那些原來不太重視他的人也猛然覺醒。這說明，人們通常只重視代表名聲的東西，而不注重實際。
詩人又從另外的角度認爲，佛教傳法之所以用衣缽這樣的信物，是讓後世傳法者看到信物，有所依歸。這是佛陀和曆代祖師爲了接引衆生而開設的方便之門，並不只是爲了傳付衣缽。因此，詩人在銘文中說：
“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
詩人在銘文中說：
“初必有張，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在這段銘文中，詩人指出，雖然傳付衣缽廣爲人知，但這種方式也應該有結束的時候。世間的萬物都有生滅，作爲傳法信物的袈裟也不能作爲長久的依托。衣缽以後不傳了，心法依然會流傳不衰。
詩人在銘文最後說“我道無朽，衣于何有。其用已陳，孰非刍狗”。這是對佛衣的總體評說。詩人認爲，佛從靈山會所傳的“直指人心”的心法永遠不會壞朽，但是現在傳付袈裟作爲信物的形式已經沒有了。這種傳統的傳付衣缽作爲信物的形式已經顯得過時了，這與用來祭祀所用的草紮成的狗沒什麼兩樣。刍狗等到祭祀一結束就被扔掉或燒掉了，而衣也不再會用作傳法的信物了。
劉禹錫在《佛衣銘》中，通過各種不同修辭和論證方法宋論述了佛法不在衣上，衣也不在佛法上的道理。由此，作者認爲，衣缽作爲傳法信物的曆史，應當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改變，若一味地堅持用衣缽作爲信物，不僅會引起爭端，而且還會引起傳法的混亂，衣缽也起不到信物的作用了。所以，劉禹錫主張傳付心法最重要的是在于內心，並不需要在乎外在的形式。